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六、30年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前期17年(1978—1995年)和后期13年(1996—2008年)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特点。

在前17年中，中国的新闻改革以观念变革为动力，自下而上推进，呈现出碎片化、边缘突破的表象。我在1995年撰写的《15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中概括了15年来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1)15年来，我国新闻改革的总状况是: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这和经济改革不同，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力图改革比较僵化的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当然，新闻界的观念变革亦不是无源之水，它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发生。

(2)新闻改革是在遭受十年“文革”浩劫以后开始的。所以在其开始阶段带有恢复性质，恢复新闻媒介本来的面貌(例如新闻要求真实、及时)，恢复我们党报的传统。但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极快，一年一大步，几年一个新台阶。客观上要求新闻媒介在反映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断地改革自身。所以，有些传统还没有等到恢复，就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又被抛弃，并创造出新套路。批判与恢复、恢复与创新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这就大大增加了新闻改革的难度。十几年来，新闻改革时起时伏，忽儿提倡创新，忽儿呼吁恢复传统，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此。

(3)这次新闻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本着大胆实践、大胆试验、不断总结、有错就改的态度，各地新闻媒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的目标和具体措施，敢闯新路，敢为天下先，表现出勇于开拓的精神来。这样一来，在新闻改革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走些弯路、出现某些差错便难以避免。

(4)正因为各地新闻改革没有统一的模式，所以，新闻改革的目标不一，主攻方向不一，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做法，从而发展也很不平衡。就全国而言，人们提出的新闻改革的目标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要求改革我国的新闻体制；二是要求着重改革新闻观念；三是把改革重点放在新闻业务上。不同的改革目标对新闻改革有不同期望，从而对十几年来新闻改革的成绩有不同的估价。持第一种目标的人认为我国十几年来的新闻改革只能称之为“改进”，真正的新闻改革还没有起步。持第二种目标的人认为十几年新闻改革有了不少成绩，但起步太低，评价不能过高。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说成绩巨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5)外来文化对我国新闻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和40年代、50年代的两次新闻改革不同，它是在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展开的。国门一打开，外来文化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免不了鱼龙混杂。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于变革我们的观念、改进我们的新闻业务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盲目地全盘接受又给我们的新闻改革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吸收精华，剔除糟粕，实行科学的“拿来主义”，将始终是我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⁸⁸⁾

又过去了15年，我认为当年所做的概括，虽然不够凝练，但基本上能反映中国新闻改革前期的特点，而且被众多学者引用。

中共中央于1996年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对传媒业提出明确的要求。旋即，1996年12月中央“两办”发出《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厅字［1996］37号)⁽⁸⁹⁾，要求中国传媒业“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这标志着中国新闻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粗放式的数量扩张走向集约化的内涵发展，重点是进行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由此，中央开始掌控新闻改革即自上而下地推动新闻改革，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新闻改革呈现出整体化的表象。我在2004年底撰写的《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纪念新闻改革25周年》⁽⁹⁰⁾一文中，概括了新闻改革后13年的基本特点。

一、从自发走向自觉——中央掌握改革主导权

从1978年底到1999年的20余年间，中国新闻改革在整体上是自下而上进行的。

在20余年的时间内，从邓小平到历任中央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传媒业，发表过许多重要指示和讲话，为新时期的新闻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一个时期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然而，就新闻改革而言，中央以及中央主管部门并没有制定过具体规划，提出专门的部署。

在这20余年的时间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各家媒体本着大胆试验，大胆实践，不断总结的态度，从当地实际出发提出各自的改革目标和改革举措。而且，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改革目标，每年都有新的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都由实践来检验，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那些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例如《洛阳日报》在1985年打破邮发合一，自办发行；《广州日报》在1988年率先扩版，等等)得到中央主管部门的认可或默许，并不同程度地推广到全国媒体。这就是自下而上的改革。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表现了各个媒体对改革的极大积极性、灵活性的探索，新闻改革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正因为改革从各自实际出发，措施切实可行，投入小，见效快，积小变为大变，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这就是20余年内中国新闻改革高潮迭起、不断深入的基本动因。

然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从微观上看是一种自觉行为，但从整体上看却是自发的。自发的改革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其先天不足。首先，这种改革基本上针对微观层面的问题，改革往往是零碎而缺乏系统性；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缺乏整体性；往往是单兵突进，缺乏全面性。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这要求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这决非自发的改革所能承担的。其次，各媒体所从事的改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然而，单个主体的合理行为却往往在整体上造成混乱，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再次印证了这一哲学命题。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各家媒体为抢占媒体市场快速扩张，对单个媒体来说无可厚非，但这却造成整个新闻业的重复建设，无序竞争，造成“小、乱、散”的局面，以至于1996年中央“两办”发出《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要求控制传媒数量，提高质量，下决心关停并转一批媒体。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新世纪开元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主管部门就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的部署，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党全国转发，显示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新闻改革的重视。⁽⁹¹⁾

这一系列文件就中国新闻改革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做了明确的政策说明，涉及中国传媒业结构调整、运作模式转型、宏观管理体制，并在全国范围内对传媒业的转型改制进行试点。

文件发布密度之大、涉及内容范围之广、具体措施之细、执行力度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下发以后，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立即出台《实施细则》⁽⁹²⁾，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亲自挂帅成立专门的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包括相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次组成巡视组奔赴各地督办文件精神落实。对决定停办的报刊在中央级报纸上公布，杜绝一切阳奉阴违的行为。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央以及中央主管部门已经站到了新闻改革的前台，掌控新闻改革的主导权。新闻改革从此由自发走向自觉，即从过去以自下而上的改革为主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主。

中央掌控新闻改革的主导权将对今后的新闻改革带来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新闻改革已不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单兵突进的改革、修修补补的改革，而是整体的、宏观的、全局性的改革。中国传媒业的体制、宏观结构、运作模式，等等，在中央的主导下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从观念更新走向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成为新闻改革的主动力

10年前，笔者在谈到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时指出:“15年来，我国新闻改革总的状况是: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

如果按照邓小平同志的阐述，把改革看成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在20余年间，中国的传媒业仅仅是新闻业务的改进，经营管理的改善，体制上的改良，新闻业不像经济领域那样，从改革一开始就把改革目标锁定在经济体制上。中国的新闻体制上的改革还未真正涉及。然而，时到如今，观念更新的能量已基本释放，也就是说，光靠观念更新已无法解决当前新闻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制度创新来推动改革。历史证明:一切改革都从观念更新开始，最后都将遭遇制度壁垒。如果制度能够顺势创新，那么改革将会继续向前，否则，改革就会毁于一旦。制度安排，才是改革的落脚点。

目前，中国的新闻改革正遭遇着制度壁垒。中国传媒业目前存在的“结构失衡、竞争失序、运作失规、管理失范”都与现存新闻体制相关，制度不创新，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如，新闻报道“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实施，改进时政报道，改造党委机关报，资本运作，“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战略目标的实施等。总之，中国传媒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涉及新闻体制，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为中国传媒业进一步发展创造广阔的平台。

中国的新闻改革已开启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在中央的主导下，中国当前的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或抓手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运行模式的改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0年间，我们将所有的传媒都称作党和政府的喉舌，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专事宣传。90年代，我们又把所有媒体认定为具有双重属性。现在，中央把传媒业划为两大块: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的文化企业单位，并让经营性的媒体实施公司制改造，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一句话，它们将实施彻底的市场运作，并为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这是对现有的新闻体制改革迈出了一大步，对中国传媒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在确认公民知情权的前提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创立。知情权是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指公民有了解国家重要事务、社会公共领域信息的权利。但是，在中国，政府拥有80%以上的重要信息，政府的信息不公开，新闻媒体就无法公开传播相关的信息，公民的知情权就是一句套话。现在，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已提上议事日程。其中，《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自2003年元旦起正式实施。《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自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另外，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已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是落实公民知情权的一大举措。

2003年6月25日，一批违规大案由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审计报告中曝光，并经媒体公开传播。随即，一场严查乱管理、乱投资、违规挪用资金的“审计风暴”席卷全国。2004年6月23日，李金华再次向十届人大常委会议提交审计报告，公开披露一大批政府部门违法乱纪问题，包括一批国家机关，像原国家计委、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国家电力公司，等等，详尽披露这些部门违地乱纪的具体情节，令全国震撼，并掀起比2003年更猛烈的“审计风暴”。李金华审计报告的公开曝光，而且基本上是全部公开，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正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显示新一届政府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

三、从边缘突破走向中心突破——新闻报道成为新闻改革的主攻目标

中国的新闻改革是从边缘突破开始的。⁽⁹³⁾这个边缘主要指传媒业微观层面上的经营管理，恢复广告经营(1979年开始)、自办发行(1985年开始)、扩版扩台(1988年开始)、开展多种经营、制播分离、人事用工制度、工资奖金制度，等等。与热热闹闹、快速发展的媒体产业化进程相比，传媒业中核心的部分——新闻报道的改革显得迟迟疑疑、冷冷清清。以至于学者受众批评媒体“千报一面”、“千台一声”的声音不绝于耳。

新闻报道是整个传媒业的核心业务和支柱，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无论是美国的CNN、《纽约时报》，还是英国的BBC、《泰晤士报》，能够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无不因为它们有出色的新闻报道。目前，中国的新闻改革正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着力于新闻报道的改革。

新闻报道尽管难尽如人意，但也并非没有进步，从新闻报道自身来说，也是由边缘向核心推进。按时序排列，中国传媒的新闻报道改革的进程是:20世纪80年代，改进经济新闻，尤其是产供销的商品信息在各媒体上活跃一时；改进会议报道——跳出会议抓新闻；90年代初，娱乐报道成为许多媒体走向市场的当家品种；90年代中期，国际新闻异军突起，尤其是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一批周报对国际新闻的深度报道受到格外青睐；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活跃、财政金融报道备受关注，以《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三大周报为代表的财政金融媒体对推动财政金融报道改进发挥重大作用；到90年代后期，都市报的迅速发展，民生新闻成为都市报、许多地方电视台的当家新闻。进入新世纪，危机报道和公共政策报道的突破给媒体带来新的生机，非典报道、孙志刚之死报道成为这两类报道的经典之作。危机报道虽然阻力重重，但毕竟已成为常态新闻报道，这不但是新闻业的成就，更彰显出新一届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

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时政报道的突破将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四、从增量改革走向盘活存量——中国党报打造主流媒体

中国新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增量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中国传媒业的基本格局是一报一台一统天下，到70年代末有了电视台变成一报两台。一报就是党委机关报，两台指广播电视的综合频率、频道。它们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主要承担宣传职责。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对信息的有效需求急切增长，一报两台的办台理念、办报模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一报两台的改革又显得步履维艰。于是一报两台开始裂变——创办子报、子台来适应新形势要求。新报新台新套路，旧报旧台老思路，这就是增量改革。80年代，大量的经济类报纸、经济台都是一报两台裂变出来的。90年代，中国传媒业在确认双重属性以后，大步走向市场，一报两台快速裂变，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大众化浪潮。90年代初期的周末报热，90年代中期的晚报热，90年代后期的都市报热，广播电视不断增设影视、时尚、体育、财经等新的频率、频道，都是一报两台不断裂变的结果。

一报两台不断裂变，传媒业的实力、影响力不断壮大，而与此同时，一报两台尤其党报却不断萎缩。从1984年到2000年底，党报发行量逐年以1%～3%的速度下降，赢利能力逐年下降，社会影响力也逐年下降。党报，历来处于中国传媒业的核心地位，现在核心正在走向边缘。

可是，党报必须重回其核心地位，打造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

从世界各国看，主流媒体是社会、政治的一项稳定器，是主流价值观的主要支撑，是主旋律的主要弘扬者。而主流媒体一般都以硬新闻为主，以时政报道和评论取胜，以社会精英阶层为主要受众。像美国的传媒业，拥有1600家报纸、1200家电视台，但只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两家才是美国庞大传媒业的旗舰，被称为“舆论界的舆论领袖”，在关键时刻，所有媒体都会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统一口径。在中国“一报两台”不断裂变，媒体数量越来越大，光电视频道就达到2300套，超过美国、西欧、日本电视频道的总和。但噪声四起，主旋律不明，主流媒体的缺乏是重要原因。而从目前情况看，只有中央、省(市)两级党委机关报才能最具条件成为真正的主流媒体。我们要盘活存量——下力气改革党报，让党报重回其应有的核心地位，打造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

30年新闻改革前后的不同特点，可以列表如下:

续表

除了上述不同点，30年中国新闻改革前后期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特点:

后13年新闻改革的难度大大超过前17年。后13年的新闻改革中心议题是体制机制创新即涉及宏观层面的管理制度，并以制度创新来推动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这说明新闻改革已涉及中国传媒业的核心问题，是真正的一场攻坚战。这场改革的难度表现在:

1.我们需要确立总体目标。新闻媒体尽管具有信息产业属性，但它毕竟也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因而，新闻媒体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体制没有整体的、全盘的改革方案的情况下，局部性的新闻媒体的制度创新的方向、目标无法确定。失去了方向、目标，制度创新岂非是盲目的？例如近几年，从上到下，从学界到业界，都感知到现行的新闻体制机制正在束缚着传媒业的生产力，都在呼吁制度创新。那么制度的中心部分即宏观层面的管理制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需要作哪些改革，谁都语焉不详。所以，我们只能停留在“呼吁”上。

2.我们需要主干理论。前17年的新闻改革，新闻界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各地各家媒体各有各的改革方案，改革呈现碎片化特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改革方案都是局部性的，改革失败了，也影响不大。而现在改革是整体性的，一个方案一下子推向全国，纵使要先试点，也影响一大片。现在，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而需要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已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指导。就传媒领域而言，我们也有了不少理论观点，但缺乏一个专业领域内的主干理论即指导制度设计和创新的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传媒的主干理论先后有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和社会责任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自16世纪萌芽，17世纪成长，到18世纪成熟，成为制定西方各国宪法相关条款和其他各种相关法制、规则的指导性理论；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责任论逐步获得西欧、日本各国的认可，取代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成为主干性理论，成为修订信息传媒业相关法规的指导性理论。我们的国家也有党性原则作为指导性理论和制度安排，但党性原则毕竟更多属于政治性原则，而非专业性主干理论。缺乏专业性主干理论，使我们制定的许多政策、规定、规则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而目标往往前后不一，摇摆不定，甚至一个文件内也前后矛盾。

3.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利益格局。管理制度的创新也好，媒体结构和媒体转型也好，都伴随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尽管新闻界都有共识，这场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改革必将大大解放传媒业的生产力，但同时，谁都认识到:必将有局部要做出牺牲。比如，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那么，传媒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势必失去直接指挥、调配传媒业资源的权力，这对于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执行者的主管部门来说肯不肯对自己痛下杀手？实施的制播机制，有一大批电台电视台的从业者都将从事业单位分离出去。实施公益性事业单位与经营性企业的分离，又有一大批原先事业单位将被剥离出来。这一大批单位和个人过去吃惯皇粮，现在要自己到市场上去谋生，有成功者，必有失败者，他们肯不肯、能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正因为有上述原因，后13年与前17年相比，新闻改革举步维艰，而且将继续在困难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