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年

中国广播电视改革30年

周 亭

中国的广播电视业发展至今，与30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首先，广播电视媒介的社会功能得以拓展。1978年以前广播电视的基本任务是播送党和政府文件，主要功能是政治宣传，而今天的广播电视已经成为了为社会大众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媒介。

广播电视媒介的改革最直观的表现是节目的变革。1978年开始播出的《新闻联播》堪称全世界观众数量最多的节目。尽管30年所形成的巨大收视惯性仍然推动着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在每天晚上7点准时打开电视机，但它早已不是人们获得时政新闻、国家大事和公共话题的唯一渠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都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守望环境、针砭时弊、监督政府，被誉为新闻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以《南京零距离》为起点的民生新闻节目将人们的视野从“国事”拉至“家事”，以平民视角关注民生、民情、民意。整点播出、滚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一天的不同时刻为受众提供及时更新的新闻报道和评论。2003年5月1日，全天候的新闻频道开始播出，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构建了一个24小时为观众提供新闻的平台，同时还构建了全新的新闻节目运作的管理平台。卫星直播技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广播电视新闻的时效性和可观赏度。观众参与节目的途径多元、便捷和直接的传播反馈拓展了新闻话题的广度和深度。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南方，广播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1986年12月15日，广东珠江经济频道开始播出。它以主持人直播、听众通过热线电话直接参与节目、大板块内容组合、全天滚动式新闻的全新播出形式，开创了中国广播划时代的发展历程。“珠江模式”的成功促使广东电台从1989年起开始了专业化道路的探索，随后新闻、经济、音乐等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系列台诞生。“珠江模式”的贡献被评价为“救广播于危难之时”，它的成功模式很快就在全国被复制。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城市上空的声音由新闻、经济、音乐、交通等分门别类的频道播送，我们不得不承认，收听习惯已经被这些专业频道重塑。

1983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和好评，这个由不同类型节目构成的大拼盘满足了不同观众的欣赏口味。而今天被称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年夜饭”的春节晚会虽然已经陷入了多年“众口难调”的困境，但是它营造出了“天涯共此时”的想象共同体，不断地生产和维护着国家意识形态，它的象征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娱乐的意义。伴随着《快乐大本营》在中国撒遍“快乐的种子”，电视娱乐节目摆脱了“载道”的束缚，开始轻装上阵。比电视更早一步的是广播，电话竞猜节目在各地广播电台播出，幸运者打进电话，回答简单的问题，轻松赢得奖金，这类小成本的互动竞猜节目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大打明星牌的综艺娱乐节目开始走红荧屏，观众乐于看到明星们频繁出现在各种娱乐节目上，做做游戏，曝些内幕消息。2005年打着“草根”旗号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可谓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为后来同类型的娱乐节目确立了不少基本的标准:海选、PK、短信投票……尽管英国模式公司扬言要起诉《超级女声》抄袭世界流行的“偶像”节目模式，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模式转眼就被国内的电视台复制。

在节目变革的背后，广播电视媒介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广播电视技术的变革始终支撑和推动着这个以传递“声音”和“画面”为主要特征的媒体的发展，从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到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不断提高广播电视的声画传播效果和表达方式。广播电视的市场结构在变革，电视台从超过4000个缩减到不到2000个。节目制作主体从单一的电视台发展到独立制片商介入节目制作领域。广播电视的经营体制在变革，从依靠全额政府拨款到逐步被推向市场，“自己走路”的广播电视开始发展广告经营为主的多种经营。随着政府对业外资本的解禁，广播电视又走上了资本运营的道路。经营模式的转变必然导致管理模式的变革，从单纯拿皇粮的事业单位到被推向市场后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从对单一媒介组织的管理到对媒介集团的管理，从“以条块分割，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到“条块分割，以条为主”的行业管理模式。

当然中国广播电视30年的改革发展呈现给我们的并不都是值得称赞和乐观的一面。成就与危机总是相生相随。有偿新闻泛滥，新闻娱乐化倾向，新闻节目舆论监督功能的式微，广播电视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集体失声，娱乐节目低俗化的诟病，节目模式抄袭的争议……除此以外，广播电视地方利益与行业利益的冲突依然存在；“事业单位、企业运作”模式陷入困境；集团化的“集”而不“团”，资源整合的目标总是遭遇部门利益的困扰……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广播电视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其生存、运行、发展必须要遵循基本的规则。谁来制定这样的规则？我国的宏观政治体制决定了“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媒介政策自然由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来制定，执政党的意志可以直接转化为公共政策，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观呈现出阶段性调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资源配制体系，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经济市场化目标并相应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体系的微观改革方案，再到十六大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执政基础、社会阶层结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大命题的完整表述。”⁽¹⁾国家发展观在引导中国社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同时，也为媒介公共政策和制度改革划定了边界。自1978年始的30年中，媒介公共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都发生着历史的演变，如果要勾勒广播电视30年的变革轨迹，制度环境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变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