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需要改进

新闻报道需要改进
——高华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高华，1954年5月出生于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曾先后担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等，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

采访时间：2004年10月25日

采访地点：南京

采访人：孔洪刚

生活中的媒体接触

记：高教授，请您谈谈您对南京媒体的印象。

高：电视方面，很受欢迎的一个新闻节目是“直播南京”的《东升工作室》，主持人虽然是大专毕业，但很有个性，敢于评论，同情弱势群体，富有正义感，经常接受老百姓投诉，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据我的观察，《东升工作室》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零距离》。《零距离》虽然主持人的文化修养高一些，但没有《东升工作室》做得深入。最近“直播南京”中的《大刚说新闻》很不错，一改过去电视新闻报道的老程式，我经常看。

报纸方面，南京有四大市民类报纸，《扬子晚报》、《金陵晚报》、《南京晨报》、《现代快报》，前两种比较厚，信息量多一些，广告也多，其中《金陵晚报》标题做得相对好些。《现代快报》的头版标题有时用超大号字，做得很夸张，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目的就是吸引读者的眼球，其实里页的相关报道也没什么内容。曾经有一段时期，南京报纸竞争非常惨烈，竞相压价出售，《现代快报》最低卖到一角钱一份。后来有关部门出面协调，制止了这一恶性竞争。

记：南京、成都的这种恶性竞争，是出了名的。那么，南京报纸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高：南京纸质媒体的问题是，各家报纸印得越来越厚，高度同质化，信息量单薄，买一份报纸就行了。四份市民日报，还不算机关报《南京日报》和《新华日报》，特色和个性不明显，每天用这么多的纸张，从森林保护的角度看，我都觉得太浪费了。我上半年在台北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台湾的报纸就有明显的不同，虽然也是越办越厚，但有些很专业，品味上乘，信息量也很大。大陆的报纸，除了《南方周末》的阅读版和《文汇读书周报》，多数还达不到那个水准。

记：高教授，您以前接触过新闻媒体的采访吗？感受如何？

高：我不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因此和媒体接触不多，除非采访的议题和我的专业相关，一般我也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在我的经验中，南方报业集团比较严肃、认真和专业，小报做得差一些。宋美龄去世后，《现代快报》采访过我，一位女记者给我打电话，我措词很谨慎，非常小心地接受了采访。没有想到第二天见报后，还是出了问题，记者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全加在我的头上。随后这条消息又被转载到网络，到处都有，使我十分无奈。

我也曾经接受过凤凰卫视的采访，感觉比较正规，对方也很尊重被采访对象的意见。其实，国内外的一些严肃媒体，对记者采访的要求都比较严格，记者的素质也比较高，他们会尽量完整表达当事人的看法。《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我，都会在发表前把稿件传给我看。而有些媒体的记者，往往主观摘取采访对象讲话的一部分，用暗示甚至明示的方法诱导对方进入他的思路，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实在不可取，这是新闻从业人员缺少专业素养的表现。

关于新闻报道

记：工作中，您是把精力放在了研究近现代史上。在这个研究领域，新闻史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高：我是从事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研究中自然涉及20世纪中国新闻史，但历史研究者与新闻从业者或新闻史研究者有很大的不同。新闻学研究者比较有兴趣研究新闻学的内部规律，我关注的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新社会力量和新生媒体的关系，以及公众表达空间的发展和社会互动的关系。

记：您又是怎么理解我国新闻学理论的？

高：记者眼里的新闻，是最新发生的事件，这不错。我国新闻界对新闻的理解，首先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通常说的“喉舌”。二是19世纪末以来，自国外传过来的新闻理念，即新闻不仅是最新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新闻媒体还是“社会公器”的看法。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观点，就是尊重社会大众“知”的权利，重视新闻受众的需要。在我国的环境下，这三种观点或因素之间，互有关系，形成彼此之间的张力。

记：现在的媒介生态是什么样的？与以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高：现在我们的社会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扩大了。比如，电视频道有几十个，老百姓手中拿的选台器就是一个选择；其他还有网络的出现，报纸、期刊的变化等等。总之，媒体多样化了，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了。

记：媒介生态中，农村处于信息传播的弱势地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农民最关心眼前的问题，税费改革、孩子的教育问题、生病看病的问题、农药化肥等问题。我认为需要研究的是农民对传媒向农村传播的各类信息的反应。

记：城市中不少媒体“性、星、腥”现象严重，您如何看待它对社会公众的影响？

高：这在短时间里好像很难克服。都市报面临市场的压力，不能重复走大报的路线，更不能搞摊派发行。它们想的是如何吸引别人的眼球，增加广告收入和发行量，有些议题虽然老百姓很关心，但又涉及敏感，于是就走比较安全的“媚俗”的路线，对社会的影响当然不好。

记：您如何看待我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这一环节？

高：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是不多的。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是进步多了。我看过一些中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相比之下，CCTV-4频道的信息量大些，当然它们在报道时还是有选择的。去年许多人都比较关注中国媒介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不少人认为，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不管是画面，还是文字，倾向性比较明显，其中张召忠先生的评说，看来问题不少。张先生批判西方媒体有严重的片面性，这不错，但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做到平衡性吧。

记：2003年，您印象最深刻的报道是哪一则？

高：是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从报道到问题解决，都比较完满，促进了法制建设，这在我国有重大意义，可以说真正实践了“三贴近”。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也体现了新闻的最核心价值——追求社会公正。

记者的职业道德

记：2003年是中国新闻史上重要的一年，除了孙志刚案件外，在广西南丹矿难中，新华社记者通过缜密的调查报道，揭露了矿难背后的问题。与此相反的是，在山西繁峙煤矿矿难中，新华社记者却在金钱面前丧失了职业准则。您如何看待“有偿新闻”、“有偿不新闻”等现象？

高：虽然国家三令五申，禁止记者拿红包等，但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现象仍是层出不穷。我这样来看，一是在新的环境下，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有待提高。搞“有偿新闻”、“有偿不新闻”的记者，听说其中有些人是有大媒体的背景的，他们的职业素养理应更高一些。新华社的历史上出过不少令人尊敬的老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新一代应好好学习他们的思想和风范。至少要守住一个底线，不要玩世不恭。第二，可能是多年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对新闻工作者还有不小的影响吧。胡乔木等都讲过，对于某些消息，报道或不报道，要从整体需要出发，新闻的时效性不是最重要的。但无论如何，拿红包肯定是不对的。

记：一般来说，精英媒体会认为自己肩负了启蒙大众的社会责任。以媒体为介质，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首先，我不认为可以将精英与大众区别开来，它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社会分层而已。和传统社会下的板块性的社会身份制不同，现在社会上的“低端”人群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才干也有可能向“高端”流动，相比于过去，是有进步的。

其次，传媒作为社会表达的重要环节，应该反映不同社会层面的声音。有些媒介面对一些特定的受众，这是市场和专业化的需要，没什么奇怪的。但是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各层次的人都有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我看就有一些媒介较好处理了你说的这两者的关系，比如《凤凰周刊》、《南风窗》、《南方人物周刊》，你说它们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

最后，在转型时期，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媒介的责任是秉持社会公正的立场，客观、冷静、专业，不要去宣泄某些民粹与煽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