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媒的四大基本职能

三、关于传媒的四大基本职能

关于传媒的职能，从传媒自身来讨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这里先介绍一段黑格尔的话：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12]

显然，他区分了关于科学（新闻学应该是“科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职能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从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例如我们前面讲述的很多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主要是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的）。另一种思路，抛开与其他事物关系的定性，而只从传媒本身来确定传媒的职能。

沿着第二种思路，那么传播学关于传媒职能的论述，可能会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

图5－9　拉斯韦尔

1．拉斯韦尔和赖特关于传媒四大职能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图5－9）提出了关于传媒的三项主要职能的观点。

第一，对环境进行监测。这一条看起来很简单，不论党报党刊，还是自由主义的传媒，监测的范围、内容、角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所有传媒都有这么一个基本职能。也就是外面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如果这个变故涉及你负责传播的领域，涉及你的受众利益和兴趣，你要及时刊登，向你的受众报告。没有报告，或者报告不及时，就是失职。包括党报党刊，也有监测环境的责任。这跟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新闻的定义有关系，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叙述。新近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实，具有新闻价值，你要不向你的受众讲述这个事实，就是你的失职。

关于这个传媒的基本职能，西方往往把它形容为爬到桅杆顶端的瞭望哨。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比别人高，看得远，所以，若发现有异常的情况，他就有责任向全船人报告，以便保证大家的安全。这是对传媒环境监测的一种比喻。在中国，有一个老电影《鸡毛信》，一个小孩站在一个很高的山上，旁边立着一棵“消息树”，如果看到鬼子要进村了，这个小孩有责任马上推倒消息树，告诉乡亲们，鬼子要进村了。也就是说，媒体的职责就相当于那个站在高山上的孩子和消息树，相当于爬到桅杆顶端的瞭望哨。这是所有的媒体共有的一个基本的职能。

关于瞭望哨，这里有一张沙飞的新闻照片，这是抗日时期游击队设置的瞭望哨（图5－10）。这张照片，可以帮助我们形象地设想传媒的第一项职能——监测环境——及时、准确地向社会报告刚刚发生的涉及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沙飞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一位优秀的摄影工作者，1950年因神经病发作而打死一个日本医生，被判处死刑，很可惜。不过后来给他平反了。

第二，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关系。传媒及时发出信息，目的决不是火上浇油，加剧社会冲突。而是帮助人们及时了解情况，获得新的信息以后，调整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小到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人事关系，大到个人、团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这是传媒的一个社会职能。比如，媒体发表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新闻，那些家庭不和睦的人也许接受了这样的信息，会调整社会最小的单元——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的媒体发表了胡锦涛的讲话或温家宝视察活动的报道，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或协调中央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媒体上刊播广告，实际上建立和调整着厂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某种关系。所有的媒体，尽管刊播的内容有所差异，但是最后的目的都是这样的，使社会各部分为了适应环境，不断地调整和外部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新的关系。

图5－10　沙飞摄：瞭望哨

第三，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这也是所有传媒都拥有的一个职能，往往是无意识的职能。因为你每日每时在播出、刊登新闻的时候，把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文化基因继承下来了，同时，可能也把文化的创新记录了下来。各国媒体的文化特征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差别？原因是传媒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你会每时每刻使社会的文化遗产通过你的发表、播出代代相传。当然，这种代代相传是一种扬弃式的接受和传播。

第四，提供娱乐。前三种显示的是比较严肃的传媒职能。到了1958年，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补充了一条：提供娱乐。当大家接受前三者的时候，如果传媒再相应地提供一些娱乐内容，能够使接受者带有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传媒的娱乐职能之所以能够在1958提出来，就是因为二战后全球整体上进入了一个和平时期，尽管局部地区战争不断。这种情形下，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需要适当的娱乐，得到休整和放松。

当然，赖特的具体表述与拉斯韦尔有所不同，他把第二种职能——沟通、协调功能称为“解释和规定”的职能，第三种职能改用社会学名词“社会化”，与拉斯韦尔的切入角度有所不同。娱乐功能是他新提出的传媒职能，传媒过去也具有这种职能，但是不断发生的战争，使得人们把它忽略了。前三条是基本的，如果前三条不存在，传媒只单纯地提供娱乐，那它就不是传媒，而是游戏机，性质有点不一样了。因而，传媒的娱乐职能需建立在履行前三种职能的前提下。这一传媒的职能，各种传媒的具体表现差异很大，现在已经成为当代大众传媒业发展的强大发展动力之一。

在传播学中，还有几种赋予传媒的职能被较多地提及，但我认为不属于基本职能，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

赋予人和事物知名度。事实、人物、商品、意见等一经大众传媒的报道，就会获得一定的知名度或社会地位，从而给大众传媒支持的事物带来一种正统化的效果。社会地位的赋予功能，与大众传媒处于为数有限的信息源地位，以及大众对传媒内容生产的神秘感有关。由神秘感而带来大众对传媒的某种崇拜，使得多数人以受到传媒关注为荣。这是一种强大的现代大众心理。正是利用了大众的这种心理，传媒通过聚焦和放大事实，制造出了各种供大众追捧的“明星”。

“麻醉功能”。这是一种对传媒功能的批判性比喻。大众传媒以庞杂的信息占有了大众有限的休闲时间，导致人们疏远很多传统的社会关系；传媒以丰富多彩的内容虚幻地满足了公众，使他们从积极地参与事件，转变为消极地认识事件，降低和削弱了人们的行动能力，即“麻醉功能”。传媒对现存社会制度基本是维护和宣扬的，大众媒介持续不断的传播，使公众失去辨别力并且不假思索的顺从现状。大众传媒为争取更多的受众，自觉降低文化准入门槛，高层次的文化作品为适应大众传媒的传播，都不得不屈尊俯就。

2．瓦耶纳关于大众媒介基本职能的观点

法国新闻学家贝尔纳·瓦耶纳（Bernard Voyenne，1920—2003）从一般意义上概括过大众媒介的三项基本职能。虽然说得比较简单，但根据我们的工作、生活经验，他讲得不错，应该是经验主义的对传媒职能的认识，这里介绍给大家：

第一，主要的报道职能。传媒要是不报道新闻的话，严格说，你就不是大众传媒，你可能是纯娱乐的游戏机，或者是思想纸、文化纸、教育纸，但不是新闻纸。所以说，新闻传媒第一条任务就是报道。一旦履行了报道的职能，会带来后面的两条职能。

第二，随意的辩论职能（表达观点）。为什么说是“随意的”？因为报道中自然而然会反映出一些观点，某个人说了某个观点，是观点性事实，你报道了事实本身，也就报道了观点。还有记者在报道中无形中透露的观点倾向，还有传媒发表的时事评论，不论是否代表传媒，无形中都会带来传媒表达观点这样一种职能。

第三，附带的娱乐职能。在履行以上两项职能的同时，传媒也会提供娱乐，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履行前两项职能，单纯提供娱乐的传媒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传媒，而是游戏机一类的东西了。

3．关于传媒的“舆论监督”

可能大家会想到，前面讲到的传媒职能中没有提到“舆论监督”，只提到“监测”的职能。这里需要说一下，我国的“舆论监督”的概念，外国没有对应词，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关于传媒职能的说法，相当程度上是传媒代表某级党政权力的监督，在较小的程度上是传媒代表公众对各种社会事务的监督。

“监督”和“监测”的内涵是有差别的。监测是把一个发生的事实客观地报道出去，公众接受以后，他要根据你提供的新情况调整和外部的关系，发出一些声音，对所报道的客体造成某种精神压力。这是传媒监测产生的职能。而“监督”则是“监测＋督察”职能，带有媒体主动出击、由传媒着手解决问题的性质。

在这方面，可以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如何强调传媒的监测职能的。1849年，他们都在审理《新莱茵报》案件的法庭上发表过演说，马克思下面这段话我重新翻译了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翻译显然是有问题的：

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13]。

恩格斯也在同一个场合辩护，他谈到报刊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意思和马克思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报刊要时时刻刻维护公众的利益，对当权者进行揭露，成为对当权者监视的无处不在的眼睛。把传媒比喻为“眼睛”，就是观察，不能再有别的。

而在我国，例如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传媒经常用“监测＋督察”的方式来解决，于是就发生了“苏丹红”、“甲醛啤酒”、“冠生园月饼”等一系列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传媒事件。但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凡是媒体主动出击、首次披露，往往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过大的杀伤力。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这样的问题上，传媒实行的是一种督察功能，而不是监测功能。传媒主动出击了，可是传媒不是专业的食品安全质量的监察者。这样就存在问题了，因为媒体考虑的可能不够全面。“冠生园”用过期的月饼馅做月饼，传媒报出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全国有很多厂家都叫“冠生园”，这就造成了过大的伤害，使得跟这个事没有关系的“冠生园”品牌的月饼都卖不出去了。媒体在这个事情上出了什么问题？没有考虑或不知道全国有多个“冠生园”，没有请专业的质量检查部门出面。上海“多宝鱼事件”，传媒只是监测和报道专业部门发出的警告信息，说经过测量，多宝鱼的某些数值有问题，吃了以后可能会致癌。在这个问题上，媒体客观地报道官方技术监督部门的信息，虽然后来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和动荡小多了。在这些比较敏感的、可能会引起公众恐慌的问题上，媒体恐怕应该采用比较慎重的监测方式。

马克思对媒体职能的认识，涉及报纸的监测，谈的都是揭露事实本身造成的一种对客体精神压力，但是我们均翻译为“监督”。有一次，马克思在英国写了一本书《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他用的是德文，需要寄到德国去出版。当时他跟友人写信说：我想普鲁士政府为了本身的利益，不至于对我的手稿采取不正确的做法（没收），否则，“我就在伦敦的报纸上掀起一场恶魔似的风暴”，而且说《泰晤士报》将怎样怎样。《泰晤士报》是当时唯一的大报纸，马克思说的“恶魔似的风暴”，指的是传媒在舆论上对普鲁士当局造成的一种精神压力，即如果你要没收了我的手稿，我就会在英国的一系列大报纸上揭露你，叫你在国际社会丢脸。在这里，马克思把舆论的监督形容为“恶魔似的风暴”，把舆论的监督（并非是传媒的监督）看得非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