【摘要】：全面讲述美国传播研究建制化的故事，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为此，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两所大学，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和东兰辛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这种选择延续了本书“亲身回忆”的原则，因为我们两人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加入了这两所学校——查菲是威斯康辛大学，罗杰斯则是密歇根州立大学。
全面讲述美国传播研究建制化的故事，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此处关心的是这一领域的开端。通过详细讲述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在代表性大学中扎根初期的一些细节，我们希望能够给予这个故事以最好的解释。为此，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两所大学，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和东兰辛(East Lansing)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这种选择延续了本书“亲身回忆”的原则，因为我们两人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加入了这两所学校——查菲是威斯康辛大学，罗杰斯则是密歇根州立大学。不过，还有更好的原因关注这两所“十大联盟”(Big Ten)[2]大学。就传播研究的研究人员与博士学位授予量而言，这两所大学很多年来稳居这一领域的前列，绝少匹敌。然而，它们的建制结构却又迥然不同。我们用这两个案例表明，传播研究如何在我们所称的第二类、第三类大学中分别建立起来，而又未能在相对古老的第一类大学中出现。
我们应该为其他著作留下空间，让它们去讲述关于传播研究如何改变演讲学与新闻学，以及它本身如何从社会科学转变成更为折中的跨学科活动的长故事(Rogers，1994)。不过，施拉姆曾在他为本章所写的提纲中，认为应该在这里就建制化的初始过程添上一些东西，包括标志着传播研究更深层、更具实质性变化的学术机构名字的改变。我们没有严格遵从施拉姆所写的提纲，因为本章已经变为我们的故事。不过，他为写作本书最后一章而列出的全部要点，我们依然均将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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