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跃进

回归与跃进——中国新闻理论探索30年的回顾

林晖

总论

以“新闻”探讨开始，以对“专业主义”的反思收尾，1978年至今中国新闻理论界伴随中国媒体时起时伏的变革也在努力完成自己的探索。“信息”、“媒介产业”、“专业主义”构成了30年理论界探讨的关键词，也标志着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三次思想跃进，党报新闻学和西方实证方法构成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和路径⁽¹⁾，与之相应，则是30年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宏大背景。

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停顿，安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部《新闻年鉴》(1982年)中著文欢呼“新闻事业的春天”:“春天，是经过同严寒的搏斗到来的。春天，呈现着万物齐生的繁荣景象。社会主义各条战线的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党的新闻事业也进入了自己明媚的春天。⁽²⁾”一度几近中断的新闻学研究亦然。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院校的新闻系陆续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新闻研究所；1980年2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新闻学会——北京新闻学会成立；1980年5月，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18个省、市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研究、教育工作者探讨报纸改革； 198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新闻研究座谈会；1982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国新闻年鉴》出版(后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也开始出版)；1982年6月至8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生院新闻系、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参加的‘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进行，这是中国首次采用传播学的受众调查方法进行的科学研究。”⁽³⁾这标志着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全面起步。

尽管30年间，新闻学科内外始终弥漫着“新闻是否有学”的困惑，批评“研究的抽象程度不够”、“实用主义学术研究取向”⁽⁴⁾，更有学者疑惑“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范畴的界定缺乏应有共识”⁽⁵⁾，人们不无忧虑地指出相较大众传媒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强势，新闻学科迄今仍是如此弱小⁽⁶⁾。但客观地评价，作为一个年轻的且与业务操作捆绑如此紧密的学科，我国新闻学理论的成长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至少，它已经基本获得了和主流人文社会科学对话的空间和位置。

以10年为界，我国新闻学理论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10年。

由引进信息概念引发的对于媒介功能的解放、对新闻本性的重新认定、对于新闻规律的归纳和尊重是这10年的最大贡献。

从倡导恢复党报传统到探讨新闻规律，再到引进“信息概念”⁽⁷⁾，伴随席卷全社会的信息热，最终确定了新闻本位，报纸(媒体)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正是这个功能认识的巨大转变，“使新闻媒介的面目焕然一新”，“首先是媒介结构的改变，一大批以提供纯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电台电视台也纷纷开出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的新频道。其次是媒介内容构成的变化。纯信息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大大开拓了新闻报道面。再次是新闻报道模式的改变。比如，预测性报道、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使命的深度报道、全方位扫描的立体式报道、纯客观报道等新的报道形式大量出现都和信息观念有密切关系。再如，会议新闻改革，过去只见会议不见新闻，现在记者则懂得并尽力跳出会议抓新闻；头条新闻改革，不少报纸打出‘不拘一格选头条’的口号，把信息量大、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新闻放在突出的版面上，等等”⁽⁸⁾。

而这场转变带给新闻理论直接的变化就是把“信息概念”引入新闻的属性和定义。虽然人们对究竟把新闻定义为“报道”、“事实”还是“信息”迄今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⁹⁾，但在“总体上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即确认新闻是有自己个性的，这就是:(一)信息源是事实，(二)这事实是最近发生的，(三)这种信息须经过人传播、报道，自然存在的信息不能成为新闻。对新闻的起源，大多认为起于社会对信息的需要，信息是新闻之母”⁽¹⁰⁾。

其实把理论界的讨论和实践界的热烈反响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涌动的经济主体自主决策的冲动相联系，可以看出，重要的不是引进信息用于定义新闻是否科学、严谨，而是相比于“报道”、“事实”这些相对容易灌输主观意念的概念，“信息”有着强烈的、中立的“科学”色彩，且与现代技术发展相应；把信息定义“狭义不确定性的消除”⁽¹¹⁾，又无形中隐含着从受者出发的意义，有助于突破把“新闻等同于宣传”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这相对于传统定义，表现出研究界和新闻界强烈的突破意识。

“从1949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新闻被纳入意识形态轨道的非市场化时代，新闻传播与组织传播合二为一，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研究，偶尔在‘新闻本位’层面的思考，也被笼罩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中，逐步单一化、简单化、经验化，直至只停留于‘学习’、‘领会某种新闻宣传政策’”，“所谓‘党报本位’的鲜明特点是，以政党话语代替新闻学学术话语，把党报的特殊规律当作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¹²⁾承认信息和新闻定义的关系，对媒介而言，是摆正了宣传和新闻的关系，承认媒介的功能是传播信息，从而为多元的内容和形式承载奠定基础；对学界而言，它为承认新闻的独立的、一般规律(诸如真实、客观)打下基础，从尊重新闻规律到解放和尊重新闻理论，从而也为多视角的、中立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

信息概念解放了媒介也解放了研究者，认识到这点才能明白那时的人们格外珍惜这一概念的原因。离开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后来的学者很难理解为什么“信息在西方语境中原本是工程科学的概念”，而被它的“中国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¹³⁾。

也许很多时候，只有感受研究者的时代才能更深地理解他们的研究。

和信息观念的讨论相伴，整个80年代关于新闻真实性、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新闻价值和新闻规律的讨论都很热烈，只是前者的影响更为深入。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的10年。

这10年中最活跃的是伴随媒介经济成长的媒介经营管理、广告、资本运营、传媒集团等在经济逻辑上展开的研究。媒介经济、媒介产业成为业界和学界都炙手可热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一度热烈讨论的媒介舆论监督、透明度等话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比较沉寂，代之而起的是对正面宣传为主、正确把握新闻舆论导向等的探讨，重起舆论监督话题的热潮是在90年代随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之后的事了。真正在这个阶段最热闹的是伴随媒介市场朝向改革、大众化浪潮而作的探索。

这个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是对新闻媒介“双重属性”性质的认定。

从一般意义上说，新闻媒介传播信息，它生产的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因而属于上层建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为满足社会信息需要产生，它自然可以像任何企业一样，通过为社会提供其产品——信息而赢利，因而又属于信息(娱乐)产业。但在我国，非赢利的党报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报的垄断地位、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使我国媒介属性长期定位于上层建筑内，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

1978年前后，体制变革的效应开始反映到媒介性质上，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北京8家报纸试行企业管理⁽¹⁴⁾，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教育、文化和广播电视事业均列入第三产业。⁽¹⁵⁾理论界也有人提出新闻事业是信息产业，但由于社会条件还不成熟，均未产生大的反响。1988年前后，“纸荒”和日益猛增的邮局发行费率让依靠拨款的报社不胜负荷，亏损连连，为解燃眉之急，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¹⁶⁾，这是中国“媒介可以办公司”的前奏。⁽¹⁷⁾虽是“救急”，但传媒界却隐约看到了另一个“舞台”。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传媒业开始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经济能量。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自80年代起的25年间，媒介市场化浪潮风起云涌，进入90年代后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传媒业的价值迅速提升。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世界传媒业界的经营活动精彩纷呈，“媒介产业”、“媒介经济”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传媒作为产业不仅是现代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而且是蕴藏极大经济价值的“金矿”。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把新闻业(报刊和广播电视)列为“文化、体育事业”，同时提出要遵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原则，这事实上也等于承认了传媒是“生产性组织”，具备产业性质。⁽¹⁸⁾

但实践需要理论为其正名。在承接80年代开始的关于新闻商品性、媒介商品性讨论的基础上，理论界在1995年前后进一步提出确认媒介的产业属性。“一旦人们发现，自己经验与传统理念不符时，他们就会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理念”。⁽¹⁹⁾

“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点。当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后，新闻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归属问题。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这个理论上的突破带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可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即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事业。”⁽²⁰⁾

“‘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是上述双重属性在当前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意味着，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入市场，可以作为‘无主管的企业’，可以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但在管理上采取企业的方法。新闻媒介是独立的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或者说，新闻媒介在政治上必须恪守党性原则，经济上可以依法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²¹⁾

“这是我国新闻界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放手发展、壮大新闻事业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对新闻事业认识上的一大飞跃，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我国的新闻改革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²²⁾

历史显然证明了当年的结论。认定双重属性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为媒介的产业属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媒介可以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展开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广告、发行、多元经营等，一度中断的传媒经济成长之路重现活力。传媒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今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引人注目的新的增长点，媒介经济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

思想观念的转化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对媒介从功能定位到性质、内容、形式、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都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因此人们才认为中国媒介改革是“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的改革”。⁽²³⁾

此后，在理论上的支撑、政策上的支持的合力推导下，中国传媒面向市场大踏步前进，最明显的变化是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走上大众化道路。围绕传媒的这些变化，探讨媒介经济的实质、探讨经营竞争制胜的战略、方法，成为理论热点。围绕传媒商业化、大众化道路的隐忧也随之出现，例如围绕有偿新闻而来的新闻职业道德讨论，围绕舆论监督的讨论再度兴起，但不再是单纯强调媒体权利，而是讨论媒体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媒介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的法律纠纷，说明理论界意识到，为了公众利益，媒介自由要在权利和规制中取得平衡。

在80年代中期受众抽样调查被媒体较普遍地接受后，在90年代趋向更加成熟，“80年代受众理论探讨的重点是受众需要，强调的媒介要服从、服务于受众需要。90年代受众调研的重点已转向把受众作为传播活动中的权利主体来审视，提出要以受众为本位，尊重和维护受众的权益”⁽²⁴⁾。这为知情权、表达权等受众权益的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未来也与媒介自由的研究殊途同归，即走向媒介社会责任。

1996年以后到2001年之前，随着1996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我国依靠行政力量快速完成了报业集团化、广电集团化，调整传媒格局和结构、做大做强中国传媒呼声高涨，出现一批讨论我国媒介集约化发展和介绍西方传媒集团的论文，并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直接对接了2001年后关于中国面对全球传播挑战的探索。

第三阶段: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10年。

这10年的理论探讨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但最后逐渐汇聚到一点:打造具备社会公信力的中国媒体、促进社会进步、履行社会责任。

首先是围绕中国传媒应对国际挑战。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方面标志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决心，另一方面，和其他产业一样，面对可能的外来“威胁”，中国传媒理论界同样发起是否“狼来了”的讨论。

全球化进程意味着竞争的全球化，加入WTO意味着国家全方位的开放。过去20年中竞争虽然激烈，但毕竟多是在“自己人”之间，而今后中国传媒业面临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传媒大战。虽然在中国与国外签订的加入WTO协议条款中主要涉及的是广告、发行、音像、图书分销等外围领域的渐次开放，远离传媒核心业务，但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受众的信息来源实际较之以往已大为丰富，选择范围大大增加，客观上加剧了传媒竞争压力。对中国传媒管理的决策层而言，尽快做大做强中国传媒业，不仅是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政治意义，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传媒业自上而下、以强有力的政府行政手段推进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此，比照实践界的一边倒的“乐观”或者“悲观”，中国理论界有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已经入世，中国报业已经入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狼’是我们自己请进来的，我们不但要‘引狼入室’，而且还要学会‘与狼共舞’。入世对中国报业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短期看，机遇大于挑战；从长期看，挑战大于机遇。内地报业只要充分利用好加入WTO最初几年的保护时间和渐次开放的机会，坚定信心，沉着应对，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千方百计地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就能够赢得主动。只要能抓住有利条件，从实际出发，积极开拓进取，内地报业的发展就会迎来一个绚丽璀璨的春天。”⁽²⁵⁾

“由于媒介生态的巨大变动和外资中资传媒的竞争互动，中国传媒业市场格局与业态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无论中资传媒与外资传媒之间，还是中国传媒业的各种介质传媒业、各地传媒业、甚至是一种介质传媒内各企业各事业之间，都充满着互相打拼、争先恐后的激烈竞争。中国传媒业进入了‘战国时代’。”⁽²⁶⁾

如何应对挑战？只有做强做大中国媒体。

此后，围绕做强做大中国媒体的探讨细化为三个层次:

第一，继续关注中国传媒集团外部规模和实力增长。在内部，集中讨论媒介集团内部资源整合，外部则希望借助资本的外力。随着第一批中国传媒类的上市公司和业外资本对传媒经济的“垂青”，2001年前后媒介资本运营话题一度盛行，甚至称为暴利行业。但资本随后遇到单一所有制的制度瓶颈，且已经成立的传媒公司运营也大多差强人意。媒介只能在编营分离⁽²⁷⁾防火墙下小心翼翼地“试水”，理论界也逐渐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如何设计符合中国传媒特殊性的制度。

第二，认真分析传媒产业的内涵，探索媒介自强的真义。如《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²⁸⁾提出:

“更本质地看，影响力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合目的性的控制作用。传媒影响力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实现的，因此，其影响力的发生势必建立在收受者关注、接触的基础上，因此，传媒影响力从内涵上看，是由‘吸引注意(媒介及媒介内容的接触)’+‘引起合目的的变化(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的受动性改变)’两大基本的部分构成的。”

那么，传媒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它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

“这种‘渠道烙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作为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物质技术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一是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如，传媒通过其对于资讯的选择、处理、解读及整合分析等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社会能动性的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

很自然地，传媒的影响力又来自哪里？答案只有公信力，即传媒和传媒内容在受众心中的信任感和权威感，它是传媒争取受众的最大法宝，是传媒业最大的无形资产。

中国新闻改革当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做大做强，做大是手段，做强才是目的。调整结构，壮大中国传媒的规模和经济实力是外部的努力，借以缩小和国外传媒巨舰的实力差，但中国传媒做强的根本却是提高中国新闻媒介的公信力。

第三，探讨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中国传媒的国际竞争力。这时期已经从考虑应对“WTO”发展到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中国文化和新闻传播的“软实力”，“……我们必须要建设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要回答针对中国的问题，反对针对中国的攻击，提高对突发事件报道和对外辟谣的时效性和准确性”⁽²⁹⁾。这也说明管理层已经上升到从服务于国家形象、国家利益角度，对中国传媒的发展战略提出要求。

而经济实力和软实力不是一个概念。

“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1998年至2001年间，中国国内的传媒产业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从1998年起，传媒产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成为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³⁰⁾。与此同时，我国传媒领域机构的组织形态进行了激烈重组，集团化和企业化发展演变持续不断。因此，提高我国传媒经济竞争力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行政主管部门、业界、文化学术界的强大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十多年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传媒经济竞争力与传媒内容的公信力和多样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传媒的公信力、多样化、经济竞争力都是我国传媒发展及其体制变革目标的基本战略取向。在理论上，传统政策思想以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的辩证统一观念思考问题，但是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状况与发展态势并非如此，至少是更为复杂，而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柏林教授所谓的价值冲突论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³¹⁾。如何在发生概率高的矛盾乃至冲突过程中，动态地解决与协调传媒发展战略中的诸多价值目标，这就成为考察当今我国传媒发展的基本思路之一。⁽³²⁾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媒市场朝向改革中暴露的职业伦理缺失，到21世纪初也演化为三个层面，一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和反思(如《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³³⁾、《成名的想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³⁴⁾等)；二是对于传媒低俗倾向的批评，继续演化为对于媒介过度娱乐化倾向的反思；三是对效法“民主”、讨好公众导向的传媒“民粹主义”的警示等⁽³⁵⁾。

最后，网络、手机等数字化新媒体的冲击也是世纪话题。这个话题前期主要围绕技术形态变化对媒体内容、形式和经营方面提出的挑战，以及传统媒体从应对到如何走向和新媒体的融合。后期，理论界和逐渐把关注点转移到新媒体以及新旧媒体融合带来的社会效应，特别是在舆论引导、公共空间构建中的作用等。

归结起来发现，其实21世纪初几乎主要的理论着力点最终都落实到传媒的社会责任即维护公共利益，影响力、公信力、软实力、专业主义、公共空间构建等无不如此。

也许新世纪中国新闻改革的目标和中国理论界的思考正是契合于此。

可以说，经过30年，我国新闻学研究目前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大学已经成为研究最重要的基地。新闻研究和新闻专业教育几乎是同步恢复的，除了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新闻研究所、媒体自身组建的研究部门(如发展研究部、研究所等)，大学新闻教育队伍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力量。按照教育部新闻学科指导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07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类的教学点有660家。在培养学生之外，大批教师和研究生加入研究队伍，极大地壮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队伍，虽然也难免有“滥散”的忧虑，但毕竟规模是学科强大的基础。另一方面，很多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学生和教师的加入，给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专业研究刊物、专著、教材形成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虽然有专业院校，但新闻学的专业研究实际开展非常有限:“如《人民日报》在1950年1月4日—11月20日设置专页，出过24期《新闻工作》双周刊，但只是对1942年以来的一些新闻理论和做法进行介绍与阐述。二次派代表团访苏，翻译介绍了不少苏联新闻专著与大学新闻系教材……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学译丛》和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新闻与出版》发表了一些新闻学论文和译作”⁽³⁶⁾，此外，“编纂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汇编出版了党的报刊、广播工作文集，同时还出版了一些关于报刊史和新闻编辑、采访、写作方面的书刊”。⁽³⁷⁾这些研究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立有着不少帮助，但也留下很多遗憾，例如1956年的热烈争论戛然而止，一味翻译介绍苏联著作招致教条主义和生搬硬套的批评等。政治的动荡和强烈干预，学者们独立而坦然的研究几无可能。除去“文革”10年不论，20世纪50—60年代专业新闻著作、教材都显匮乏。除《人民日报》下属的《新闻战线》之外，很少公开出版专业研究刊物，《新闻战线》也以政策汇编和新闻作品汇编为主，难以称为研究。

1978年后的30年间，情况完全改变了:

“根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89年，全国共出版各种新闻书籍1080种。这是1949年至1978年30年间的10倍。1990年以来，差不多每年出版100本左右。”⁽³⁸⁾除去部分新闻作品选编之外，教材和著作占相当比重。2003年，当四川大学一位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在写作当代新闻理论的毕业论文时⁽³⁹⁾，开列的我国本科新闻理论教程自1982年到2001年20年中，已经有30本了(包括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成美、童兵著《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可见出版之热烈。

截至2008年8月2日，据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新闻出版类的专业研究期刊有67种，如果加上一些较大的媒体和研究机构编辑的内部研究刊物，总数肯定在百种以上。

第三，多学科的交叉形成了新闻学研究的开放体系。

新闻改革20年之际，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刊载芮必峰、陆晔对宁树藩先生的访谈《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⁴⁰⁾，直言“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理论新闻学’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些基本概念上的逻辑混乱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存在”。10年后，新闻传播学仍然是不能“自足”的。有核心概念，但没有共识；有分析方法和工具，但更多来源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这是新闻学研究的现实。

的确，很少有一个学科像新闻学这样，在连基本概念都还没有清晰和共识的情况下，研究依然蔚为壮观。已经充分汲取大众传播研究的新闻学，不可能再囿于封闭单一的业务研究或者报学(媒介)研究范围，即使在欧美，新闻传播学科也很难像经济学、法学那样自成体系。正是因为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渗透，就像英国著名传播学大家丹尼斯·麦奎尔所说:“传播研究来源于众多学科以及传播问题范围广泛的特征，涉及了经济、法律、政治、伦理与文化等领域，因此，任何‘传播科学’想要独立和自给自足都是不可能的。”⁽⁴¹⁾也许恰恰由于没有独立，新闻传播学也就没有封闭自己，充分的开放获得了充分的、持久的活力，活跃的现实给了它无数崭新的课题。

多学科的立体交叉，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检索现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已经和新闻学的研究相交融，使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成为完全开放的体系，许多成果正是在这种交融和碰撞中产生。换一个角度看，这正是我国新闻学科进步、丰富的源泉(如图1所示)。

图1　传媒业与社会各领域的互动成为我国新闻研究的最大源泉

今后，相信还会有研究者致力于梳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毫无疑问，这是学科建设必需的，但如果坐等或者只是停留在概念的反复争议中，反而会让研究的路越走越窄。

一个基本路径:

今天的中国新闻学研究者普遍承认“西学东渐”对当代中国新闻研究的巨大推动力，特别是传播学的引进，新闻学研究汲取了大量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尤其是调查方法被普遍采用。

当然，无论如何汲取与开放，中国新闻学研究仍然有着鲜明的烙印: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系教授艾文·罗杰斯评价1982年“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时说:这次调查“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标准理论框架设计的，但它遵循传播研究的方法及西方和第三世界学者的实验理论方法，着重于注意这些方法与马列主义及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⁴²⁾。其实，迄今乃至以后这仍然是中国整个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路径，这是在总结和开展新闻学研究中必须注重的。

一个最强音:

不知是否受到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综观整个中国新闻学研究，注重媒介功能，从媒介功能出发，研究并设计媒介变革的方向、研讨媒介业务、思索媒介对社会的影响等，这是中国新闻学最强烈的特色。无论是陈力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⁴³⁾中对现代新闻学发轫的梳理，还是黄旦在《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⁴⁴⁾中对中国新闻思想史上徐宝璜、陆定一、范长江新闻定义的解读和分析，无不印证这一点。媒介功能是中国传媒工作者思考的起点，也是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原点。

不经意间，研究者们发现30年的探索，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新闻是什么？媒介做什么？社会特别是变革的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媒介、需要什么样的新闻、需要怎样的新闻工作者？所有的探讨仍然围绕这些问题。但联系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演进，理论上新的跃进和超越也可能就此起步。

综合来看，当代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在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中主要围绕新闻、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三者展开，宏观上涉及以下六个层面的问题，本文将尝试予以逐一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