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 1965)在1964年提出了媒介即消息(themedium is themessage)的看法(p．7),震惊了全世界。麦克卢汉的文章及演说充满了双关语和警句,表现出神秘的特点,但他的杰作《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一书讲述得却很明白,清楚地指出了他所谓的“媒介即消息”的意思。他写道:“虽然技术的效果并未在意见或概念的层次上发挥作用,但却能稳定地、不受任何抵制地改变感官比例或理解模式”(p．18)。麦克卢汉说,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它影响我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感官比例(sense ratios)的概念指的是我们各种感觉器官的平衡作用。原始人重用所有的5种感官—嗅觉、触觉、听觉、视觉、味觉。但是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介,使人们只强调一种感官,超过其他感官。麦克卢汉说,印刷媒介强调视觉,因此影响了我们的思维,使它变成线性的、连续的、规则的、重复的和逻辑的。它使人类的思考可以与感情分开。印刷媒介带来专业化和技术,同时也造成了疏离感与个人主义。就社会层面看,印刷媒介使国家可能产生,并导致民族主义的上升。

与印刷媒介相比,电视强调的更多的是感觉。麦克卢汉(1965)将电视描述为一个视觉的、听觉的和触觉的媒介。它比印刷媒介更需要介入和参与。麦克卢汉提出,电视可能恢复印刷媒介所毁坏的感官比例的平衡。麦克卢汉说,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电视正在使我们重新部落化,将我们从单个的民族国家变成一个地球村。困扰很多传播理论家及大众传播从业者的论点之一是,麦克卢汉说,大众传播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麦克卢汉是这么解释的:“媒介的内容就像盗贼携带的一块多汁的肉,用来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p．18)。也就是说,媒介的重要效果来自于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

麦克卢汉(1965)说,成长于电视机前的一代人是第一批后读写(postliterate)时代的人。他提出,今天的父母正眼见他们的孩子成为“第三世界”。由于电视及其他新媒介的影响,孩子们与父母的思维方式不同。在一次表现他的生活与工作的公共电视节目中,麦克卢汉说:“如果说荷马是被读写能力扫荡的话,那么,读写能力就能被摇滚扫荡。”

研究者曾试图测试麦克卢汉的一些观点,但问题之一是,他的观点涉及如此长远、如此广泛的效果,很难测试出来。一些研究的缺陷就在于,它们所探讨的是相当短期的效果,而显然,麦克卢汉所谈的效果必须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麦克卢汉的一些观点在现在比它们刚提出来的时候更受重视。例如,全国教育进展评议会(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1975)试图解释为什么年轻一代美国人的写作技巧越来越低劣,它举出看电视的作用,并指出:“文化变得越来越不以印刷物为导向了”(p．44)。一位研究者认为,处理政治信息是一种需要智力的活动,依赖电视获得政治信息会削弱我们处理这类信息的能力,因而威胁到我们的民主(Manheim, 1976)。

麦克卢汉的两种不同思考模式的概念,似乎已经预言了对大脑左右半叶不同作用的讨论,这些讨论多半发生于1965年《理解媒介》出版以后。这类研究指出,大脑左右半叶各有所司,大脑左半叶司逻辑、理性和语言,而右半叶司直觉、非理性和图像。麦克卢汉后来也直接将他的研究与大脑两半叶功能的研究联系起来(1978)。

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1985)采用了麦克卢汉式的想法,并推进了一些。梅罗维茨与麦克卢汉都担心新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带来的社会后果。但是梅罗维茨认为,对于电视影响人们的方式,麦克卢汉的感官比例与感觉平衡的概念并未提供足够解释。于是梅罗维茨试图将麦克卢汉的思想与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59)的想法综合起来。戈夫曼曾写到“情境的界定”是如何影响行为的,但他看重的是面对面的互动,而忽略了媒介。梅罗维茨的主要主张是,通过将各种各样的人聚于相同的地方,电子媒介便使原先很清晰的角色变得模糊起来。其中的一些结果是,合并了男性与女性的角色,模糊了儿童与成年人的角色,并且将政治领袖降低到普通人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