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做“文化人”

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做“文化人”
——梅德明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梅德明，1954年9月14日出生于上海。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学术骨干。受聘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教材审定专家，上海市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外语口译资格证书考试”专家，上海市紧缺人才培训工程“会议和商务口译考试”专家。著有《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简明教程》、《大学英语口语教程》、《新编英语教程》（修订版）、《高级口译教程》、《中级口译教程》、《英语口译教程》、《英语口译实务》、《展望未来英语教程》（改编版）、《英语听写学习教程》、《新世纪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以及一批学术论文。

采访时间：2004年11月10日

采访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

采访人：陈立生

报纸是最好的媒体

记：您平时了解新闻信息主要通过哪类媒体？

梅：从电视、广播、报纸上都了解新闻，不过可能从报纸上了解的新闻更多一些。我感觉，电视和电台在报道新闻的时候有它们的优势，但相比较而言，深度不够。要对一个问题、事件深入了解的话，我一般看报纸比较多一些。当然，现在媒体的新闻报道方法比较丰富，尤其像电视，所以电视看得也比较多。

具体来说，上视、东视看得多一点，还有中央台的二、四、十频道。喜欢看报纸，如《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还有北京办的一份专门介绍国际关系的《环球时报》。杂志看《读者》，它搜集了不少比较精美的文章；《科学画报》，上海办的，是我长期订的，大人小孩都喜欢看。我自己还订了一份《北京周刊》，英文的。我们学校有BBC、CNN，都能接收到，因为我们是搞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还看香港地区的凤凰台。

记：您经常上网了解新闻吗？

梅：有时候上。不是为了上网而上网，主要是为了搜集专业方面的信息。平时了解新闻信息，主要还是靠报纸、广播、电视。

记：您每天接触大众传媒大约多长时间？时间分布情况怎样？

梅：全部加起来有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早上的新闻是必须要听的，白天在工作之余看看报纸，晚上吃过晚饭之后看看报纸。

具体的时间分布，报纸占的时间比较多。看报纸你必须其他事情都不做，专门看。而听广播、看电视呢，你可以在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进行。早上一起来，就打开收音机。一边洗漱、做点早饭，一边就听了，像（上海）东方台的早新闻节目，还有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早上比较多的时间在6点到7点半之间，所以广播媒体要对我们这样的人提供信息的话，我认为6点到7点半是最佳时间。

记：您刚才说电子媒体的深度不够。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有中央台早上的那个新闻节目，它实际上最长的一条消息也不过三五分钟。

梅：应该说，这样的新闻播报方式也需要，因为你需要一定的（信息）面，这个“面”包含了许多“点”，但是它不深入。我还是认为报纸是最好的媒体，最可靠的，最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新闻事实。电子媒体有它的特点，但它必须在规定的单位时间内，把所有该报的新闻全部报完，它就不可能有深度。信息的广度有，但是常常显得“支离破碎”。如果你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专门看报纸上某一个方面的报道，那么你就会有另外一种收获。

记：电视节目喜欢哪些？

梅：这几档节目，我一般能够比较专心，比较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像《财富人生》这样的“专访”类节目、像以前的《实话实说》之类的“对话”类节目。节目当中的人在一起讨论，（有的人）就代表了你自己的看法，你收看的时候“精神”上也在交流。像这类栏目我就比较喜欢。它们往往围绕一个题目集中地来谈，可以谈得比较深、比较透。不过这类节目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个就是题材的“面”还比较窄，围绕成功企业家的比较多，还有爱情之类的话题，比较集中。实际上社会是分层次的，还有很多课题、话题媒体应该做。再一个就是对一个问题探讨的角度、层次偏少。

记：比如说还有哪些话题应该关注？

梅：比如说“教育”问题。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公民的塑造问题。我们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公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学校、家庭、社会。我们有些探讨教育的访谈类、对话类节目，让人觉得似乎教育只是学校的事，这跟他们找来参加对话的人员的自身情况恐怕也有关系。还有一些，看上去是比较“单一”的话题，但它实际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比如讲“语言”的问题——我们是语言专业的，对语言比较感兴趣——语言的许多问题涉及文化问题，涉及思维，甚至涉及个人的知识结构、认知方式等等，你（媒体）可以请很多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人来谈。像这样的节目很少能看到。

做媒体的人首先必须是个“文化人”

记：可是有些“话题”做起来，可能会影响到收视率。

梅：如果单单从媒体收视率的角度来看，谈论语言学这类很专业的话题的节目肯定是不能排在前面的。但是，我们媒体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它也要帮助社会塑造人，它应该有一部分贡献，不能老是索取。

记：这实际上就是媒体的公共责任问题了。

梅：对。

记：有的电视台搞完全以“收视率”为导向的“末位淘汰制”，谁的收视率高就往前排，最后的就被淘汰掉。经过实践之后发现，这种单纯以收视率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有很大的弊病、漏洞。

梅：就是啊，收视率低，你媒体是要去分析、研究的。因为世界上种群是有量的区别的，有的很多，有的种族很少，那么你就有理由可以把这个量很少的种族给消灭掉吗？尤其是“珍稀动物”，我们更是要花大力气去保护呢。

记：您的意思是说，作为媒体来讲应该是多样化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构成就是多样的。

梅：对。做媒体的人我认为首先必须是个“文化人”，而不是“经济人”。这两类人，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个因素要考虑进去，作为业绩的考核指标。首先要看他是不是个“文化人”，而且他代表的是哪一种文化，代表的是健康的、向上的，还是低俗的。但是，对健康、向上与否谁来判断，这个很关键。判断的人，审核的人，他本身不具备这方面的文化素质，那就更加糟糕了。

记：“判断机制”？

梅：我们传媒的“判断机制”还没有完成得很好。我认为这个“判断机制”要有学术层次的人参与，其中要包括搞人文科学的。我们有没有想到搞个“文化工程”？当然这个“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能够把人的人文素养激发出来、调动起来的文化工程。我们现在的一些媒体，看到原来很好很有文化的东西，发现里面会产生某种经济利益，就会有利益驱动，他拿过去做，结果做得不伦不类。

记：现在传媒确实也有一个令人一直很困惑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大众传媒要走向市场，走向市场当然首先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有时候正与误、善与恶、美与丑，究竟在哪一边，是在“大多数”这一边，还是在“少数派”这一边，确实很难把握。那么，媒体为了遵循“大数法则”，可能在初期是“通俗”，后来再往下滑，就是“低俗”。“低俗”跟我们讲的文化实际上是“悖论”，是相抵消的东西。那么媒体到底怎么处理才好呢？

梅：我想，不管哪一个群体，在本性上都是向美向善的。人的心底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有时候被埋藏起来，不一定能够表现出来。即使传媒要迎合某一批受众，可是我们要激发他们心灵里面一种美感的东西。媒体要把人类的那种美的愿望、美的想法、美的体会，通过文化产品反映出去，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又能够催人向上。即使媒体追求经济效益，可是这中间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记：您觉得20多年来我们国家大众传媒的变化情况怎样？

梅：应该是越来越好。一些以前没有的节目形态都出现了，比如说像talk show、panel discussion^[1]，现在就多了。还有，新闻全线跟踪采访报道，现在也开始有了。比如这次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布什VS克里），凤凰台做了跟踪报道，上海的东方台也做了。另外现在迎合青少年的，面向大学生的节目比较丰富。总的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媒体，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

记：您认为我们的大众传播，跟西方国家相比，就拿刚才所说的talk show，有哪些要改进的？

梅：美国几乎每个台都做，有许多人做talk show做得特别好，知名度很高。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知名的节目和知名的主持人还是很少的，不光绝对值低得多，相对值也低得多，我们知名的talk show和talk show主持人数量，跟我们13亿人的大国是不相称的。这就是说，我们媒体的品牌做得还很不够。

还有，美国的媒体很善于探索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有时可能是非常丑陋的，凡是能有轰动效应的，它们都要去做。我们的媒体不一定这样，但有一点媒体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善”也有“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某一种形式的筛选，让一部分不好的思想暴露出来。

关爱百姓，弘扬正气

记：您对当前我国大众传媒哪些是满意的，哪些是最不满意的？

梅：满意的东西现在是越来越多，不满意的东西，我认为啊，就是会议报道太多。还有重复，可以是一部分电台或者电视台重复报道，但不要电视一打开，每一家播出的都是同一种节目内容，造成资源浪费。有些报道可能跟各人的趣味有关。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开放的，我不去干涉别人的选择。但有些报道我是不看的，比如说歌星的有关报道。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包括流行歌曲我也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歌星、一个影星，这么一点点小事情，这么小小的变化，在媒体上这么大张旗鼓地宣传，到底是为什么？

记：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当事人与媒体的一种利益上的“合谋”，他想通过媒体来达到抢占更大市场的目的，但他不知道实际上公众并不一定能够认可这个玩意儿。

梅：我们现在有些节目做得不错，像“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越来越关注普通百姓、“小人物”的命运。而且，节目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非常美的东西。

记：现在一些传媒报道“小人物”的时候，往往侧重于“小人物”身上的那种“笑料”性的东西，您怎么看？

梅：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报道“小人物”给人一种亲切感，但是“小人物”身上闪现的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人物虽小，可报道的事情应该是共性的。有的时候，他碰到的是一个苦恼，一个问题，如果你单单是报道“小人物”身上的一些小事、琐事，这个节目就失败了。报道“小人物”，如果仅仅局限在挖掘“小人物”身上的“笑料”，嘲笑人家，欺负人家，这个不健康，没有意义，这样的节目也不会长久。报道“小人物”也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能只盯着他们落后的东西，落后的心态，这当然也是社会的一个方面，但是这样采制播出的新闻就没有美感。应该主要报道他们在工作中间、生活中间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能够引起我们深思的，而且这些事情也会涉及其他阶层，其他方方面面，从而使得全社会能够更关心这么一个阶层。

记：现在从新闻报道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人把媒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是以政治宣传功能为主的传统媒体，一类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都市类媒体。大家发现，这两类媒体的报道取向有很大不同，前者偏向于从“成就”的角度报道，后者偏向于从“问题”的角度报道。您对这两类媒体的报道取向怎么看？

梅：我不知道都市报本身的格调是什么样的，如果它暴露问题没有歪曲事实，而且最后它还是提倡这个社会要弘扬正气，来克服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对的。如果说我们这些党报是讲政治的宣传，也是可以的。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当然要宣传。所以我觉得，党报之类的媒体坚持正面报道或者正面报道为主，这是对的，但也应适当考虑一下改革报道方式。有的时候你的切入口是正面的，收尾也是正面的，中间的阐述你可以特意暴露一些问题，这样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大众总是需要对客观现实有个真实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道路。大众对现实的了解，在现代社会，主要是靠大众传媒。因此说，新闻工作者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呼唤中国自己的“大牌记者”

记：您对媒体对您的采访最后形成的报道总体满意吗？

梅：嗯，基本满意吧。我认为他们还是从积极向上的角度来报道的。他们想到的问题还是挺有水平和采访能力的。

记：您觉得再理想化一点，记者应该在哪方面改进呢？

梅：我觉得他们在报道的时候应该相对地再深入一点。美国记者的采访往往抓住一个问题紧追不放，我们的记者也是带着话题来的，但是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话题。比如现在考英语口译的人以惊人的速度逐年递增，成为一种“现象”。它对我们现在英语教学的机制、教学的方法是一个冲击，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但一般的新闻报道都是直来直去，只是了解有多少多少人参加口译考试，上海市对这方面的需求怎么怎么样，希望更多的人学英语，好，到此为止。它就没有或者不去关注我们的英语教学体制上存在的很多问题。

记：您认为导致这种比较肤浅的采访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

梅：记者自己的专业知识有限，对这方面的教育工作不懂，教育规律不知道。他看问题不行，看问题看不清。你说，我们国家有哪几个是大牌的、非常出众的记者？没有的。像美国，CBS、NBC、ABC每个媒体都有几个大牌记者，很厉害的，总统也常常被他们弄得很尴尬。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思考出这么一批人，要培养这么一批人。

记：您怎么看香港的凤凰台？比如说对“艾滋村”、“特困生”的报道，凤凰台与内地电视台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梅：这些节目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它们的报道就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它们的采访作风也比较感人，而且它们内部的协作、团队精神比较好，就像一个关系很好的家庭。我认为对我们内地媒体及记者现在应该提出一个“职业化”的问题。这个“职业化”不仅指你的工作职业化，你的思想、你的作风都要职业化。香港记者的敬业精神真令人感动，从许多重大报道上，比如说像“两会”、中央全会这样的，都可以看出来。

【注释】

[1]panel discussion是指在电台或电视台，由三五个人构成一个小组，就某一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的一种节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