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议程与现实

媒介议程与现实

学者芬克豪泽(G. Ray Funkhouser, 1973a)对新闻报道与公众对事件重要程度的感知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浓厚兴趣。芬克豪泽同时也考察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具体事件在现实中实际上具有的重要程度。他把研究的重点对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这十年是异常活跃的十年,其间重大事件层出不穷。为了判定公众认为重要的事件有哪些,芬克豪泽采用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该测验询问公众的问题就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通过统计十年中每一年在三家新闻周刊(《时代》、《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出现的各种事件的次数,芬克豪泽获得了媒介内容方面的测量结果。而根据《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s ofthe United States)及其他信息来源,则可以得出一个事件在现实中重要程度的高低。

接着,芬克豪泽(1973a)分析了公众舆论和媒介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介内容和现实的关系。表11．1显示了第一组关系——公众按重要程度对事件的排序与媒介内容的关系。此表显示,公众对某事件重要性的排序与媒介对该事件的报道数量存在强烈对应关系。在公众的排序榜上,列位高的事件,同时也就是大众媒介(或者至少就这三家新闻机构而言)报道多的事件。

表11．1　1960年代全国新闻杂志对各类议题的报道数量,以及这些议题作为这一阶段“美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的排序榜

在排序榜上媒介报道与重要性之间的相关系数=．78(p=．001)

∗这些媒介报道在盖洛普调查中从来没有当作“最重要问题”提出过,所以它们的排序相等,列在已有排序的项目之后。

资料来源: From G. R. Funkhouser,“The Issues of the Sixt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7(1973): 66.

在其研究的第二部分,芬克豪泽(1973a)分析了媒介报道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一分析的结果就不是一个表格所能轻易概括的了。但是,芬克豪泽发现,这组关系的模式似乎表明,媒介报道与事件的真实性并不能很好地吻合。比如说,对于越战、校园骚动、城市暴乱等事件,媒介报道的高峰期要比事件在现实中达到高潮早一至两年。有关毒品和通货膨胀的报道则基本上与现实相一致,但涉及种族关系、犯罪、贫困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报道,则与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芬克豪泽的研究(1973a)表明,在1960年代,美国的新闻媒介并未能很精确地告诉公众国内发生的事情。芬克豪泽总结说,“许多人(包括很多决策者)都认为新闻媒介是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但这里的材料表明,事实上并非如此”(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