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当前新闻业的问题、矛盾和改革的重点
30年的新闻改革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问题也开始堆积起来，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迫使我们不能不去正视它们。
(一)当前新闻业面临的问题
我指导的博士林晖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我国新闻业当前问题是:“结构失衡，操作失序，管理失控。”(94)我认为概括得相当精辟。
结构失衡，造成大而弱的境况。就整个国家而言，我国的传媒业规模很大，电视频道有2300家，世界第一，比西欧加美国的还多；报纸近2000家，世界第一，比美国加日本的还多；网民达1.73亿人口，世界第二。
规模大，但却很分散。从中央到县(市)四级办台、四级办报的格局没有改变。从1996年开始，国家下决心，花大力气治理传媒业“小、散、滥”，13年过去了，却依旧如故。中国传媒业被行政区域切割成碎片，整体很大，单个很小，成“千手观音”，却形不成强有力的拳头。中国最大的拥有绝对垄断优势的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占全国电视广告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是我国电视机构唯一进入世界电视百强的电视台，在全球排名一直在50左右徘徊。2004年，央视总收入约14亿美元，仅仅是同年美国新闻集团的6.6%，维亚康集团的6.2%。
规模大，但经济实力很弱，国际传播能力很低，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小，与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这些年来，从中国的整体形象到具体的一个个事件，中国不断地被西方媒体妖魔化，不断被歪曲，我们往往只能被动挨打。可以说，中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原因很简单，国际舆论的主导被西方10来个像美联社、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泰晤士报》这样的媒体巨头所把持，中国媒体发出的声音往往被这些媒体所遮蔽。国情专家胡鞍钢、张晓群用量化的数据反映出这种差距，在反映传媒实力的传播基础、国内传播、国际传播、传媒经济四个方面中，中国的国内传播最强，相当于美国的88.7%；传播基础也不错，相当于美国的55.5%；而国际传播能力只有美国的14.4%；传媒经济实力只有美国的6.5%，日本的25%，印度的33%。(95)
结构失衡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日渐边缘化。中国的媒体结构历来是以党报为核心形成的。作为传播硬新闻的主渠道，宣传党的政策的主阵地，党报的权威性任何报纸都无法取代。党报在80年代初期达到巅峰，以后却逐年下滑。据全国记协调查，全国31家省级党报，80年代末期的期发行量为35万份以上。90年代末期的期发行量降到23.9万份，下降了31.7%。(96)进入新世纪，发行量依然不断下滑。31家省级党报的利润总量在上升，利润率却在下降，70年代末为13.44%，80年代末为25.03%，90年代末降为12.12%。“发行滑坡，读者流失，影响力下降，党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从未有过的严重局面”(97)。我将在下章分析造成党报困境的原因。
操作失序，造成传媒业公信力下降。小而散的庞大媒体、高度同质的媒体，势必引发空前残酷的竞争。尤其在省会城市，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市(省会城市)级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还有杂志、网络，上百家媒体在一个城市内形成“二级半”(中央一级、省一级，省会城市比省级行政上差半级)竞争。为争夺市场，不择手段，不顾脸面。事实证明，一般产品的竞争，会使产品朝价廉物美的方向走，而精神产品的竞争，尤其过度竞争，必然降低精神产品的格调，所谓“阳春白雪、和者必寡；下里巴人，和者必众”。传媒业过度竞争，不断地挤压新闻专业理念，损害新闻职业操守，“假新闻、八卦新闻、煽情新闻”成为社会之三大公害，新闻真实性受到空前挑战。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假新闻正向公共领域入侵。一些急功近利的新闻从业者开始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卫生、交通、医疗、住房、教育、治安等公共领域造假，混淆视听，直接危及公众的切身利益。反过来，这同样危及传媒业本身，导致传媒业公信力下降。2002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传媒研究中心对中国八大城市的调查显示(98):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水平在5级指标——“同意、基本同意、说不准、不太同意、不同意”的评价中，连“基本同意”(良好)也达不到。2003年，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组建的南京民情调查分析中心，又对中国八大中心城市1223户居民家所作访问中显示(99):被访者中对媒体的宣传明确表示相信和比较相信的仅38.8%，而表示不太相信与不相信的超过50%，另有7.7%被访者认为“不好说”。“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果公众对媒体传播的新闻将信将疑，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媒体何以在社会立足？何以服众？
管理失范，造成政出多门的混乱。国家对传媒业的管理是以行政调控为主，法律为辅的手段。在由行政管理中，又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即传媒业所在地的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这样一来，各家媒体既要接受中央宣传部领导和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的管理，又要接受属地党政部门管理。此外，广告归各级工商局管，收视费、报刊费归各级物价局管。广电网络的统筹规划和全国统一技术标准归信息产业部管。而对电视剧、动画片等电视节目的版权保护更涉及中央宣传部、全国“打假扫黄”工作小组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公安局、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九个部门。(100)
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部门强调依法行政。但问题恰恰是:我国没有一部新闻法，行政管理无法可依。虽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不少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但都在《新闻法》缺位的前提下制定的，这些规定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短暂性和不确定性，结果常常朝令夕改，传媒业无所适从。例如在广播电视领域，“公共频道”推了几年不推了(101)，“广电集团”化了几年不化了(102)，“网络整合”搞了几年不搞了，对业外资本、境外资本的政策也是进进退退。尤其对媒体的新闻报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主管部门，几乎每星期都有几份传真、严令“不准”报道的事项，电话、口头临时通知“不准”公开报道的更多。
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更增加了规制的混乱。因为保护地方利益成为属地行政部门的行为准则，对于中央主管部门下达的规则，地方往往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有利的就执行，有害的就阳奉阴违。比如，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下文要求取消县级电视频道，可以说，全国没有几家县级台执行，最后都不了了之。广电总局严令黄金时段播广告必须限制在15%以下，但2003年1—8月全国被监测的558个频道中，超过15%的达445个，占被监测频道的79.5%(103)。谁来执法处罚这些频道？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超时广告就此蔓延。行政管理相当程度上就是体现长官意志，属地管理的最高领导当然是属地的党政一把手。党政一把手的意志对媒体具有极大的权威，一届领导有一届领导的意志，领导层的更换就意味着电视台、电台、报纸开始新一轮的改版。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历数政策多变的种种祸害后指出:“如无一套稳定的国家政策予以鼓励，任何改进或创新都是不能实现的。”(104)可谓一语中的。
(二)传媒业的深层次矛盾
结构失衡、操作失序、管理失范“三大问题”，仅仅是中国传媒业的表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传媒业深层次的矛盾，双重属性，三重身份。
传媒业具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这已为人们所熟知。而有些人还不知道的是，在双重属性下，传媒业具有三重身份。
传媒业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实际上是党和政府的一个宣传机构。正因为这样，中央主管部门明确规定，传媒业的上级党政部门掌握传媒业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命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宣传内容的终审权。(105)
传媒业也是一个事业单位。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把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列入第三产业中的“文化、体育事业”。2001年8月2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和广电集团属事业性质。事实上，全国绝大多数媒体都以事业单位性质在工商行政局注册登记。什么是事业单位？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的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中国的传媒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向社会各行各业、向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为主要功能，包括时政、经济、天气、灾情以及便利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服务新闻，同时也为公众提供娱乐、知识。传媒业是地道的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产业。
传媒业还是企业，实行企业化运作。90年代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媒体已不再有国家的财政津贴，它们成为独立核算单位，必须走向市场，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并且像一般企业那样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除此以外，不少媒体的利润还像国有企业那样上缴上级部门，它们独立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
世界上所有组织(机构、单位)可以划分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每一个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身份，或是机关，或是事业单位，或是企业。三类组织各有自己的行为规范。但像中国的传媒业那样，集三类组织的身份于一体，却是绝无仅有的。
三类组织、三种身份，按照各自不同的要求发挥不同的功能。但是将三种身份集于一身，它们内在的不同要求、不同功能必然出现矛盾，甚至产生冲突和对立。
1.机关、事业、企业都有各自的目标。任何党政机关都号称为公众服务，但机关工作的重要目标是保证政令畅通，保证决议、法令、规章、命令、政策的执行，否则政权就将崩溃。事业单位是社会的公益事业，其首要目标则是直接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是每一名公民应有的权利。事业单位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任何企业的首要目标是赢利，“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这是企业的座右铭。所以，机关工作听命于领导指示，事业单位工作听命于公众要求，企业运作听命于市场信号，集三重身份于一身的中国传媒究竟应该听命于谁呢？这个实实在在的矛盾几乎每时每刻都困扰着传媒业界尤其那些领导们。
2.机关、事业、企业都有各自的游戏规则。机关属于政治系统，按不同职责来划分层次和等级，一级管一级，下级服从上级。机关是依赖于权力来驱动的。而权力是由法律规定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任何机关都不能越权，不能越界。一个国家的权力只能在一国之内行使，否则就是干涉他国内政；一个省的权力只能在省内行使，一个级别的权力只能在级别内行使，否则就是越权越级。企业作为独立法人，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企业之间是一种契约的关系，不存在谁指挥谁、谁服从谁的问题。企业是依赖资本来驱动的，而资本是流动的，无边无界，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流动。而集三重属性于一身的中国传媒究竟应该按哪一种游戏规则来运作呢？
3.机关、事业、企业都有自己明确的职责权利。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国传媒必须无条件地承担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古今中外，任何宣传都是非卖品。有谁见过把政府的宣传品当作商品到市场上去出卖的？所以，中国传媒理应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但实际上，现时的中国传媒业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它们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自谋发展，所以它们必须到市场上去获取利润。这样一来，它们就必须把宣传当作商品。长期以来，中国传媒的学界、业界就中国传媒的产品是不是商品或是否具有商品性争论不休，其源盖出于此。有的强烈否认中国传媒的产品是商品，有的一口咬定中国传媒的产品全是商品。在我看来，如此对立的两种观点都没有说错。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国传媒生产的产品应该是宣传品，所以，不可能成为商品。但宣传品却实实在在地在市场上叫卖，所以，它们又都是事实上的商品。
作为事业单位，媒体以满足公众需要、维护公众利益为目标，提供为公众所需要的信息和各类服务。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媒体主要任务是宣传，而政党、政府的宣传主要是政治宣传，进行政治沟通。在这类政治宣传中，有公众迫切需要的信息，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例如许多会议报道，领导人活动，并非是多数公众所需要的。而矛盾最尖锐之处还在于:政治宣传与公众欲知未知的信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宣传是按照宣传者的观点来取舍信息的，凡有利的多讲，不利的少讲或不讲；而公众需要一切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感兴趣的信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好的还是坏的。宣传者发布的信息主要是有关政治的信息，而公众所需要的信息涉及方方面面，况且，有相当部分的公众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干部，尤其领导干部，不关心政治绝对不称职。但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不妨碍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面对这样巨大的信息需求反差，集三重身份于一身的中国传媒究竟应该为谁服务？
作为企业，中国传媒业承担了一般企业的所有职责: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独立地承担一切刑事、民事责任；同时，作为国有企业，它们还要上缴相当部分利润。但作为企业，中国传媒业却没有一般企业最起码的权利:自主决策。人权、财权、事权，企业的三种权利都被媒体的上级领导所掌控。一切报道计划都要上面批，栏目的调整要上面审，连报价、报纸的页数都要上面核准。除此之外，媒体还有许多禁令，例如:地方媒体不能跨区域经营；业外资本不准进入广电业，可以进入报刊的经营领域，但不能参与管理，更不准干预编辑业务；等等。这样，留给媒体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空间就很窄小了。
(三)当前新闻改革的难点
中国新闻改革进入攻坚战。在攻坚战中，党报改造、时政新闻突破以及制度创新是三大难点。
1.党报的改造
党报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真正的党的喉舌。在中国，它的权威性是任何媒体都无法取代的。作为唯一被社会各界都认可的纸质主流媒体，它对于主流价值观的支撑也是其他媒体无法取代的。党报理应成为舆论界的舆论领袖，成为传媒业的旗舰。
党报的改造为什么如此紧迫？因为党报在不断边缘化，读者群在不断流失，社会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党报处在危机中，中国传媒业可以说群龙无首。党报就是龙首，党报不振作，中国传媒业将依然一派混乱。
那么，党报为什么边缘化了？这有主客观原因:
党报作为主流媒体，它必须面向主流人群。那么，什么人是主流人群？这涉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主流人群很清晰，那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占人口60%～70%，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是社会主要消费群，也是社会精英层，是社会舆论发起者、承担者。所以，面向中产阶级的媒体既有发行量(收视率)，又有影响力，还有广告收入的保证。但在中国，按社会学家们说法，中国社会分层是“碎片化”(106)或称“断裂”社会，各个阶层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107)。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核算，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的普通工农大众占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人数众多，但消费能力不足，也没有掌握社会舆论的话语权，其中相当部分是弱势群体。在社会掌握话语权的党政机关、企事业的管理人员、中高级知识分子，大约占人口的8.7%(108)。他们显然只占人口少数，且消费能力也不强。真正具有强大消费能力、广告商眼中的黄金消费群即所谓“白骨精”(白领、业务骨干、社会精英)也就只占人口的5.49%(109)。中国也有“中间阶层”。但中国的“中间阶层”仅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国家统计局将年收入在6万～50万之间的家庭列入中间阶层，符合此标准的，按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侯运春统计，也不过8000万人，占总人口6.1%。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人口数量、消费力、社会影响力三者是分裂的。
面对这样的社会结构，党报如何定位读者？如果要提高发行量就面向工农大众，那么就要和晚报、都市报争读者，党报也混同于通俗报纸。如果力求社会影响力，那就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的管理人员，但发行量不会高，广告也不会有保障。如果要广告，那就面向“白骨精”，但党报的风格全变，类似于上海的《申报服务导报》(以休闲娱乐为主)。如果什么都要，那就不软不硬、不伦不类。然而，现在中国省(市)、地(市)一级的党报，相当一部分恰恰就是这样不伦不类的报纸，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报小报化”，既有严肃的宣传任务，也有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市井趣闻，还有白领钟情的娱乐休闲。
为什么会走上这么一条“大报小报化”之路？这跟我们对党报的要求相关。我们的党报既要搞宣传又要走市场。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搞宣传就不参与市场竞争，参与市场竞争就不能以宣传为主务。但党报恰恰要把相互冲突甚至南辕北辙的目标合在一起，那就只好这样不伦不类了。
党报的宣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令，还有国内外形势，如果真的做得好，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各种硬新闻，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各种新的思想，可以赢得人心，也会有一定市场。但现在党报的所谓宣传，缺少的恰恰是人们所需要的信息和思想，泛滥成灾的是各地方领导人的活动、各种会议，党报的版面成了作秀场，如此又怎么可能吸引人？
目前党报面临的另一个尴尬是:绝大多数报业集团是以党报为龙头组建的。党报成了报业集团的母报，其他都是子报。母报护子报，就像母亲护儿子，天经地义。但党报是一级党报的机关报。它维护党和国家利益，至少一个地方的利益。那么，在维护一个地方的全局利益和维护报业集团利益之间，党报如何应对？尤其是，当一个地方有两家及两家以上的传媒集团时，党报又如何应对它们之间的矛盾、争夺？这种角色的冲突决非纸上谈兵，而几乎是时时遇到的。我们也时时看到，党报陷在报业集团的小集团利益中不能自拔。
从当前情况看，党报改造有两条路线或者说有两种模式:一是《广州日报》模式，一条是《南方日报》模式。
《广州日报》是广州市委机关报，走的是一条通俗化大众报纸之路，以所有市民尤其是工薪族市民为读者对象，和当前都市报区别不大。《广州日报》发行量据说有160万份，广告收入16亿元人民币，是中国目前发行量最大的党报、广告收入最多的平面媒体，从这一点上看，《广州日报》无疑是成功的。但《广州日报》走通俗化大众报纸之路有其历史原因和区域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日报》是中国第一份都市报。而目前，都市报在各地已遍地开花，早已占领市场。其他党报再模仿《广州日报》，在市场上再多一份都市报，意义不大，也难以立足。
《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机关报，打出了“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以时政新闻、解释性报道和评论为主，以精英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竭力希望“影响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群”。《南方日报》不求进入千家万户，只求进入办公室。
这两家报纸，在广东省，在广州市特定的地域内，它们的定位都是合理的，也都办得很出色，很成功。
但是，从全国情况来看，《南方日报》的办报模式更符合中国党报的实际，这是中国党报改革的现实选择。为此，中国党报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
党报的功能定位:以宣传功能为主。党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所以宣传是党报安身立命之所在。
党报的受众定位:以多层次的精英阶层为主。包括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事业主管和各类中高级知识分子，像《南方日报》所提出的“影响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群体”。
党报的内容定位:以硬新闻尤其时政新闻和言论为主。
党报的风格定位:严肃、严正又不失生动活泼。
《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的不同定位走的是雅俗共赏之路。能不能走雅俗共赏之路即走出第三条路来，同在广东省的《深圳特区报》正竭力在探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报也需要面向市场，争取市场份额，争取广告，也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适应市场。但党报既然以宣传为本，不能也不可能、不应该完全市场化、商业化，只能以行政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使党报专心致志地做好宣传，必须减轻其来自市场的压力。为了盘活存量、改革党报，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来扶植。例如，我曾在多篇论文中呼吁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可以用党费订党报，这一点实施了。比如给予党报重大新闻独家发布权，给予高质量人才支持，必要时可以给予财政补贴，等等。
2.时政新闻的突破
前面说过，新闻改革30年，娱乐报道、财经报道、国际事务报道、卫生新闻、危机事件以及公共事务等方方面面的报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唯独时政报道30年一贯制(或许可以说60年一贯制)，面貌依旧，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时政报道的突破将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时政报道包括党和国家重要法规、政策、举措的决策制订过程、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各级党政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国务活动等。这些报道对国计民生、公众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如果说新闻报道是新闻媒体的核心部分，那么时政报道是新闻报道的核心部分。时政报道不突破，就难言新闻改革的成功，与国外媒体相比，我国新闻报道最落后的一块就是时政报道。
这里所说的时政报道，不单单是表面上的动态，而且要有背景时代、来龙去脉的内幕披露、实际结果以及意义的剖析。而当今中国时政报道最大问题就在这些关键内容上缺失。当今时政报道的基本问题是:
通稿一统天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国务外事活动由新华社一家发通稿，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活动也由各地宣传部发出通稿，各家照此刊登，形成百台一声、千报一面的局面。
领导活动、会议占据显要地位。时政报道本来关乎国计民生，是受众最关注的新闻之一。但时下的时政报道，看的人却极少。打开电视机，翻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头版新闻几乎是清一色的领导人活动以及各种会议。会议只写会议程序，领导人活动活像领导人起居注，讲话多是表态性语言。
关键信息缺失。领导人活动也好，会议也好，许多都关乎国计民生，有公众关心的信息。但在通常的时政报道中，有些关键性的信息都隐而不报。比如每年一次的人大报道，我们只看到浮光掠影的面上动态，诸如代表们的表态、领导人报告，而代表们会内讨论的实质性内容，对政府官员的质询等公众真正感兴趣的内容，都只能从小道消息中获知一二。
背景缺乏。中国时政报道的基本特点就是面上动态，公众似乎什么都知道，但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外国政要频频来访，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时时出访，“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双方举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或“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双方为什么要访问？他们谈了些什么实质性问题？这次访问将产生什么样影响？这样背景都不作报道。重要的人事变动，只有“一句话新闻”，为什么要变动？公众不知道。新的法规出台或修改，党的政策颁布，我们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为什么要出台或修改这样新的法规、政策，具体背景是什么，公众不得而知。
关键信息缺失，具体背景缺乏，是时政报道的两个最大的问题。在这方面，《参考消息》可以聊补一二，但也仅仅是聊补一二。因为，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都有它们各自立场，甚至带着有色眼镜在曲解。我们不能把解读中国事务的话语权拱手让给国外媒体。公众需要中国媒体的权威解读，我们不能为丛驱雀，把一批社会精英受众拱手让给国外媒体。
时政报道是中国新闻报道中的最后一个壁垒，一旦时政报道能突破，中国的新闻传媒就可以与世界任何媒体抗衡。但毋庸讳言，时政报道的突破决非新闻业圈子里的问题，它涉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
我们应该感到振奋的是:时政报道的突破口正在慢慢扩大。央视新闻报道的开播将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央视论坛》等专栏，以及像《新闻周刊》、《南方周末》等周报都对中国的时政报道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3.新闻体制的创新
新闻体制关系到国家对传媒业宏观管理的基本原则、规则和方法。现在，从上到下都认识到，新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难以适应传媒业的发展，束缚了传媒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中央相关文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体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与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环境不相适应，与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适应。实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110)
正如我在前面所述，新闻体制涉及政治体制，所以，尽管上下都在呼吁新闻体制创新，但也仅仅停留在呼吁上，没有一个新闻体制改革的方案可供具体操作。
新闻体制的改革在整体上难以实施，那就只能在目前的体制框架内、对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做出调整。
我认为，当前在新闻体制上可以而且必须调整的方面是:
第一，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从而理顺传媒业管理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打个比方，就是要把竞争规则的制订者、裁判员、运动员分开来。因为现在这三者是一个人。目前，有许多地方宣传部长或副部长兼着媒体集团的董事长(或报社社长，电视台台长)；有些地方新闻出版部门直接办报投放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还有许多地方的报社、电视台要向自己的主管部门上缴一定比例的利润，比如许多电视台向广电局上缴10%～50%不等的利润或收入(111)，中央电视台1998年到2002年向广电总局上缴的金额见下图(单位:亿元):(112)
政府把人事、利益与企事业绑在一起，那就是权力介入市场，势必扰乱市场。就像既是竞争规则的制订者，又当裁判员，还当运动员，那体育比赛还能进行吗？
把政企、政资、政事分开，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是把传媒业的企事业单位培育成市场主体，塑造公开、公正、公平的传媒业市场必不可少的步骤。
第二，按性分类、按类指导。我认为应该把中国的传媒业分为四类，不同类型有不同功能定位，不同功能定位实施不同的政策。
第一类:政治性媒体:包括党委机关报(报纸)、新闻综合频道(电视台)、新闻综合频率(电台)，即一报两台。它们是党和政府真正的喉舌，是硬新闻的主渠道、宣传的主阵地。一报两台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施政纲领等。
既然党的媒体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任务，并且要让它们专心致志地去工作，那么必然要有相应的特殊政策来支持、来扶植。中央文件多次强调:扶持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我认为，最主要的政策支持有以下方面:
1.给予重大新闻的独家报道权。例如，重大政策、举措出台，重要党政领导的任免，党政主要领导的访谈，等等。这有利于树立党的媒体的权威性。一名市级党报主编说:“一年中，只要有几次重大新闻独家发布，党报的权威自然就树立起来了。”
2.公费订阅。党政机关除个别单位外，只能订党报党刊，其他的报刊自费订阅。对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也要规定订阅。对于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允许他们以党费订报(可以规定一个额度，以订报收据作为党费)，从而确保党报党刊的发行量。
3.频道频率垄断。在省(市)一级，以时政新闻为主的电视专业频道、电台专业频道只允许办一家，那就是党的媒体。
4.必要的财政补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广告收入不足支持党的媒体的正常运作，可以以党费作为补贴。
5.政府的广告只刊登在党的媒体上，例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广告。
6.输送高质量人才。通过相关单位，尤其是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动员高质量的人才进入党的媒体。
当然，对于党的媒体必须是高标准、严要求，决不能允许它们依仗行政保护措施得过且过混日子。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要真正通过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努力，重树党的媒体的权威性，真正成为中国媒体的核心，成为中国新闻从业人员遵纪守法、遵守职业操守的楷模。毫不留情地撤销那些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领导干部的职务，毫不手软地把那些破坏纪律和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例如制造假新闻造成恶劣影响)的从业人员清除出党的媒体队伍。
第二类:纯事业性媒体即中央文件上所说的公益性事业单位。这包括教育电视台、少儿频道频率(鉴于少儿频道的情况，我建议把少儿频道改成少儿老人频道)。它们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包括知识传授、生活咨询、健康、娱乐，作为纯粹意义上的事业单位，应由政府全额拨款，同时接受社会的捐助。
在确保党管媒体的前提下，这些单位应该成立理事会，由各界著名人士担任，督促上述媒体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类:“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的媒体。这包括除一报两台以外所有新闻媒体，晚报都市报以及专业性媒体像财经媒体、国际新闻媒体，它们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方针，按目前的方式继续运作。
第四类:纯企业的媒体即中央文件所称的经营性企业单位，包括体育类、娱乐类、休闲类、生活资讯类媒体。它们基本上不刊登政治性的内容。要按现代企业要求对它们进行改造，独立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资不抵债，那就自行消亡。
在上述四类媒体中，第三类、第四类媒体允许它们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经营，允许兼并或被兼并。
第三，明确责任权利，各负其责。中央文件强调“实现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作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管理转变”。目前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方式，实际上事无巨细，党政主管部门一把抓。主管部门累得要命，媒体怨声连连。
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在政企、政资、政事分开以后，不同类别的媒体的职责和权益要有明确的规定。不同类别的媒体要有明确的自主权。
其次，不同的职能部门有明确的职责和分工。
党的部门，主要是党委宣传部:主要把控媒体的政治方向以及第一、二、三类媒体主要领导的任免。
国资委:要监督传媒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坚决改变目前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挥霍。
新闻出版和广电局:对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实施行政许可制度，并依法监督媒体运行。一旦违规，就按规定予以处罚。
记者协会:这是媒体的自律组织。应对媒体的从业者不断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维护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并以各种方式对假新闻、媒体低俗化进行处罚，对受众的投诉予以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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