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理论模式

三、部分代表性观点:不同的理论模式

近年来，专家学者对我国新闻制度改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通过分析新闻事业、政治利益(权力)和经济利益(市场)相互较量的过程，构建和提出了不同的新闻体制演变模式和新闻体制改革学说。尤其到2006年(该年是中国传媒业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关于传媒体制改革的讨论的基本背景是一系列国家有关宏观政策的出台。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支持和鼓励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²¹⁾9月，国务院公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不断破除制约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瓶颈和体制机制性障碍，营造有利于发展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²²⁾明确了传媒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策为学者探索传媒体制与管理模式的创新与改革提供了最大的政策依据。现列举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拔河”模式

传播学者何舟通过对《深圳特区报》的详细考察和分析，构建了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拔河”模式，用以解释我国报业体制变革的原因和过程，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市场力量日益强大，政治力量在“拔河赛”中逐步退让，唯占强势地位的领域是新闻内容生产过程。在“拔河赛”中竞争双方都竭尽全力试图将对方拉入自己的领域，竞赛中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接触、拉拽和前后移动，形成了整个竞赛的动态过程。⁽²³⁾

(二)“利益——控制——平衡”模式

黄升民、丁俊杰采用“利益——控制——平衡”模式作为研究的核心理论，勾画出了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产业平衡器模型”。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生存形态的变化只能从利益属性和控制对象属性的互动关系上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利益属性促使其必然产生在控制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行为，而控制对象属性则决定其追求利益的行为必然因外在的控制作用而现出某种迂回和隐晦。大众媒介的生存和变革经历体现出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所带来的必然特性:一方面是利益欲望有不断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是控制力量在利益欲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及时发挥作用。因此，大众媒介的理想生存状态是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即形成信息、利益、控制三种属性上都有鲜明体现的产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这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主流方向。⁽²⁴⁾

(三)“公共领域生成模式”

钱蔚以中国电视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用批判学派的理论构建了中国新闻体制变革模式的“公共领域生成模式”。钱蔚以政治和市场互动中传媒从政治权力领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作为基本理论出发点，吸收了公共领域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合理成分，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型。她认为我国传媒制度变迁是一个从纯粹政治权力领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国传媒制度变迁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传媒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个政治变迁的过程，是中国传媒形成“公共领域”的根本动因。⁽²⁵⁾

以上三种观点通过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博弈来构建中国新闻改革模式，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新闻体制和管理模式的改革动力以及改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但是并不能准确地回答新闻体制改革为什么始终以“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路径进行这个问题。

(四)“一极两足”模式

石培龙认为，政治力量始终是决定新闻改革模式的主导因素，所以，他从政治力量入手进行分析。以报业体制改革为例，从宏观上分析，构建基于党和政府意志的中国新闻制度的“一极两足”，即中国新闻体制是由居于支配地位的内隐的、稳定的核心价值观(“一极”)和维护核心价值观所制定的各种具体规定组成，这些规定根据生成目的和作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维持性规定和发展性规定(“两足”)。所谓维持性规定指为维护核心价值观为定性而制定的各种硬性行动规则；发展性规定则指为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保证和扩大核心价值观生存空间所制定的各种具有很强可变性的行动规则。⁽²⁶⁾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改革模式的设计思路为:用“事业化管理”维护新闻事业的核心价值观，用“企业化经营”拓宽新闻事业核心价值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石培龙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我国新闻改革按照“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路径进行这一问题，并说明了采用这一模式的意义和必要性，为我国新闻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五)“体制改造”说

潘忠党提出“体制改造”的概念，认为中国新闻体制的转变是一个行为主体与现存制度互动的“改造”过程。我国新闻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造”，我国新闻改革是在现行新闻体制的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新闻改革”不是旨在以某一个已知的体制替换现存的体制，而是在现存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引进一些充分体现这一体制之核心原则的新型运作机制。新闻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重构现行体制的内部空间，是对这一体制的改造。

潘忠党将我国的新闻改革看成是新闻体制改造的动态过程，概括了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的特点和基本原则，对新闻体制改革“度”的把握，以及如何使改革在稳中求进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六)“传媒经济”的三角分析框架

周劲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论述了转型期中国传媒经济的三角分析框架。它是以中国传媒制度变迁的三角结构和交易替代理论为基础，以政府、市场、媒体作为经济主体，研究它们之间交易成本和行为互动，从而构建一个揭示中国传媒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空间。通过对三角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的阐述，以传媒治理结构研究为例进行了内容分析，最后论述了三角分析框架的理论范式和内涵。“中国传媒必须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²⁷⁾作为扎根于中国实际的本土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三角分析框架为理解中国传媒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本土化视角，对于今后传媒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七)文化体制改革促动新闻体制松动

陈力丹认为，从“十五”的第一年提出文化产业到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再到2005年试点基本结束，到2006开局之年以《意见》为标志的深化改革要求在全国实施，文化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不断深入的道路。⁽²⁸⁾《中国报业》刊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一文，认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第二，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不得相混；第三，确保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第四，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第五，培育和规范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兴文化市场；第六，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为法律法规。⁽²⁹⁾陈力丹认为，《意见》所带来的政策重大变化，是党中央在文化改革思路上的又一次大胆尝试，它们既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亮点、关键点，也可能是矛盾淤结之所在。要保证《意见》能够得到积极平稳的贯彻实施，就必须处理好改革中的关系问题:一是规范与落实的问题。二是鼓励支持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兼并的问题。三是党的文化政策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新闻战线》于2006年3月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先进文化建设》，认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创新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手抓、两加强。⁽³⁰⁾《中国出版》在2006年4月至7月连续设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专栏》，对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出版业等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2006年《中外传媒体制创新》书系出版⁽³¹⁾，该书系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新闻传媒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其中四本分别考察中国报刊、广播电视、出版、网络等传媒的现行制度及其改革，一本研制了一套观察与评估体制优劣的结构模型与指标体系，另外五本则由五位考察过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传媒体制的专家执笔，评价这些国家传媒体制的形成、特色及沿革，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在该书系的总序中，童兵认为，体制是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特定社会制度下社会组织对资源进行配置、管理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方式。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以推进法制化民主化为重要内容的政治文明建设，都呼唤着传媒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从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科研来看，推进传媒业体制改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³²⁾

关于传媒集团经营管理体制的研究，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诸多学者、政府官员、实务界人士在撰写论文探讨这个问题。这些年国内有关市场经济和传媒业的发展的论著，有这样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以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分析工具，对传媒产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进行的系统研究。这种研究也可以说是经济学式的，它借用了经济学的理论，试图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媒介运行机制，甚至企图由此出发进一步创立中国特色的媒介经济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金碚，在国内首次从产业经济学的概念和体系出发，讨论了报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报纸的基本特性，讨论了报纸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经济关系，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讨论了报纸的市场关系。对报业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问题、报业发展中的战略经济以及信息经济问题、报业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以及政府对报业的管制等理论和现实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另一种倾向，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内容涉及传媒产业化、传媒集团化、传媒集团资本运作、WTO对传媒集团的影响等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实践决定了产业化成为我国媒介发展的必然路径，而产业化又为媒介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研究阐述了传媒集团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有的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但有些仅是理论上的分析，缺乏对我国现实的分析，缺乏对中外传媒经营管理体制的比较，缺乏对传媒经营管理体制创新的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意义的全面分析，缺乏对中国传媒集团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系统设计，故没有成熟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