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界定与论题限定

一、中国传播学:关键词界定与论题限定

斯蒂文·小约翰提出:“理论的最基本的方面是概念。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我们整个的符号世界——一切已知事物——源于概念的形成。”⁽⁴⁾而对学术研究来说，在一个内涵明晰、界定准确的概念系统中进行讨论是一般科学认知和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唯有此，方能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个彼此对话、赢得共识的平台。因此，首先需要明了的是，何谓“中国传播学”？这可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加以分析。

从历时性维度而言，一个名词、一个概念或者一类命名的出现并非凌空突现，仿佛神来之笔，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技术等诸多社会系统的演化中，在一系列社会时空场域变幻中缓慢彰显的，正如福柯所言:“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可以成为分析的模式……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的、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为使用规律的历史。”⁽⁵⁾“中国传播学”这一概念也正是这样一个位移和转换的历史，是一个逐渐演变为使用规律的历史。在传播学进入中国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如何发展传播学与如何看待传播学，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学者的诸多讨论和思考。“综观这些讨论和思考，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上出现的三个较为集中的话题。一是1978年至90年代初的‘对传播学批判的辩驳’；二是1993年至1996年的‘传播学本土化’；三是1996年以来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这些话题的依次演变，正好反映了诞生和发展于西方的传播学，逐渐被中国接受并得到发展的过程。”⁽⁶⁾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传播学”内涵与外延逐渐明晰，并日益被传播学“界内人”和“界外人”接受的过程。

70年代末，传播学的存在与引进是“中国传播学”得以出场的前提，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学科环境中必须要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才能赢得自己的生存可能性，也就是传播学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版图中必须解决政治合法性与学科合法性的矛盾问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作为“舶来品”，特别源自曾经长期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对手的美国的“舶来品”，在“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中，传播学的传播与扩散自然先要经过意识形态这一关，正如吴予敏教授指出的，“传播学在中国的命运比较坎坷，她一直被当作可能会挑战本国意识形态体系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学说而受到防范和挑剔。这多少有点像社会学曾经遭遇到的情况。意识形态的防御机制一直是中国借鉴和建设传播学的思想障碍”⁽⁷⁾。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传播学进入中国必然遭遇到文化移植与文化传播中的排斥与异化的激烈反应，“传播学一进入中国文化场，就立即被卷入到传统和现代、中和西的文化冲突中去了。有着深重积淀的惯性十足的中国文化场，对异质文化的进入是十分敏感的，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其接受过程是一个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冲突的逐渐演进的过程”⁽⁸⁾。三是新闻学科迫切的生长需求。新闻学长期在“阶级斗争工具论”中几乎窒息了学科发展的曙光，需要传播学的各种概念、理论、方法的滋润，甚至是“挽救”。“传播学中的实证、客观、程序、模式等特质，相对于新闻研究中的主观、应用、感性、叙述等，在学理层面上内涵显得更丰富些，传播学的理论为新闻学研究者所吸收借鉴，新闻学学理孱弱问题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传播学的引进对新闻学研究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学术上的‘升级换代’”⁽⁹⁾。这个阶段的“传播学”既是被怀疑的对象，又是新闻学升级换代的救星学科；既要解决“资本主义新闻学”在“社会主义”国度生根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及文化传播的适应性问题，又要在“新闻无学”的绝望与自救中一显身手。于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尤其是美国的传播学各种理论被当作传播学的理论，“我们却常把美国的传播理论当作公理，完全照搬照抄，顺便帮助权威们制造了不少神话。这样做对传播理论的发展不见得是好事”⁽¹⁰⁾。

可见，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学界虽然提出过“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第一个具有本土意义的“研究规范”⁽¹¹⁾，虽然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¹²⁾有明显中国化的第三章《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及特点》，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也有人提出“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则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主要的任务”⁽¹³⁾，但在特定的知识生产逻辑限定下，此时社会行动者们基本采取“前反思性接受取向”，“人们在未质疑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结果的既有学科结构在知识上的正当性)的情形下，在不追问那些深藏于这种过程(和结构)背后的西方社会科学观和一系列范式性假设的状况下，便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误作是加入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门径”⁽¹⁴⁾。经验主义传播学几乎被整体搬迁到了中国，使得施拉姆创建传播学学科中的意识形态偏见一起被带进中国，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却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的“失踪者”⁽¹⁵⁾。这个阶段的“中国传播学”基本上成为西方尤其美国传播学思想话语在中国未必专业的“批发商”，成为美国传统学派的独家“橱窗”。

90年代成为“中国传播学”概念初步明晰化的一个转折点。汪晖先生提醒人们在进入对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析之前，有必要提及几个与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密切相关的前提:一是在国家的推动下，改革步伐较之80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二是从知识制度方面说，现代教育和学术制度逐渐地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体制，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性的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三是在1992年以后，职业化的进程和学院化的取向逐渐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从基本的方面看，80年代的那个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地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¹⁶⁾笔者认为，还有第四点，1991年，《学人》丛刊创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人》主编陈平原发表《学术史研究随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发表《学术史研究与学术规范化》两篇文章，随即引发90年代绵延不绝的人文精神与学术规范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进行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到如何使社会科学成其为社会科学，或者说如何使社会科学得以存续并对世界社会科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基本要求等问题”。⁽¹⁷⁾

社会场域的变化导致传播学知识体系外延与内涵具有新的特点，80年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议题开始升级为“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大规模讨论与知识实践，也即不仅要仔细辨析原先政治意识形态的“是”、“非”、“对”、“错”，更要强调传播学知识生产和理论体系的“本土化”、“中国化”。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学的探索座谈会”以及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96年12月，李敬一教授撰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即1993年规划的课题《中国古代传播概论》)一书1997年正式出版⁽¹⁸⁾；1997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四次中国传播学研讨会集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试图从中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为建立科学的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播学”创造必要的条件；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尽管有各种争议，概括一些学者的文章以及出版的各种文献，还是可以发现，这个阶段知识行动者们所理解的“中国传播学”正是潇湘所概括的:一是面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以传统文化为理论资源，从历史经验中，辨识本土的传播特征，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重新思考，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也即是孙旭培等先生所谓的“华夏传播学”。二是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以西方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为主要目标⁽¹⁹⁾，比如创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传播体制。

世纪之交，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各个社会科学都必须应对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的社会场域。首先是中国社会转型在经历20多年之后面临着国家制度的第二次转型，“中国的社会转型在信息传播层面上导入三个新的维度:第一，在生产关系方面，新的社会生产主体的涌现丰富了传播关系。第二，在信息分配的关系方面，信息资源的赢利性和新的利益主体的崛起要求推动信息在经济层面和象征层面的再生产赋予一种合法化形式来与自己的经济利益和象征利益相匹配。第三，涉及传播网络和传播区域，在区域性的社会发展当中，传播网络的配置是创造一个社会调解的空间，产生地方认同的象征意义”⁽²⁰⁾。其次，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加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被学者和业者设置成为一个普遍适用的、解决众多问题的议程”⁽²¹⁾。再次，网络传播的异军突起，不仅急剧改变了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大众传媒的传播格局，而且对传统的传播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传统的传播理论面临挑战，造成社会控制的弱化，传播效果研究面临新课题。“网络传播业的发展，促使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筹划如何培养网络新闻学或网络传播学的高级专门人才，激励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网络传播学的原理方法作深入的研究。”“传播学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棘手，同时以从未有过的紧迫性提出了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正视网络传播给中国传播学带来的难题，并开展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是在新形势下进行中国传播学建设的必要步骤，也是迎接挑战、与时俱进的题中应有之义。”⁽²²⁾

世纪之交的近10年(大致指1998年至2007年)，“中国传播学”知识生产的内涵与外延伴随着社会行动者的知识实践与理论建构而在90年代“本土化”讨论的基础上又再次得到明确。继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格为一级学科之后，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立了国家级的传播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创办了以高校为主的“中国传播学论坛”，截至2007年，已先后举办7次论坛；2002年，中国传播学分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简称CAC)，由此“高校的传播学研究与教育团队已形成规模，走向成熟”⁽²³⁾；2001年5月，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共有《传在史中》、《说服君主》、《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三卷)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002年，赫雨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一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前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与变革成为传播学研究者们的重要课题如戴元光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5—2005》(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胡翼青著《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关系”的讨论进入新的层面；一些以中国特定国情为调查分析以及以中国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取得一些新进展，如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主持的苏南农村与大众媒介关系的实证调查研究及其成果《大众传媒与农村》，姚君善的《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总的来说，到这个阶段，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²⁴⁾。概括这个时期“中国传播学”内涵，大致包括:一是继续反思80年代以来对西方传播学尤其是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从反思中获取传播学中国化的真正动力；二是对提倡整理古籍，“以传统文化为理论资源，从历史经验中，辨识本土的传播特征”的所谓“华夏传播学”进行探讨、争鸣和知识实践；三是正如李金铨概括的，力争“不卑不亢，对具体的经验现象提出原创的解释，既照顾理论的普遍性，又充分豁显文化的特殊性，在各层次展现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最后才能向支配的结构争鸣”⁽²⁵⁾。

以上我们大致从历时性维度简要勾勒“中国传播学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从共时性维度而言，作为一种说法或概念，“中国传播学”还有其他类似说法，如“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有学者认为，“仔细检视一番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历程和实绩，则不难发现中国传播学界始终有一个难以释怀的心结，即‘传播学本土化’，或叫‘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中国化’、‘中国传播学’、‘华夏传播学’等等，不一而足”⁽²⁶⁾。这实际上说明在该作者心目中这些概念表示的意涵一致。也有学者认为，“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们所面对话题的部分命题，并将学者的民族使命感和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弱化了”。“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²⁷⁾。喻权域曾在《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中有过结论，多数人主张:建立中国的传播学、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这三个提法意思差不多。⁽²⁸⁾由于政治以及各种政治主流话语对包括“中国传播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型塑和建构的复杂性，需要另文专门分析，此处不再纠缠各种说法或概念的差异性，而是假设其意涵相当。

理解“中国传播学”，还需要说明“传播学”。由于对“传播”理解的差异，传播学的学科边界几乎很不稳定，多数学者提出过所谓“广义传播学”、“狭义传播学”。如童兵先生认为，传播学就是以信息生成、信息流通及信息传播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现代综合科学。以此界定传播学，比施拉姆等学者撰述的传播学，视域要广阔得多。它既涵盖物质信息的传播，又涵盖非物质信息的传播；既包括客观信息的传播，又包括主观信息的传播，姑且称之为“大传播学”。这一层面的“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人类社会新闻信息的传播。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来看，“新闻学”可以称之为“新闻传播学”。童兵先生本人撰写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即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新闻传播理论”一词的。他认为，现在经常使用的“传播学”，实际上只是“小传播学”，或者说是“传播学概论”，真正的传播学，应有更大的考察视域，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更抽象的学术概括。⁽²⁹⁾吴予敏教授则感到“传播学长期以来困惑于自己的学科边界”，提出所谓的“广义传播学”与“狭义传播学”。广义传播学，是从人的从事信息传播行为的本质出发，研究传播对于社会文明的建构以及对人的认知、心理系统的建构；狭义传播学，是从媒介与人的外化和异化开始着眼，研究媒介的工具存在、社会存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影响。从这一视角出发，吴予敏教授把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所主编的论文集《多维视界:传播与文化研究》作为包含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史、媒介研究、广告与品牌研究、跨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等论域的“学术研究的大拼盘”。⁽³⁰⁾

童兵先生与吴予敏先生所谓的“大传播学”或广义传播学，其他学者也有过类似的分析或暗示性说明。尽管说法不一，学者们会在各种语境中或隐或显地采用所谓“大传播学”或“广义传播学”概念。比如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2001—2002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正是采取这样的视域去进行论题划分:传播理论与媒介、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广告与公关、网络传播与新媒体⁽³¹⁾；《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理论杂志近年所编发的上一年度传播学研究综述大多也是采取这一视野。邵培仁先生的《论中国的当代传播学研究》一文则依据“大传播学”把相关内容和主题来划分为20个方面:传播学原理、大众传播学、组织传播学、人际传播学、跨国传播学、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含广告传播学、公关传播学、行销传播学、经济信息学)等20个方面⁽³²⁾。张国良先生主编的《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则选取世界传播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28位学者的著述进行译介，不仅有人所共知的拉斯韦尔、施拉姆、麦克卢汉等传播学知识英雄，有人们熟知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弥尔顿等，还有语言学家索绪尔等人。如此的理解，说明著者或编者眼中的“传播学”远非人们熟知的以信息传播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

张国良、李少南、陈韬文等都曾经专门分析过“中国传播学”这一提法。张国良认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中国传播学”:一是在中国生长、发展的传播学或在中国土地上建构起来的传播学；一是独特的、具有专利权的中国传播学，类似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学”这样的学科名称。他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中国传播学”还没有产生，因为“独特性不够，尽管有一些创新观点和研究案例，但没有独到理论，更谈不上完整的理论体系”⁽³³⁾。李少南认为“中国传播学”的提法是要避免老跟着西方的研究范式及课题走，但也不是要排斥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事实上，具有文化地域性的“中国传播学”不一定与建立普遍科学理论的“传播学”有冲突。“当中国学界大规模动员起来从事各式各样的传播研究时，当今的传播学研究定当更为活跃和丰富。日前西方传播学有美国学派(效果研究)、英国学派或欧洲学派(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诠释学)之分野，那么中国学派当然也可以出现。”⁽³⁴⁾陈韬文先生以“传播学本土化”来说明“中国传播学”，认为“传播学本土化无疑是为本土学术招魂的行为，当中大概也受到民族感情的驱动。”至于如何“本土化”则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种意义是指简单的移植，将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第二种意义是指因为本土社会的特殊性而对外来理论作出补充、修订或否定；第三种意义是建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这种原创理论的出现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在当地社会有其独特性，因而引发新的理论建构；二是有关的社会现象并非独特，其实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其他地方的同行“视若无睹”，没有进而探究，却让本地研究者“捷足先登”，“第一种移植式本土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低，因为当中缺乏创新，那只是重复应用。第二种修订式或是补充式的理论本土化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带有创新的意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第三种创新式本土化是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不但是理论的开拓，也会为本土研究社群带来最大的认同”⁽³⁵⁾。

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界定“中国传播学”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综合目前已有文献，知识实践者们采用的“中国传播学”以及类似的“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中国化”等用法大致有广义、中观以及狭义三个层面的意涵:

一是广义层面的意涵。指的是在中国传布、扩散、应用的任何跟传播学学科相连的传播学知识，其意涵由“在中国”+“传播学”两部分组成。这一用法排除了学术知识在生产、扩散或应用上任何地域、学派、或主义上的特殊分别，属于最为普遍的中国传播学概念。这种最为广义的中国传播学包括传播学基本理论、传媒经济管理、广播电视学、广告传播、品牌传播、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以及其他任何跟传播学有联系的相关理论与分支学科，皆属于“中国传播学”范畴；从地域上理应包括祖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这不仅是因其具有同文、同种、同国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传播学研究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历程、研究范围、研究倾向和一些必须共同重视的问题。⁽³⁶⁾这一广义的中国传播学涵盖了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一直到目前所包含的所有传播学知识体系，实际上即是陈韬文先生所论述的三个层面的“本土化”，也即是童兵先生的“大传播学”，当然还包括下文阐释的中观与狭义层面的中国传播学。

二是中观层面的意涵。跟中国的政治、经济、国情、文化、历史、社会、艺术、教育、思想等相关连的传播学知识体系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以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为根本，其意涵由“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与“传播学”两部分组成。这一用法排除了宏观层面上以国外的社会历史情境和信息传播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模式以及一切与引进相关连的知识总结、评述等。中观层面的用法与李少南的“传播学在中国”的提法接近，目的“是要避免老跟着西方的研究范式及课题走，但也不是要排斥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以中国社会独特性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者，“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者，首先应具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和民族使命感，其次才是对于自己所隶属和所从事的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在这个意义下，传播学者要面对的三个命题是:是否从个体精神的构建中探寻到作为一名中国传播学者所需要的基本精神，是否在这种基本精神的积淀下认识自己所从事的传播学研究，是否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中国当代社会的总体发展历程结合在一起，并时刻不忘关注当代社会的变迁以及传播本身在全球化中的变化趋势”⁽³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播学”大致接近于“中国传播学派”，有独具一格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如中国乡村传播学就是“中国传播学”题中应有之义的分支学科。

三是狭义层面上的意涵。这一意涵以中观层面的传播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为基础，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以中国或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为主，同时把对象和范围进一步局限在研究如何在中国引进、发展专门的传播学知识。在传播学刚刚跨越国门的1987年，王志兴的《欧洲传播学研究概观》一文就把以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称为“传播学学”，其任务是研究美国传播学的发展、理论、研究方法等，对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加以归纳和整理。⁽³⁸⁾仿照此文的说法，我们把研究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理论、研究方法等的内容称为“中国传播学学”，其知识生产、扩散与应用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中国传播学的学科规范、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以及在这种规范和体系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案例或理论范式，最终目标是与中观层面的中国传播学具体的知识和方法体系一起建立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制度。

广义、中观、狭义三个层面互为统摄，相互支援，互为补充。由于学力和精力所限，在行文中，除了特别指出，笔者在本文中的“中国传播学”指的是中观层面的以中国大陆社会独特性为研究对象，具有特殊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论题局限在狭义层面的中国传播学，也即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传播学学科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确立的30年演进过程及与此相关的一切课题，有时也简称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

中国传播学从研究方法到限定方法论的价值观尚未产生具有确定性的规范或经典范例，或者说这样的规范与经典范例正在产生进程中，而上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表明，本文的核心概念“中国传播学”是一个自身内涵不断明晰、细化、丰富和生长甚至充满挫折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传播学知识生产群体的学科认同和学科意识的成长而不断勃发、不断显化的过程。这个概念的生长与其说有着既定或给定的具体内涵，可以进行结构主义式的分析、解剖、解构，毋宁说是所有从事传播学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建构、型塑，向着一个无尽的方向努力奋进的过程。

有学者指出:“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情景和历史背景乃至学术氛围内得到阐释和预测，本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需要的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综合情景和趋势的考虑，需要的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模式的分析和社会性质的界定。”⁽³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播学仅仅从学科意义上给我们一个考察和审视的“前理解性”的选择框架，一个对相关文献进行取舍选择的“有色眼镜”，一个牵引着中国传播学人共同努力奋进的目标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