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视域中的大众传媒

综述　国际关系视域中的大众传媒

执笔：张军芳

受访学者

●北京大学　　　　　　范士明

●华东师范大学　　　　冯绍雷

●复旦大学　　　　　　孙　哲

当代社会，随着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以及对社会各领域渗透能力的不断加强，传媒对政府、公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对传媒的研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中，研究政府（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公众、传媒这个三角结构中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国际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公众对他国的看法，同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而大众传媒，则是影响公众认知与意见的重要因素。当今国际关系学者对传媒的这种关注，使得本文的讨论有了立足的基础。

国际关系学者的传媒接触状况

本文所涉及的国内知名的三位国际关系学者，均与传媒有着密切联系，且他们与传媒之间经常发生互动式的联系。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相对于其他许多学科的学者，他们接触传媒更多、更广，而且很多时候是以一种研究的眼光来接触传媒。因此，国际关系学者的传媒接触行为带有强烈的学科色彩，有着他们自身的特点。概括而言，这种关系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方面：

1．大量关注传媒报道

国际关系学科要求研究者必须大量接触时事政治等方面的动态性信息材料，以支持自己的研究或直接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相对于其他学科，国际关系学者的传媒接触面更广，关注程度更高，尤其是西方媒体以及中国媒体上的国际报道领域。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孙哲教授在访谈中提到，他经常接触的域外媒体包括了CNN、Foxnews、《纽约时报》（网络版）、《时代》周刊、《联合早报》等等，而国内媒体接触较多的则包括了CCTV-9及CCTV-4两个国际频道、《参考消息》等以国际报道为主或直接、间接地反映域外声音的媒体。同时，孙哲还利用他访学、访问的各种机会，进入媒介机构内部，直接观察其运作的方式，或者获取与研究有关的资料、信息。华东师范大学的冯绍雷教授在访谈中所提到的媒介接触方式与孙哲类似，应该说，这种接触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当前的网络时代，国际关系学者也大量接触网络资讯。孙哲说他经常会利用新浪网和新华社的内部网站。冯绍雷提及在他以往对于俄罗斯的研究中，主要依赖于从该国运来的大堆报纸，这使得研究的时效性较差，而现在当需要研究和解答一些紧迫问题时，他会更多去俄罗斯的网站上获取资料。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信息更新、更及时，材料丰富，而且一些好的网站非常开放，其信息相当有价值，甚至具有分析眼光和学术质量。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网络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但从总体上而言，目前这些学者对网络信息均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网上信息泛滥且良莠不齐，加大了其信息选择的难度。因此冯绍雷认为，传统媒体比网络媒体更有价值，他更加依赖纸质媒体。

冯绍雷认为，作为国际关系学者，仅仅表面性地接触传媒信息还是不够的，应该将传媒信息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以学术眼光观照、解读、分析所搜集来的信息，以充分发挥信息的作用与价值。

2．参与媒介报道行为

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与传媒之间经常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依赖于媒体获得大量信息，方便自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或以嘉宾的身份参与到媒体，主要是国内媒体的报道当中去，将自己的学术观点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进行传达。

孙哲教授在2001年至2003年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的特邀学术顾问期间，接受了大量国内外传媒的采访。平面媒体方面，2003年他担任了《经济观察家》的专栏作家，专门撰写国际评论和中美关系方面的专栏文章，同时，也经常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并为其撰写评论性文章。而在电视方面，孙哲经常以嘉宾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以及上海本地的电视台中，评点时事。

孙哲与媒体的这种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知名学者的普遍状态，接受采访的冯绍雷和范士明两位学者同样与传媒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开放程度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当前国际形态的复杂与多变带来的国家生存环境的复杂化，并受俄罗斯转型、以“9·11”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海湾战争与美伊战争、“台独”等重大国内、国际现象与事件的直接刺激，国内受众对国际报道较为关注，使其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之一，从而让国际关系学者有了与传媒“亲密接触”的机会，也给了他们近距离考察、研究传媒的机会。

不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范士明对专家参与媒体报道也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纸质媒体给专家的时间、空间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因此专家在发表意见时考虑得会更加周密、完备，而电子媒体虽然在时效性具有很大优势，但往往要求专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某个问题迅速做出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判。此外，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有时也会曲解专家的观点。因此他认为专家、学者无论以哪种方式参与到媒介的报道中，都应当谨慎，专家和媒体如何更好地合作还需要继续探索。

3．直接将传媒作为研究对象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将大众传媒视为影响国际政治与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传媒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从本学科领域的视角研究传媒，一方面扩大了国际关系本身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促使学者从一个全新的、不同于新闻学或传播学的角度来严谨、科学、深入地研究与分析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这无论是对国际关系学，还是传播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范士明从1995年起即开始选择传媒与国际关系（主要是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曾发表《“CNN现象”与美国外交》等多篇相关论文。范士明认为，这是一个涉及新闻传播、政治传播、公众舆论等若干学科的广阔领域，在其中媒体和政府部门、国会、政治精英、利益团体和公众相互发生作用，这其中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值得仔细思考。

同样，孙哲与冯绍雷也注意到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媒体所发挥的越来越大、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并对此投以学术层面的关注。比如孙哲曾在《瞭望东方周刊》上发表了名为《美国媒体玩转大选》的文章，而冯绍雷对俄罗斯普京政府对媒介的管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

出于研究的需要，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开始接触与研究传播学中的理论与方法。孙哲在访谈中就曾以“皇帝的新衣”这则故事解释“沉默的螺旋”理论，并将其与当前美国的“民主独裁”及其对传媒的影响联系起来，而范士明在其《“CNN现象”与美国外交》一文中也曾利用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来分析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这些使得原来就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科领域较为开放的国际关系学科，也开始借鉴和学习传播学学科中的有关知识与理论，开辟出交叉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4．多种信息收集渠道并用

接受访谈的三位国际关系学者在信息接触行为上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均十分注意多渠道收集信息，努力扩大信息源，并对这些来源于不同渠道的信息进行相互间的检验、订正，以保证所收集的信息的可信度与质量，进而确保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判断与研究能够科学、准确。

冯绍雷明确地说，相对于从新闻传播媒介，他会更加注重从其他渠道中搜集信息，比如到国外的书店中寻找相关书籍，走访国外的机关部门与研究机构以获得发表在内部刊物上的、尚未对外公开的信息，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并通过人际交往的方式获得信息与启发。冯绍雷认为，信息与学术密不可分，没有学术背景的信息是没有质量的信息，而只讲学术不注意对信息的搜集，则难以对不断变化的、难以预测的信息做出准确、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从冯绍雷的讲话中可以再次验证这一观点，即这些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并没有将传媒及其传播的信息简单地看作满足自身信息需求的一种工具或者方式，而是力图将其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围与框架之内，或将其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或以此来弥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不足与失误。从这个角度讲，对他们而言，对大众传媒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学术与科研的需要。

国际关系学者对传媒的思考

参与本次访谈的三位学者更多地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传媒的作用以及传媒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更多地将视线投入到西方国家，这构成了访谈的主体内容。但同时，对美、俄等国传媒的探讨，也为我们考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传媒，考察我国的国际报道与外宣工作，提供了一种思路与启示。

1．处于社会变动中的媒介管理——传媒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从其学科出发，参与访谈的三位学者将政治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多地探讨了在动态社会过程中的政府与传媒之间的关系。

孙哲认为，“9·11”之后美国政治与美国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极大变化，导致了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与重新认定。在政治上，美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主独裁”：权力集中在当局，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小布什形成了对内政与外交的垄断化控制，而这种“民主独裁”严重损害了舆论的多元性。美国媒体在这种形势之下缺乏独立的判断，随政治潮流而动。一方面，媒体认可国家正处于危机状态，主动实行自律，听从总统，服从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实施了战时新闻封锁，统一宣传口径。不过孙哲同时认为，当美伊战争进入后期，美国媒体开始清醒过来，开始反思，开始批评政府缺乏完整的战后重建计划，怀疑政府对伊情报是否准确等等。而这种媒体的批评也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其苦心经营的自由民主的国际形象受到了损害，于是开始积极进行公共外交，通过各种手段试图重建美国形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的转变耐人寻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国家危机面前，需要实行特殊的管理手段，因为民主的实现需要一整套的程序，而面对危机时政府首先需要提高秩序，在这种前提下政府就会扩大权力。而新闻媒体如果在这时批评政府，则会造成国内的进一步混乱。

与孙哲相同，范士明在访谈中也提出美国的新闻媒介实际上是受到政府与其他各种政治力量控制的。不过他认为，从总体而言，美国的这种控制并不是一种直接和硬性的操纵，而是一种“软干预”，比如通过政府媒体公共关系等方式，在无法脱离媒体完成政府行为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变被动为主动，设法引导舆论。范士明认为，在政府和媒体博弈的过程中，关键性的因素是信息优势地位与弱势地位的对比与转换。当信息优势掌握在政府手中时，如这次美伊战争，虽然公众和新闻界不断在进行反思，但媒体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信息的弱势地位，而只有受到控制；但当信息掌握在媒体手中时，情况则完全相反。因此，范士明认为，美国的媒体与政府之间具有对立与合作的双重性质，而其博弈的过程取决于双方对信息的掌握与控制程度。

相对于美国这种突变式的社会变化，冯绍雷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媒介管理对中国的启示更大一些。他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必然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媒体会对信息供应的平衡起到调节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媒体不需要政府的管理。当前俄国政府、媒体与公众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把握媒介管理的度，真正做到管而不死，并在这个过程中认真考虑下一步应该如何调整，找到处理政治与商业精英、政治强权与平民、政府与媒体及受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办法。俄罗斯现行的政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阶段，而它的下一步发展，将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媒介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在此基础上，冯绍雷提出，转型社会就是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当前我国也正处于转型期。在转型过程中必须注意衔接的问题。对于传媒而言，既不能管死，也不能过度提倡“言路开放”，而是要有一个调整、学习的过程，无论是对媒体工作者，还是对受众，也包括学者，因为处于转型期的公众，尚没有形成正确处理、分析信息以及言论的能力。

2．媒介效果的不确定性——传媒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一直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同样，即使从国际关系角度观照传媒，传播的效果，或曰其对公众的作用，亦是一个重要课题。

范士明提到，在他近年来的研究中，较为关注传播渠道的增加、传播内容的丰富到底是加深了各国公众之间的理解，还是加深了误解。他认为有人提出的技术进步、媒介的全球化使人们更加了解世界的这一结论，需要进一步检验。从政治角度出发，范士明并没有简单地分析当今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传播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他更多的是指出了影响效果的因素的复杂性。他说，在“9·11”的报道上，电视媒介通过画面所唤起的情感与舆论支持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唤起了美国民众对其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甚至布什能够战胜克里获得连任，也与媒体所展示的“9·11形象”有关。从这点上看，似乎媒介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但是，在网络社会的信息开放和多元信息环境中，公众意见的形成又不完全依赖于传媒所提供的信息，而传媒在开放环境下提供的信息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多元的。信息的匮乏无疑将妨碍公众形成清晰连贯的观点与意见，但信息的过剩也会带来公众的判断困难。他认为，公众意见的形成与质量取决于他们获得的信息的质，而不是量。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媒体的全球化、技术的进步、信息的开放，似乎没有让各国公众更加相互理解，有时反而更加误解，甚至相互憎恨。这主要因为媒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娱乐形式的全球化，但未必就是价值的全球化，反而可能引起价值的冲突。从这点上说，想通过扩大信息交流的渠道，发挥信息对社会的整合作用，通过媒介的作用以达到增进了解与理解、消除隔阂与对立的效果，在很多时候是很难做到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信息的判断。而要避免这种现象，确立并保持传播效果，对媒体而言，应加强对信息的梳理，使其更便于受众的理解。

而孙哲则认为，当今媒体的功能与效果还是比较强大的，从他曾经发表的文章《美国媒体玩转大选》即可略见一斑。他认为，在美国社会，公众更习惯于依靠简单的媒体报道来形成自己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是可以诱导公众的。虽然我们认为媒体应该是像平面镜一样客观地反映民意的，但实际上，以伊拉克战争和这次总统大选为例，可以看出媒体对受众的诱导作用还是相当大的。孙哲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媒介的“诱导购物”作用。

不过，孙哲的观点与冯绍雷及范士明的观点存在分歧。范士明认为，纵向看新闻传媒在美国政治生活（包括选举）中的作用在上升，横向看美国传媒在选战中亦享有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更大的自由度。但是，造就政府的最后还是选民而不是媒体，而选民在很多时候并不受媒体的直接影响与控制。在这次大选中，美国最有影响的主流媒体大多数在选前公开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但最终克里还是没有当选。冯绍雷也认为，从美国的这次大选中可以看出媒介在重要的政治议题上对公众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虽然像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各家大报都站在克里一边，但美国的民众回避了媒体对他们的影响，自己做出了决定。对此，冯绍雷认为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对民众素质估计不足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换言之，传媒没有注意到受众其实有很高的水准与见解，有较高的认识水平，他们往往能在重大问题上回避媒体而自己做出决断。要想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引导受众，求得传播的最终效果，就必须切实考虑到公众的心态与认识水平，切实提高信息的质量与传播的技巧。

3．“软权力”与“妖魔化”——传媒与国家形象塑造

在谈及传媒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推广中的作用时，三位受访的学者均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软权力”这一词语。孙哲在分析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其受损的国家形象进行修补的时候指出，除了利用大众传媒的渠道外，美国还综合采用了一系列的方法，如协助外国政府改造媒体和教育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学生提供奖学金，借助好莱坞拍摄一系列反恐题材的影片以宣扬美国形象，派出很多小组到世界各地了解民众对美国的看法等等。在这里，孙哲对“软权力”一词做了实例上的解释。

范士明在分析美国国家形象的营造与传播时分析说，美国运用信息优势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美国之音等官方背景的传媒直接宣扬美国的观念与政策，另一方面是通过商业传媒在传播信息及娱乐商品性节目的同时，传播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并反映美国社会的政治、心理需要。范士明认为，美国政治精英在鼓励美国运用信息优势，强调把以传媒为主的“软权力”作为美国军事、经济力量的补充。在这种前提下，美国政府鼓励信息产业和传媒的市场扩展，并为这些产业的全球化提供外交政策的支持，形成所谓“参与扩展”战略的一部分。在《“CNN现象”与美国外交》一文中，范士明明确指出，信息是一种“软权力”，媒体就是这种力量的重要载体之一。商业媒体不仅迎合、衬托了美国的价值观念，还可以以“客观”的立场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传媒的“利”和政府的“义”是统一的。

冯绍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中国传媒身上。他认为，中国同样注重通过媒体工具树立国家形象，并试图影响国际舆论。但是，中国在此方面没有做到持续性，而且信息的质量较差，运用信息的能力也有不足。相对而言，我们更善于将传媒看成是一种工具，这种认识本身并没有错，但限制了我们对于传媒其他属性的探讨与运用，并且不利于对“软权力”的进一步探讨，比如如何促进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如何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国际交往的触媒等等。他认为，新闻学的研究中应将“软权力”纳入到其理论研究的框架之内，以指导我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实际工作。

在谈到传媒与国家形象塑造的问题时，三位学者同时又对中国形象进行了探讨，对甚为流行的“妖魔化”一词做了分析与批判，认为我们应对国外媒介上的中国形象有完全、清醒的认识与科学、深入的分析，而不能将媒介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简单地一概斥之为“妖魔化”中国。

范士明指出，“妖魔化”一词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不是准确的学术语言。学术研究需要严谨的、说理充分的、有根据的论证。“妖魔化”一词常给人一种“故意”的感觉，但这种“故意”是无法得到验证的。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传媒对于他国的报道，都会受到所在社会的情感与心理需要、报道者自身局限、商业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制约，而且会受到被报道对象的反作用。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报道的偏差，而并不能说是媒体故意造假。对此媒体负有责任，但不是全部。比如美国媒体在中国报道方面出现的偏差，与其说是美国政府运用信息力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受到两国关系状态以及文化差异影响的结果。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应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中，如果仅把目光停留在媒体本身，是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国际传播中出现的问题与偏差的。

冯绍雷认为，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形象塑造上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必须从总体上考量，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国媒体的“妖魔化”。国际报道有一种国内化的特征，即折射出本国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乃至文化传统、公共态度，这不完全是报道的真实性的问题。他说，在俄罗斯媒体上，对中国也以负面报道为多，而在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重要的，一是俄罗斯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是以它们本国、本民族的视角来观照的，与我们的观点容易产生不一致，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批赴俄经商的中国人不守商业道德，使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产生了不信任感，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因此，在扭转中国形象上，不仅仅是媒体的工作，仅靠中国媒体或俄罗斯媒体说几句好话，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媒介报道的评价与意见

由于学科背景的特点，在访谈中，三位学者对中国的媒介进行评价与分析时，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两类报道：国际报道与外宣报道。他们对中国媒介的这两类报道总体的评价是有进步，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及意见。

1．对国际报道与外宣报道的评价

在访谈过程中，三位学者均对中国传媒在国际报道与外宣报道中取得的进步做了肯定，认为在报道中基本能够做到客观与迅速；在报道中比较老练、沉稳，而一些新兴媒体很有生气，试图对事件做比较深入的探讨；纵向看，信息量在不断增大，信息平台在不断多样化，信息源也不断增加，信息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等等。

不过在肯定的同时，学者们也对一些问题和缺陷提出了批评，主要体现在：

投放量仍有不足，缺乏自己的声音。报道量不算多，信息质量也有待提高。

从业人员素质亟须提高。孙哲认为，在电视传媒中，好的时政类节目主持人及采编人员太少，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而冯绍雷认为，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还表现在“新闻八股”上，新闻文风需要改善。

报道理念与方法需要改进。范士明认为，我们在进行国际报道和对外报道时，有时没有考虑到双方观念、文化上的差异，信息针对性不强。同时，在对国际政治时事进行报道时缺乏严肃、有深度的解读，很多时候还停留在趣味性报道的阶段，对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探讨得不够。

2．改进国际报道及对外报道的建议

改变宣传机制，提高宣传技巧。范士明谈到，在对外宣传上，应讲究报道的思路和技巧，需要在对内、对外报道效果的统一上多做努力。孙哲认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在借助媒体进行国家形象塑造时应注意加大对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的宣传，同时要加强信息的本土化，在考虑到其他地区的文化及价值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强信息源的输出。在外宣手段上，可以进一步多元化，不能只依靠大众传媒。过去我们的外宣仅仅是通过传媒展现长城、杂技、京剧等等，应该更具现代性与多样性，比如可以通过姚明展示上海形象，可以通过各种展览、文化交流等等方法，这样效果会更好。

提高修养，加强学习。在提及对外报道时，冯绍雷认为，当前中国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采编人员的素质整体并不太高，而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是要从体制上进行探索，激发他们的活力与创造性，二是采编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冯绍雷认为，在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媒体工作者，还是受众，都需要有一个调整、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来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对于媒体而言，需要采取一种比较适当的方法，使受众能从接收到的信息里不断寻找到新闻的兴奋点，为受众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引起他们对现实的积极关注与参与，并能够不断进行思考，进而积极地适应社会，参与到社会的变动中来。在社会转型期，不能以西方媒体为唯一的参照，不能把我们已有的一些优秀的东西丢掉，要引导受众处理好渐进与突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