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专业伦理教育，不断提升媒体公信力

加强专业伦理教育，不断提升媒体公信力
——卢汉龙研究员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卢汉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任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指标、城市生活质量和社会结构分层。主要学术成果有：《发展社区与发展民主——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社区组织重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等。

采访时间：2004年10月

采访地点：上海社会科学院

采访人：李莹

记者行风调查

卢：现在宣传部在做一个调研——记者行业的行风调查，是由纠风办组织的。上海是先行一步的，全国也在逐步开始做。

记：您能介绍一下调查的结果吗？

卢：目前有几个方面，譬如说，采编作风，记者有没有到第一线，采访时有没有拿车马费、红包等，编辑有没有差错，编辑作风怎样，以及广告部分有没有模糊广告、软性广告等。大大小小的问题有一点，但主流还是可以的。对记者的职业道德、不正之风方面，一两百元的车马费已成为行业潜规则，至于其他方面的收入无法确定。这个调研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点比较严重——媚俗化。由于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产业运作后，自身效益很好，媚俗化不可避免就产生了。不同知识层面的受众，对媚俗化问题的满意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比较喜欢凤凰台，资讯类、政论类节目做得很好，内地就找不到这样的媒体。但这样的媒体在上海却不能落地，主要是由于广告的原因。

记：那您认为一旦放开，凤凰台的接受度会如何？

卢：我认为是高的，特别是对知识层而言，对关心公众事务的人们而言。当然谈话类节目我们这边也有几个名牌，如《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一些财经节目也不错，如《财富人生》。但这些节目我都看得很少，《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曾经很吸引人，现在都没有什么意思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节目，一方面就是正面的报道，主流的，另一方面就是比较低俗的。报纸上的软性广告没法没规，工商局还整理了一份材料给我们，指出哪份报纸几号上的广告有问题。这些情况还是有法可依的，依据《广告法》来管理。另外有一些没有触犯《广告法》的实际上也在起着误导的作用，如介绍健身、养身、美容的。有知识的人可以区分出软广告，知道这种信息是记者编辑收过好处的，但大量的读者还是没有那么强的判断力，而且对中国读者来说，有种传统观念“报纸是很可以相信的”，因此报纸登出来就是不负责。软性广告现象是个很大的问题。工商部门也很头疼，有些可以管，但有些管不住。这就要靠职业道德了。当然内部机制也要考虑。媒体现在财政拨款少了，要求它们自负盈亏，媒体自身也感到困难，把它们赶到市场上，既不是完全的企业，又不是完全的事业单位。性质很不明确。

记：我国对媒体性质的界定是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运作，有人认为，这种定位不可避免会产生您刚才所提的种种问题。对于这种看法，您认为呢？

卢：对。媒体还是种公共物品，它提供的是种公共服务，如提供信息、娱乐、资讯等。如果说它是用这种性质来定位的，又用企业形式运作，它的性质确定后面应该还加一个附注，是“非营利”还是“营利”。假如完全是作为事业单位，则应该是非营利的。所有利润获得后应该是用于让自己越做越大，越做越好的，或用于其他公众服务的事情。假如是一份完全的私人报纸，这种西方也有的，应该讲清楚，国家应该对它收税。作为事业单位，现在媒体的税收还是较低的，不像企业。

记：现在有一种主张——“三轨制”。党报就完全事业化，国家拨款；公益性的，为公众服务，如科教；完全企业性的，公司化运作，如音乐、体育等。对此，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卢：这三种分法情况比较复杂。就我国情况来看，如果按“三轨制”来分，不同性质的媒体都会面临一些问题。

记：您认为理想的媒体性质应该如何界定呢？

卢：作为公共媒体，无论是党报还是社会大报，都会代表某种报纸的立场。从新闻角度讲，还是需要客观真实性的报道。这是媒体必须遵守的。另一方面，日报的特色不够明显。国外报纸除了新闻要抢，都还有各自有特色的评论，就像我们类似的这种社论。评论和社论会有倾向性，它代表着喜欢看这份报纸的受众的意见。休闲类报纸就是谈生活方面的东西，知识类报纸就针对专家层面，譬如我们社科院有份《社会科学报》，它完全就是学术的。

正确、适时、适当的信息公开

记：您平时的信息来源主要有哪些？

卢：报纸是最主要的。所里订的《解放日报》、家里订的《文汇报》是每天都看的，我还很喜欢《青年报》。《青年报》既有大新闻，也有很多社会新闻。《南方周末》等我也看。不过很多评论之类的文章我多是去网上看，从网上能获得报纸上所没有的信息。基本上，大家对上海媒体的看法是：比较沉闷。

记：上海的电视媒体怎样呢？

卢：上海卫视还不错。卫视是一种很好的渠道，让外地人能更好地了解上海。上视和东视的内部资源都能够共享，这是种很好的管理模式。但卫视有个问题，就是缺少凤凰卫视那种独到深刻的分析评论。自己不能制作，可以转播，转播不用负责任。里面到底是由于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这我们就讲不清楚了。上海的媒体要做上去，引进外来压力是很重要的。我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引进了外资，开设了窗口。有了深圳的特区，有了上海的浦东，才带动了内部的转变。所以改革和开放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湖南台就办得很好。我看电视，湖南台会看的。虽然它是休闲、娱乐的，但它做得很好。它的休闲类节目做得很有品位的，比上海一些休闲类节目要有品位。据说，湖南卫视是跟澳大利亚方面合作的。他们的主持人也并没有很高学历，但他们很有专业精神。回过头来，讲到凤凰卫视的落地，我认为，它落地成功肯定会对上海媒体造成一定冲击。其实，我们的一些谈话类节目已经在学人家了，连广告词有时都是学人家的。

记：“非典”事件、禽流感事件后，社会学家对媒体的态度有两种，一种认为应该全部公开信息，一种认为不应该全部公开，以保证社会稳定。您对此如何看？

卢：“非典”等新闻，其实是有一定专业性的。从医学角度来说，它具有一定专业性。从社会角度来讲，社会是要求“全息”——全部的信息的，这很重要。我们最怕记者报道单方面的信息。一个良性的社会，媒体要发挥作用，一定是要“全息”的，给人家一个总的图貌。这样对受众才是比较好的，比较能发挥社会功用。“非典”早期，有些数据是不一定要告诉读者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非典”到现在，我们有些信息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媒体有这种社会责任，当我们不能完全掌握某种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让大家知道，有些信息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现在有这样一种流行病，大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防御。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媒体在媒体配合方面就做得很好。那边的媒体是代表社会部门的“第三部门”。社会部门是很重要的，它传播信息，它具有自己的责任和专业的特长。没有记者可以说“满口话”，以为自己的消息就是全部。譬如某些数据，完全是政治家可以决定的，我们该不该公布，公布了会怎样。因为当情况还不是很明晰的时候，会担心情况混乱，适当的隐瞒是有可能的。但扭曲新闻，谎报“没事”，就不行。像国外，往往都是“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就是不告知，不能告知或不想告知就讲出来。有规定，纳入流行病的是一定要公开的。但“非典”没纳入流行病，所以它也不能保证一定公开。

记：那不会引起后来的恐慌吗？广东当时的药品抢购风潮与媒体有没有关系呢？

卢：广东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大媒体不报道，小道消息遍地走引起的。小道消息流传后人心就混乱了，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现代社会的信息传媒工具，以避开小道谣言。

记：上海对房价的报道、大学生就业情况的报道等反映出的情况与实际符不符合？

卢：这要看它的信息来源。有些信息是记者自己采集来的，譬如一些内部数据，但这些的公信度到底怎样也说不清。总的看来，不能说公布的数据全部是错的，但意义理解上是不规范的。譬如说报上讲的失业率，并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失业率，就会造成大家对失业状况的误解，从而出现报道的内容与实际不符合。但这些情况不是主要方面，大的造假还是不会出现的，只是有些数据不太确切。

记：上海媒体对白领生活报道有一份特别的关注，对下岗职工、困难群体等的报道就没有那么多，从而有种看法，认为媒体构筑出了一个“歌舞升平”的社会。您认为呢？

卢：我不这么看。当然上海新闻媒体报道正面的较多，但外地媒体会报道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新闻有句行话“Bad news is good news”，认为“坏消息就是好新闻”。这是受众心理造成的。因为受众认为坏事情才是新闻，好事情就不一定是新闻。其实，现在对白领生活的关注，并不一定是讲他们的好，譬如丁克家族等。此外，像餐饮、时尚，甚至追星新闻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有人喜欢看就让他们看，而且一些公众人物是具有好的社会导向的，对于构建好的大众文化是有作用的。对此，我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但对于低俗化的报道，如挖人家隐私方面，我是反感的。应该用法律、社会道德、专业伦理来约束它。专业伦理有个道德尺度来规范媒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记：媒介在社会发展中应该担任怎样的一个角色？消遣工具？宣传工具？还是别的？

卢：这些都应该保持。对于我国媒体而言，它们责任心应该更强些。媒介是不可能只能做娱乐工具的，媒介以后要作为社团、社区，或者说某一个community里面传递信息的渠道。所谓的媒体是公共媒体，公共媒体是一定要有社会责任的，不可能单纯局限于娱乐休闲方面，尤其一些大的报纸，一定要有社会责任。现在有些大报变得比较低俗。

行业内部自发的觉醒很重要

记：有个调查显示，媒体公信力在不断下降。您认同这个结论吗？为什么呢？

卢：媒体公信力的下降，与职业道德有关，也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行业行风检查相关。搞有偿新闻，搞隐性广告，大家怎么能相信你呢？现在的软性广告还是很有效果的，时间一长，大家发现上当了，对媒体就失去信任了。

记：有偿新闻、软性广告的杜绝，有什么办法吗？

卢：让媒体达到四平八稳，外界一点意见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媒体当然应该有个性。国外报纸都有相对应的读者群，大家都要分割市场，这还是需要很好定位的。从新闻原则来讲，要真实、及时，这是最重要的。这次行风检查就很注意记者是否自己采访的。有些记者发的报道都是从网上“当”下来的，还有新闻线索过来，有没有亲自去核实。现在媒体有一种做法，我很不认同，就是“新闻爆料有偿”。有偿没问题，但不要登在报纸上。媒体这么做是出于鼓励大家提供社会新闻过来，同时体现出报纸是很贴近受众的。但是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如一些很负面的新闻，什么地方死了什么人等，下面就登出某某人提供，报料100元等字样。这是相当低级的做法，别的国家报纸没有看到这样做的，他们会对新闻线索提供者有所奖赏或感谢，但不会登出来。在正常的社会心态里，提供新闻也是种社会责任。新闻不是用来卖钱的，不应该把价钱标出来。这样做，会形成一种买卖新闻的意识，媒体公信力会越来越差。

记：行风检查中，有否分析过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卢：目前这项检查还正在进行当中，结论还没有出来。大家普遍认为这些问题是媒体在市场化转变过程中接受的挑战。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一点点一点点的，媒体会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譬如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偿新闻是很普遍的，情况并不比大陆好，车马费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在80年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过程，所有的记者联合起来拒收车马费。

记：过去上海也有“绿色新闻”的提倡，还有宣誓仪式。

卢：这种宣誓没有用的。台湾是行业内部自发起来的，主张要维护行业伦理。他们有一种专业自尊心，到一定程度时，开始认为拿车马费让自己的自尊心扫地，会意识到记者去采访是有社会责任的，拿车马费会降低公信力。我们这次检查中发现，越是低层的没有新闻价值的单位要报道自己，车马费给得越厉害。还有房地产开发小区，搞落成典礼，车马费就给得很多。所以要解决有偿新闻、软性广告等问题，行业内部自发的觉醒才是最重要的。倡议是需要从内心而来的，记者要觉得有偿新闻、车马费等是对记者职业的一种亵渎和侮辱。所以我们这次做行业检查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那些行业潜规则是不能助长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媒体行业中记者的待遇情况如何，要保证他们的经济能力。

记：新闻立法，能作为解决的一个期望吗？

卢：《新闻法》是个讨论了很久的问题，但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主要应该先从伦理着手。还有，市场也是整肃媒体专业性的一个方法。这儿讲市场，就是讲受众选择。受众选择是会影响报纸特色形成的。越是商业化运作好的报纸，它的特色越是能显现出来。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开放，很多外资进来，对中国媒体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我们要学习外国媒体的专业性，不断提升媒体的公信力。

记：有些学者认为，体制是根本问题，您认为呢？

卢：将来可能会完全放手，但目前只能一点点放。各种层次、各种特色的报纸以后都会有它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