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会和刊物

最早以单独形式实现传播研究建制化的学术领域是演讲学，第一个学术组织使用的就是这个名称。其发展历程与施拉姆及本书提到的绝大多数大学、学者与学术政治家均无关系。学术领域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组建学术团体，出版研究期刊。因为包括终身职位和其他质量控制评估等在内的学术工作是建立在同行评议(peer review)基础之上的，建立学术领域的第一步就是创造与散处各地的同行们分享研究成果的渠道。

传播学并没有很快组建这种专业组织，部分原因是施拉姆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大学课程设置、传播学院系和研究所的组建以及书籍出版等方面而不是期刊和会议论文上了。其他学者几乎是在不经意间逐步组建了代表传播研究整体的跨大学实体。1950年前后，成立了美国传播研究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NSSC)，学会会刊《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也于次年出版。［33］经过部分重建，美国传播研究学会(NSSC)1968年更名为“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ICA年会和会刊今天已经成为传播学者的主要聚集场所。

组建美国传播研究协会(NSSC)始于美国演讲学会(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n，SAA)内部异见者的分离运动，该学会由全美数千从事修辞、讨论与争议、辩论、公共演讲等教学工作的教师组成。［3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个研究口头表达的新领域，如言语障碍、广播等，开始脱离演讲系组建自己独立的系，并获得了成功。一些对这种分离趋势感到忧虑的演讲学教授开始把传播学看作是能够维持统一体的统称，看作是一个可以分析一般传播行为而不是教学官方称谓的学科。他们强调，建立NSSC是为了研究传播，而传播不仅表现为这些新的知识传统，也涵盖了一般语义学、临床方法、阅读和听力的经验研究，以及传播过程的抽象模型。这被当作是演讲学内部的一种改革运动，其具体目标是建立一门理论概论课程，以取代大多数学院作为专业入门课程的演讲表演(speech performance)。

NSSC在组建初期发展并不太顺利，学术年会与美国演讲学会合作举办，所以它有时看起来就像是美国演讲学会这个大组织的一个特别兴趣小组。NSSC的会员在1957年超过了500人，达到了一个暂时高峰，但当次年该会领导层决定在演讲学会之外的时间、地点举办年会时，其会员人数骤降到300人左右。NSSC的前三任会长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保罗·巴格威尔(Paul D．Bagwell)、明尼苏达大学的拉尔夫·尼科斯(Ralph G．Nichols)和丹佛大学的埃尔伍德·默里(Elwood Murray)。《传播学刊》的首任主编(1951－1952)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托马斯·刘易斯(Thomas Lewis)，这位主编甚至会为找到足够的内容填满每年两期刊物而发愁。所有这些领导者，实际上几乎所有NSSC的会员，都是演讲学会的正式会员。他们都有传统演讲学和修辞学的知识背景，只不过对传播研究在现代大学中获得立足之地有些笼统的看法。他们的愿望之一是，传播学概论能够成为大学所有院系的必修课，而不仅仅是在演讲系中。［35］

NSSC的出现与施拉姆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传播研究领域各部分的合并过程齐头并进，但它们之间没有多少联系。20世纪40年代，爱荷华和伊利诺斯演讲系的教授们回避着施拉姆的社会科学博士项目，施拉姆与NSSC创建时代的唯一明确联系似乎是，1951年成为NSSC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普通语义学家温德尔·约翰逊(Wendell Johnson)曾经是施拉姆的言语治疗师，而这已经是施拉姆离开爱荷华数年之后的事了。施拉姆在本书前几章详细描述的那四位先驱建立的研究项目，与NSSC联系最为密切的可能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富兰克林·诺尔(Franklin Knower)，霍夫兰二战期间的研究曾经引用过他早年的劝服技能课堂实验(Hovland et al．，1953;Hovland et al．，1949)。诺尔是NSSC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似乎在其中并没有担当多么积极的组织角色。

NSSC及其《传播学刊》不仅独立于施拉姆的扩张轨迹，而且在其头十几年里也几乎在任何意义上保持着相对隔绝的组织运作。成立15年后，NSSC仍然只有大约500位会员。它的工作分散在许多方向上，包括方言研究、集中设计的研究项目和行业培训计划等。大约在1965年，NSSC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通过会议交流和在《传播学刊》发表文章以促进会员的研究上。1968年，NSSC的会员翻了一番，并将在随后的12年里再度翻番。1967－1969年间，通过重组NSSC，创建了独立(于演讲学会，SAA)的国际传播学会(ICA)，其会员主要是社会与行为科学家，并由小的行政管理层和一系列研究分部组成。国际传播学会的主要功能是出版《传播学刊》(另外几种学术刊物也将在几年后创办)与举办年会，年会上的主要活动就是发表原创研究和理论文章的摘要，并进行讨论。这些活动满足了研究性大学对学术研究的同行评议和发表的要求。然而，学会的名称由“全国”改为“国际”主要是表象而不是事实，超过90%的会员是美国公民，其次则是加拿大人。直到1977年的西伯林会议，ICA才第一次在北美以外的地方举办年会。［36］

在传播研究建制化历程中，1968年NSSC改造为ICA具有历史标志意义。正如学会宗旨(introductory instruction)和服务活动所强调的，学会淡化了其创办时与演讲学的那种同一性关系。学会建立了四个分部:信息系统、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NSSC时期一直由研究劝说或其他方面的演讲学者排他性担任的学会主席一职，现在开始由来自这些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的学者们轮流担任。

学会内部，由普渡大学的查尔斯·雷丁(W．Charles Redding)领导的组织传播研究小组特别强大。自NSSC创办直到1963年担任其主席，雷丁在学会里一直很活跃。20世纪50年代很少被看作是一个独立学术领域的人际传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迅猛，并成为ICA最大的分部。尽管与演讲学会(SAA)共享会员仍然是一项惯例，但ICA也会从新闻教育协会(AEJ)和其他大众传播研究团体吸收一些重要会员——对于这些人而言，“传播”指的是他们在施拉姆的书中所读到的而不是NSSC创建者们所理解的东西。

ICA与施拉姆传统发生联系的第一个清晰信号是爱荷华大学的麦克莱恩在1971年当选为ICA主席。［37］麦克莱恩是第一位具有新闻与大众传播背景的ICA主席。不过，他绝不是领导这个组织的第一位演讲学之外的行为研究科学家，早在1953年，言语治疗师哈罗德·莱利怀特(Herold Lillywhite)就曾担任过NSSC主席。虽然只有C.J.多佛(C．J．Dover)这位商务顾问曾在1965年担任过NSSC主席从而成为学会唯一一位非学术领导人，但其与业界的联系也非常重要。施拉姆的斯坦福同事南森·麦科比从1974－1975年起担任了ICA的主席。换句话说，随着学会的发展，它变得多元化了，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施拉姆所构想的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传播学。

与学会扩大会员齐头并进，截至1974年，《传播学刊》也在逐步演化。1953年，弗朗西斯·卡地亚(Francis A．Cartier)担任主编时，曾经为找到足够的文章填满薄薄的季刊而大费周章。在此后的20年里，在主编三年任期制度下，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起来，并通过多样化的编辑委员会处理论文。《传播学刊》为NSSC/ ICA会员提供了一个包括经验研究、学术评论、理论分析、学会自身发展的报告、如何进行交流或教学的建议，甚至隐喻式娱乐——例如，达内尔(Darnell)1967年的文章，“How Much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huck?”(《一个土拨鼠能扔掉多少大木头?》)——等在内的多项内容的文章汇编。

ICA的出版规划在1974年进行了激进式重建，以反映学会内部学科边界的发展。《传播学刊》的主编一职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院长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长期担任。基于一份独特的协议，在格伯纳18年的主编任职期间，《传播学刊》由安娜堡学院与ICA联合运作［38］(在此之后，刊物又重归ICA所有)。格伯纳采用了更具有杂志风格(magazine-like)的版式，偏重于短文章，并经常发表有关大众传播机构文化与政策方面的内容。格伯纳任职期间，《传播学刊》的规模和发行量都增加了一倍多，这主要应该归因于受其新版式和聚焦大众媒介所吸引的学界之外的订户。［39］

为了服务大量行为科学研究者，1974年ICA创办了第二份学术刊物《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首任主编杰拉德·米勒主要吸引的是与其专业领域人际传播相关的理论测验(theory-testing)经验研究。另一本经验主义取向的刊物，作为塞奇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独立投资的《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也于1974年创办。其创刊主编是任职了10年的杰拉德·克兰(F．Gerald Kline)。作为密歇根与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负责人，克兰主要吸引的是接近于施拉姆传统的大众传播学研究。克兰的刊物明显具有他本人的学术色彩，这主要是由于为其供稿的作者类型。虽然《人类传播研究》(HCR)与《传播研究》(CR)的名称看起来很相似，但其从米勒开始的编辑们主要是人际传播学者，并由此形成了它的固有特色。所以，尽管这些新的刊物都有“传播”这一笼统标签，但很快反映了这一学术领域的新结构:以研究者的人际－大众传播二元结构取代了大学中演讲学－新闻学这种教学性的二元结构。

这些强调经验研究的新刊物反过来忽视了哲学(与修辞学)取向的学者们，因此，1991年ICA创办了另一份刊物《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刊物的首任主编罗伯特·克雷格(Robert T．Craig)将其建成为理论文章与元理论(metatheorical)综述的发表场所。除了这些期刊之外，还有分别由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和言语传播学会(SCA)出版的两本历史悠久的学术性刊物《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演讲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以及其他一系列新出的期刊。

这种跨机构(transinstitutional)层面上的传播研究领域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NSSC的创办而突然发生的，也可以说是随着60年代晚期NSSC被重组为ICA，或者是在1950—1974年的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时间里逐渐发生的。当然，这个过程是与威斯康辛、密歇根州立大学等大学内部所发生的事情相互交织的——大学安置了众多学者，而这些学者又将自己的论文提交给学术会议或ICA及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虽然本章整体上强调施拉姆的重要作用，但很明显的是，即使没有他，传播研究也会发展起来，虽然可能会以较小的形式、在较晚的时间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