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中的媒介改革

社会转型期中的媒介改革
——冯绍雷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冯绍雷，1949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新一届中方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中国欧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国际战略学会、欧洲学会、国际友人学会副会长，并任上海市立法咨询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职务。专攻俄罗斯问题及战后国际关系，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等。已出版9部学术著作，其中《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

采访时间：2004年11月8日

采访地点：华东师范大学

采访人：张军芳

学术研究与信息搜集密不可分

记：您是俄罗斯研究的专家，您平时都通过哪些媒体来了解俄罗斯的动态？

冯：首先，我会依靠俄罗斯的媒体。我们称过去的俄罗斯研究处于“考古时代”，因为我们主要依靠从俄罗斯运来的一大堆报纸，当拿到这些报纸的时候，时效性已经很差了，我们在这些故纸堆中仔细地寻找可用的信息。而现在，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有了网络，网上有太多信息，几乎是信息泛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反而是如何进行信息选择。我使用很多俄罗斯的网站，其中有很多新生代的研究机构的网站，比如“国家”网站，它们非常开放，相当有价值，时评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具有分析眼光和学术质量。当研究和解答一些紧迫问题时，我使用俄罗斯的网络比较多，因为它们时效性比较强。

我还会使用很多纸质媒介，我认为这些传统媒体比网络更有价值。我这里所指的纸质媒体并不是完全指报纸。每年我都会去俄罗斯一次到两次，每次去，我都会到当地的很多书店里寻找相关信息与资料，这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我还会访问很多研究机构，从这些机构可以得到许多发表在内部刊物上的精彩的研究成果，这些往往是不公开发行的。

再补充一句，我研究俄罗斯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去俄罗斯的同时，也去美国、欧洲，包括日本等一些国家。我会比较关注从这些国家的研究机构中采集我所需要的信息，吸收他们的学术观点，这样我能够得到来自许多非俄罗斯国家的这个领域的信息，使我对俄罗斯研究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就是对俄罗斯本身的发展与运作，我都会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判断。

记：我觉得您更注重的是观点的获取吧。

冯：也有信息。我感觉信息与学术是分不开的。如果只讲求信息，没有学术背景，那么我感觉这个信息的质量是很有限的。但是，只讲学术，只是在理论圈子里自成体系，那么你就很难对不断变化的、难以预测的信息做出准确、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记：这可能与国际关系这个专业有关吧，需要更多地了解外界的信息。

冯：可能还不仅是与专业有关，与本人兴趣也有关系。因为我感到目前在国关领域，学术与信息的结合在总体上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个人希望，至少对我自己，通过我的学术努力，来对我的信息不足作点弥补。同时，也通过我对信息的搜集，对我学术上的缺陷作点填空。我是这样一种想法。

媒体促成了中国民间对俄罗斯的密切关注

记：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两国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逐步改善并升级，从互相视为友好国家到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在国内媒体上，对俄罗斯的报道要明显少于美国，报道涉及的内容也不及报道美国的内容广泛。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冯：首先我想对这个现象本身说几句。我记得我国驻南使馆遭美国轰炸以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主动要求到我们学院来解释美国在这一事件上的立场，学校同意后，我接受了他的请求。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批评了中国的媒体，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媒体没有一篇文章是对美国的正面报道，特别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对美方的立场从来没有一句肯定的报道。我当时就回答他说，我记得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当中国被批准加入WTO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包括当时的国务卿和美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对中国表示祝贺，中国的媒体都报道了，这难道不是正面的消息吗？这是我当时随口举的例子。美方的感觉是我们对它的正面报道太少，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的，对俄报道不及对美报道多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工具，谁就掌握了一定的文化主导权，这里且不用文化霸权这个概念。这是非常现实的，特别是美国，它有这么大的财力做支撑，有那么发达的媒体工具，所以它的信息发散力肯定会超过俄罗斯——这点是绝对的。

但是，我感到中国的媒体对俄罗斯的报道也不算少。我们不能绝对地以在财政、金融力量支持之下的信息发散力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认为它的信息传播量就一定会成比例扩大。我感到在考虑这条规则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另一面，就是受众本身对信息的选择和偏好也会起一定的作用。这里面主客体都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中国人对来自于俄罗斯的信息十分关注，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很感兴趣。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老一辈人受前苏联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对俄罗斯的信息感兴趣与中俄之间老一辈人心理上非常密切的关联和非常微妙的共鸣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我们也十分关注俄罗斯的改革，想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记：因为我们把俄罗斯看成一种参照。

冯：对，你讲得很到位。正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一种参照，所以我们十分关注到底什么道理，俄罗斯没能强大起来。当然，不同的人关注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动机，有的可能是因为历史渊源的关系，有的可能就是一种求知的好奇。动因可能不一样，但是关注是共同的，这是一种事实，这体现了中俄两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特别是最近，关于能源管道的问题，我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句话，讲中国的老太太都知道俄罗斯人改了线，这句话是蛮典型的。这也说明中国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最近我在一些会议上都讲到了，中俄关系目前新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空前的民间关注，媒体极大地促成了这种关注。

中国的外宣能力需要加强

记：刚才您也提到了，美国有强大的舆论工具，而且美国素来注意通过文化等软权力来推行它的意识形态，但我感觉中国和俄罗斯都相对来说不太注意这种软权力的使用。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冯：我感到大家之所以认为美国比较关注软权力的使用，很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学术界比较注重总结这个问题。作为帝国，美国要在国际社会中进行运作，它必须运用soft power（软权力）。但是我也并不感到我们对通过媒体工具树立形象、影响舆论关注得少，我们是关注的，但缺乏的是一种持续的、有深度的理论上的探讨，我们没有形成理论。相对而言，我们更善于把传媒看成是一种工具，这种认识本身并没有错，但限制了我们对于传媒其他属性的探讨与运用，并且不利于对“软权力”的进一步探讨，比如如何促进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如何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国际交注的触媒等。所以，应将“软权力”纳入到新闻学研究的框架之内，以指导我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实际工作。现在，我们不太注意总结、发掘这种理论，我们不太注重怎样可持续地塑造我们的形象，我们没有注意到受众有很高的水准与见解。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提高信息的质量，考虑到受众的心态与认识水平，我们说一些能够持之以恒地树立中国形象的话，这样更有利。就比如我们的国际频道，重点不应该是用英文传播国外的信息，而应该是用英文来介绍中国，把中国变化当中的曲曲折折、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反映到国外，但我们没做到这一步。

记：那您是否认为目前我们最缺乏的是学界探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持续性的宣传策略？

冯：从理论到策略到体制，我们都缺乏。当然体制已经有了改变，比如说CCTV-9，它已经有了很大的空间，但我们媒体的制作者还不能完全利用这个阵地说更多的话。凭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改革都能做得起来，编这些节目我认为找到一些有责任心的人，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说这是从理论思维到媒体策略，到怎么利用这种体制已经提供的平台和空间，还有责任心，这是一整套的问题。

记：谈到这个问题，就可以接着谈谈我们中国的外宣工作了。在采访您之前，我采访了孙哲教授。他提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外宣工作太不讲究技巧，我们一般就是展示长城呀、杂技呀这样的一些东西，而对我们日新月异的日常生活的展示就不太注意。

冯：是啊，我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南华早报》的一位记者私下里曾经对我说过，他不喜欢伦敦，不喜欢欧洲的其他城市，他喜欢上海，因为这里是个动态的社会，这里每天都有发展和进步，他在这里每天都得到大量的有关我们人类活动的新的信息，他在这里看到变化。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但是，就像刚才你说的，即使我们处在这么一个信息社会的制高点，我们是一个信息发生地，是一个信息的源泉，我们使用信息的能力却恰恰与此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记：就是说我们自己都利用不好我们自己的信息，反而是按照外国的议题来进行宣传。我想这既需要在操作上进行改进，也需要有理论界的探讨与引导。

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是我们的语言能力要适应中国正在走向国际社会的这样一种变化，也就是说在跟人家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找到能让别人接受的表达方式。你要把这种比较枯燥、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用一种比较轻松、调侃、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是对外宣传，你的受众是外国人。第二，更直接的就是我们要继续清除新闻“八股”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我们革命还没有成功的时候，毛主席就批评过了“党八股”，难道革命成功了，咱们就忘记了？这个毛病还缠着我们，太可怕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两方面能改进的话呢，我们的新闻文风就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记：您是经常接受国内媒体采访的，它们经常请您对国际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您能以上海媒体为例，评价一下国内媒体的国际报道水平吗？

冯：各有千秋吧。有些媒体很老练、沉稳，比较有经验，表达问题都是很有分寸的。有些新兴媒体，比如说像《东方早报》以及外地的一些媒体呢，则是显得很有生气，很希望对一些事件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尽管有些分析还不是很准确，但是确实能够给人以不少启发。我想媒体的功能除了它的准确以外，可能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能激发一种想象力，来启发一种智慧。所以我们也不能对媒体有过分的苛求。因此当我读到一些不太确切，但是能让我想到另外一面的报道时，我觉得这些媒体工作者也是很可爱的。

中国人在俄媒介中的形象

记：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在外宣方面，在塑造自己国家形象方面任重而道远，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您接触了很多俄罗斯的媒体，那么您觉得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哪些特点？

冯：第一，是媒体表达方式丰富多样。俄罗斯人是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一个民族，他会把一件事情说得很有情趣、很巧妙、很有哲理。第二，他们强调所谓的舆论多元化、媒体多元化。尽管普京时代采取manage policy，但声音还是很不一样，一些批评性的议论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所以他们的报道方式还是比较直露。这是俄罗斯人的习惯，既有文学性的一面，讲究文采、修辞、意境等等，但同时从这个民族交往个性来说还是比较直露的，批评非常尖锐。

记：那您认为俄罗斯媒体在对中国进行报道的时候能基本上做到客观真实吗？

冯：我不认为是这样，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做大工作。在俄罗斯媒体上，很多年以来对中国批评性的报道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中俄两国可以说是相当有渊源，它曾经几乎是我们的模板，现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又相互间密切关注，相互参照，民间交往也很多。为什么对我们会有那么多的负面报道呢？可不可以认为一方面是我们在输出信息方面做得不够，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报道取向上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点呢？

冯：我认为这个问题主要不在于此，不在于我们国家输出信息的内容，当然这是会有一些影响。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俄罗斯人本身对于东方社会的一种理解，他们感兴趣的有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梅兰芳、齐白石，还有对李小龙也非常感兴趣。

记：那就是说他们并不太关注我们新时代出现的一些典型，比如说姚明这样的一些人？

冯：我倒没注意他们怎样说姚明，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但比如说上海，上海应该是中国很好的一个正面典型吧，可俄罗斯朋友在跟我谈到上海的时候就说，你们上海拆了许多房子是吧？他不说我们建了许多高楼却说我们拆房子。他是这么接收信息的，就是说作为一个比较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他更多的是在用一种反观自己经历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变化，也就是说作为俄罗斯人而言，他们可能更多地认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传统与当代的一种传承与衔接。因此他们在谈起上海的时候，想到的就是你上海拆了许多房子，他对这种信息不能接受，他认为你们应该把东方社会古老的传统好好保护起来。在这里我们不要轻易地去说他们对东方社会的理解是对还是错。

第二点，我感觉对中国的消极报道来自于他们的切身体验。我这里指的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到了1994年，中国大批未经管理的小商小贩把大量的不合格产品运送到了俄罗斯市场上去，这是对中国庞大的外贸出口市场的一个极大的破坏。现在，许多到过中国来的俄罗斯人都知道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产品，他们就问为什么在俄罗斯看不到中国那些高质量的家电产品？这里面有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当时那些“倒爷”把中国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给毁了。

记：看来扭转中国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形象不仅仅是媒体的工作了。

冯：是呀，不仅仅是媒体的工作。媒体可能有一部分因素，但主要是我刚才说的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反过来对媒体而言，你要发挥作用，这个空间是有限的，远远不是你说几句好听话人家就能接受你的。

记：不久前，国内某新闻节目在关于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报道中，屏幕下滚动播出的字幕竟以人质死亡人数作为有奖竞猜题，请观众发送短信猜一猜给出的四个数字哪个准确。这一事件引起外交部、中宣部和广电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该节目制作人被辞退。针对此事件，国家广电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和新闻类节目（含访谈类节目）一律不准开设手机短信参与的竞猜环节。请您结合这件事，谈谈在当前全球反恐的形势下，中国媒体对此类报道应遵循的原则。

冯：我感到首先要看对什么而言。第一，每次恐怖事件的发生，作为人本身，我们对恐怖事件的受害者要表达一种人之常情：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第二，也得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今天我们是很太平，不会去触动这些敏感的神经，但是我们至少也要有所心理准备。当然媒体在表达的时候应该注意技巧。第三，从媒体而言，在对恐怖事件的报道与表达上要注意恐怖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我认为恐怖主义背后当然体现了某些超级大国、强权主义在某些地区引起的反响，产生了极端的宗教势力或者极端的抵抗力量。这方面的因素是有的。同时，它也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强弱差距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绝不仅限于此。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是还要从人性本身去追究它的原因，就是说人类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恐怖主义这种现象。这是整个人类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单是强权主义者要注意这个问题，不单是制造鸿沟的管理者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反躬自问：为什么世界发展到今天，当人类文明积累到今天，反而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人性本身有些什么问题，我们还没有好好加以疏导、安抚或者是平衡。我认为媒体应当引导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思考。

记：我觉得您说的这点有很深刻的见解。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的时刻更多的是一种煽情，或者是追求它的轰动性，我们没有把它背后的原因梳理出来，做一个深度的解读，以使今后整个事态的发展更加有利。

冯：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教化，我想这个时候就需要媒体起到教化的作用。政府对某媒体报道别斯兰事件的方式给予批评与处理，我想是有道理的。我想我们更多地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怎么从这个事件中实现一些教化，使我们社会能够保持一种平衡。

社会转型期，媒体要开放也要管理

记：您说过在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尽量地弥合这种信息不对称，就更有利于社会的顺利转型呢？

冯：转型社会的信息不对称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媒体能做的工作就是尽量减少这种不对称，对信息供应的平衡起到一种调节的作用。在这个方面，媒体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记：这就使我想到了俄罗斯媒体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2000年普京执政之后，普京基本上延续且强化了叶利钦时代的媒体政策，普京认为媒体与金融寡头赚钱可以，但干涉国家政治运行绝对不可能。对此普京还对与美国资本有直接关系的媒体集团大亨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进行了金融整肃与逮捕。那么您认为普京这样做是不是会加剧转型期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强对传媒的控制，对于他的政治改革的意义何在？

冯：叶利钦时期并没有对媒体采取集中化的管理，基本是开放的，所以现在俄罗斯的自由派比较怀念叶利钦。正是由于这个背景，普京执政以来的特点就是逐步走向manage policy，除了你提到的那句话外，普京自己还说过，与其说让媒体与寡头、不负责任的官僚勾结起来，散布一些不准确的信息，还不如由国家把它管起来，这样还对老百姓负责一些。俄罗斯老百姓很听得进这个话。

记：您是说他这套措施很切合俄罗斯的实际？

冯：这是一种悖论。一方面，普京总结了以前的教训，认为媒体还是得管一下，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种管制也不是很死的，其实它还是很公开的，所以批评的声音还是有。我之所以认为是一种悖论，是想说明这种管制要考虑把握在什么样的分寸，既要广开言路，同时也不能让不正当的情绪到处泛滥，让批评政府的言论到处泛滥也不行。同时俄罗斯的媒体对民众的判断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普京也得考虑如何管理到一个更好的“度”上，这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

记：在2004年9月13日，普京主持召开了以反恐为主题的政府扩大会议，在该次会议上，普京提出了要根本变革俄罗斯政权结构以应对当前的恐怖主义。您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说过，整体来看普京的发言，最中心的意图是要以反恐为契机，对国家政治生活进行变革，俄罗斯“国内政治集中化”的趋势已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会进一步加强对媒体言论的控制吗？

冯：现在普京关注的是资源的集中化，包括媒体的资源，但这种集中化不是国有化。目前普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仍然受到60%到70%的民众的支持，我认为这不会使他太快地改变政策。我认为在他对媒体实施管理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会促使大家增加思考，去思考俄罗斯的媒体到底应该怎么发展。我想我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媒体发展的前景的，我认为经过这一段调整，俄罗斯的媒体还是会找到处理政治与商业精英、处理政治强权与平民、处理政府与媒体及受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办法的。

记：您在《面对“非典”的战略思考——上海学者谈“非典”的长期影响》一文中，曾谈道：“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到苏联解体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很多。借用危机来推动改革是一种很好的借力方式，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不能对言路开放寄予太高的希望，以为言路开放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想法过于天真。苏联的失败与滥用言路开放有直接关系。”能结合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媒体改革谈谈言路开放的问题吗？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提政府信息公开化、公众知情权这些问题，这些对国家转型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冯：这样一个宏观问题好像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转型社会，就是由一个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我认为这里面应该注意衔接的问题。政治文化的形成，一种是革命式的，一种是注重传承的，我希望能两面都兼顾。这里面关键的就是公开政策。其实这也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受众，他们在信息超负荷的情况下会感到迷茫，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信息的发布者，包括知识分子，他本身的思考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我感到这个时候需要一种过渡，无论是对受众，无论是对媒体工作者，包括对学者，都有一个调整、学习的过程。我想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来使得媒体工作者，包括学者、知识分子，能通过比较好的学习不断适应这样一种变化，推进这种社会进步，扩大我们现在这些比较好的政策的影响力。对受众也是同样，采取一种比较适当的方法，使他感到在日常生活中，在接受的信息中经常有兴奋点，并且这个信息兴奋点是健康的，是能给他以启示的，而且会激发他一种冲动，要求取得进步。在这里我觉得首先是需要培养，需要学习。

记：您说的培养、学习指的是什么？

冯：受众和媒体两方面都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不希望是一种不讲究传承的革命性的变化，这可能会有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注意衔接、注意过渡，我想这个社会就不会在发生很大变化时把一些应该有的好东西给湮没掉。渐进与突进都是有关系的，既有渐进，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突进，这个是很难预料的。我是说作为管理者，或者说作为媒体这个部分来说，还是要强调创造空间，多学习、多掌握。我认为这在目前是很清楚的，要提供空间和条件使大家能够多学习，并不能以西方媒体为唯一的参照，我们也可以有许多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