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风险与网络舆论

社会转型风险与网络舆论——对网络舆论发生机制的实证研究⁽¹⁾

余　红　陈志群⁽²⁾

近几年，我国网络舆论事件频繁发生，且一旦发生来势汹涌。那么，为何散落在不同区域、社会身份和地位迥异的民众能够借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在短时间内引爆网络舆论?网络舆论的发生机制是什么?我国现处在网络舆论高发期，研究网络舆论的发生机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网络舆论形成研究多注重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发展阶段和特点，对网络舆论赖以形成的宏观社会环境重视不够。“网络舆论是多种社会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研究网络舆论，需要将它放在更宏观的社会环境下，深入地研究它与其他社会因素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³⁾中国现在正面临着多向度的、浓缩的、急剧的社会转型，付出了诸如失业、社会分化、犯罪、社会不安、社会公害等代价⁽⁴⁾。网络舆论是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的社会舆论⁽⁵⁾，是网民社会心理和社会信念的一种反映，是社会转型风险在虚拟世界的镜像和释放。本研究目的即在于实证考量社会转型风险与网络舆论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结构层面剖析网络舆论发生机制，以期能够发现网络舆论形成规律。

一、文献综述

(一)网络舆论形成研究

我国学者对网络舆论概念还存在广义网络舆论和狭义网络舆论之辨，本文认为“网络舆论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⁶⁾。简单地说，网络舆论就是网络舆论主体(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的社会舆论⁽⁷⁾。

随着网络舆论的兴起和发展，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滥觞期(2003年)、发展期(2004～2006年)、繁荣期(2007年至今)。其中，2007年至今是网络舆论研究最辉煌的时期，仅2007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就达到47篇，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大幅的提升⁽⁸⁾。

徐向红将舆论形成研究划分为结构流派、法则流派和过程流派⁽⁹⁾。结构流派认为舆论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人、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舆论形成的三要素。法则流派研究舆论形成遵循的法则或规律。程序流派主要研究舆论形成的具体程式或步骤。对我国网络舆论形成研究的内容分析⁽¹⁰⁾表明:我国网络舆论形成的研究大多属于程序流派，研究网络舆论形成的具体程式和步骤。比较典型的提法包括:网络舆论的演变经历了议题出现、议题的存活、舆论走向三个阶段⁽¹¹⁾;经历了议题演变、过程演变、路径演变三个不同的演变过程⁽¹²⁾;社会性网络信息传播模式下的网络议题升级模型⁽¹³⁾;网络舆论“形成—消解”过程的“三级金字塔式”传播过程模型等⁽¹⁴⁾。

上述研究对网络舆论发生、发展乃至消失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但是由于研究视角的框限，大多数研究只是探究了网络舆论表面折射出来的问题，而对背后存在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鲜有论及。

鉴于以往与此相关问题的探讨多采用过程流派视角，本研究采用结构流派视角来探讨网络舆论发生机制。按照结构流派的观点，网络舆论可视为是舆论主体与网络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必然的结果，是社会运动与社会冲突的新的表现形式。Wu和Huberman的研究表明，舆论的形成与社会网络结构有关⁽¹⁵⁾。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期，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风险。网络舆论的高发现象，除了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网民数量的不断激增等因素有关外，更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宏观环境有很大的依存关系⁽¹⁶⁾。研究网络舆论，就必须考虑其所处环境、时代的影响。

(二)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风险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当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中国社会转型发端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最直接的动因。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¹⁷⁾。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¹⁸⁾。

改革开放30年既带来了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升，也带来了社会分化、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用“断裂”一词来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一个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特权与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权贵(精英)阶层，和一个主要由贫困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构成的底层社会构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极;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中间阶层只占很小的比例。权贵阶层和底层社会之间的冲突导致巨大社会结构张力和矛盾的积累，这些随时可能爆发的矛盾和危机使中国社会处于“高风险社会”⁽¹⁹⁾。中国当下的社会风险是多种风险的混合体，既包括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也有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风险因素;而在局部意义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化时期新型社会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²⁰⁾。如何度量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成为诸多社会学者和社会管理学者关注的问题。

宋林飞较早提出社会转型代价的度量问题。宋林飞(1995)提出的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标体系(SRSS)中，将社会风险分为五个领域: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国际环境⁽²¹⁾。由于有一部分指标没有现成的统计指标与之对应或换算而难于量化与操作，宋林飞(1999)改进了SRSS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将其简化为7大类、40个指标⁽²²⁾。

胡鞍钢(2006)将社会转型风险操作化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滞后于社会变化而产生社会损失的可能性”。社会转型风险包含三个维度:一是社会紧张，即市场经济催发的竞争意识和趋利意识，促使社会个体之间、社会个体与政府之间发生经济社会纠纷的可能性增加。二是社会不安全，即由于传统社会安全保障机制不再发生作用，但新的安全保障机制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发生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可能性增加。三是社会脆弱，指容易受伤害的程度，通常与贫困或不平等联系在一起⁽²³⁾。社会转型风险的三个方面分别采用多元指标进行复合测量，具体指标见表1和表2。

表1　调整后的宋林飞社会转型风险指标体系

表2　胡鞍钢社会转型风险指标体系

比较胡鞍钢和宋林飞的两套指标体系的异同，可以发现:胡鞍钢的社会转型风险指标体系未纳入政治风险测量指标，除此之外，涵盖了宋林飞社会转型代价度量体系中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胡鞍钢社会转型风险测量体系中“社会脆弱”的测量指标与宋林飞SRSS“经济风险”相同，宋林飞的“社会风险”被胡鞍钢根据风险程度的强弱细化为“社会紧张”和“社会不安全”。

两位学者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建构社会风险预警体系，不同的指标选择和构成会影响社会风险指数的计算得分。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建构社会风险指数，而在于实证检验网络舆论发生与社会转型风险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公众的社会信念始终是网络舆论产生的心理根源，网络舆论产生的可能性取决于两个转化:一是从社会现实到社会信念的转化，二是社会信念到个人意见表达行为的转化。

每个社会都存在众多不同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但“社会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引起集体行动，只有当社会问题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意义时才会成为问题，许多原本严重的社会问题却从来没有能够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甚至没有被人们所察觉”⁽²⁴⁾。因此社会现象和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意义的建构，即从社会现实转化为社会信念的过程。人们对这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感知会逐渐形成一种社会信念，当社会现象和问题不断刺激社会信念时，人的心理就会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紧张，到达一定程度时，这种压抑和紧张就必须要释放出来。社会事件就为这种压抑和紧张提供了指向物。社会信念指向社会事件的行为可以有许多种，如示威游行、冲突、抗议等，在网络舆论中就是意见表达行为。网络媒体为这一转化提供了场所，是网络公众借以发表意见的场所，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网民在互联网上的一种心理释放⁽²⁵⁾。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我国网络舆论的形成受到社会转型的直接作用和影响，网络舆论是社会转型风险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一种镜像和释放，社会转型风险越大，则发生的重大网络舆论事件数目就越多。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社会转型风险对网络舆论的影响。通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种统计年鉴获得相关社会转型风险指标的年度数据，采用相关分析作为主要的数据统计方法。

1998年1月的克林顿拉链门事件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网络舆论事件，从那时起，中国网络舆论逐渐活跃起来⁽²⁶⁾。而社会风险指标数据，如失业率等的数据统计结果大都还停留在2009年，因此，本研究所选择的时间跨度从1998年到2009年。研究涉及两大变量:网络舆论变量和社会转型风险。网络舆论变化趋势通过每年的重大网络舆论事件数来衡量，借鉴钟瑛、余秀才在《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一文中的网络舆论事件数据。社会转型风险的测量借鉴了胡鞍钢(2006)和宋林飞(1995;1999)指标体系。本文在宋林飞指标体系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操作化，对部分指标进行修改，最终的社会风险指标包含四个领域，13个指标体系(见表1)。表2为胡鞍钢社会转型风险指标体系。

三、数据分析

(一)经济领域风险与网络舆论

将测量经济领域风险的指标与重大网络舆论事件数做相关分析(见表3)发现:除了CPI、失业率与网络舆论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经济领域其他的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之间均存在显著性的正向相关关系。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与网络舆论事件数的相关系数皆在0.8～0.923之间，说明贫困发生率越高、基尼系数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则发生的最大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多。

表3　经济领域风险与网络舆论的相关

①我国很少定期公开发布基尼系数的相关数据。基尼系数1的数据来源于作者的多方收集。

②基尼系数2来源于我国统计局网站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

失业率和CPI与网络舆论呈现中度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为了更好地看出失业率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之间的关系，本文绘制两者的折线图观看各自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失业率的两大拐点(2003年和2007年)也是网络舆论事件数的两大拐点，两者的变动规律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同样，CPI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两者升降的变动趋势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整体上来说，经济领域风险越大，则重大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多。

图1　网络舆论事件数、失业率、CPI三者折线图

(二)政治领域风险与网络舆论

为了探讨政治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的相关关系，本文从《中国法律年鉴》中收集了1999～2009年检察院的相关数据(如表4所示)。其中，检察院受案数=贪污贿赂受案数+渎职侵权受案数;检察院大案数=贪污贿赂大案数+渎职侵权大案数。

表4　政治领域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的相关

数据显示:从1998年以来，检察院受案数、贪污贿赂受案数、渎职侵权受案数呈现下降趋势，而大案数呈现上升趋势。与网络舆论事件数的相关分析显示:检察院受案数、贪污贿赂受案数、渎职侵权受案数与网络舆论事件数呈现负相关，检察院大案数、贪污贿赂大案数、渎职侵权大案数与网络舆论事件数正相关，但只有检察院受案数、贪污贿赂受案数、渎职侵权大案数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检察院受案数越多、则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少;受理的贪污贿赂受案数越多、则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少;渎职侵权大案数越多、则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呢?

相比普通案件，渎职侵权大案数更容易引起广大社会民众的关注，其社会反响更大。对1998年以来发生的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内容分析表明，诸多的网络舆论事件指涉的群体为官员和公权力，网络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是官员腐败和侵权。可见，政治领域风险、尤其是官员的重大渎职侵权行为与网络舆论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三)社会领域风险与网络舆论

《中国工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8～2008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迅速，增长率高达274%。离婚率在1998～2002年期间没有很大的波动，但从2003年起离婚率持续攀升(如表5所示)。

表5　社会领域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的相关

相关分析显示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受理率、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率、离婚率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强相关，刑事犯罪立案率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整体上，社会领域的风险因素对网络舆论的变动趋势有重要影响作用。

(四)自然领域风险与网络舆论

农业自然灾害受灾变量用来描述每年的灾难情况，成灾变量表示每年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是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自然环境受灾、成灾与网络舆论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与网络舆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740，p＜0.05。

表6　自然领域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的相关

自然环境领域与网络舆论的相关不太显著，可能原因在于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发生存在一定的隐性和潜伏性，因此数据的获得与统计较难。很多环境污染与破坏事件都是在发生的几年甚至是十几年之后才被发现，这不仅导致了环境污染与破坏发生年份与发现年份不一致的问题，同时很多环境污染与破坏事件很难被及时发现并受到关注。因此，虽然相关分析显示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与破坏指标与网络舆论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但是我们需谨慎推断两者之间关系。

(五)社会紧张与网络舆论

“社会紧张”是衡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融洽与否的一个指标。社会紧张程度越高，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越大，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越高。“社会紧张”程度主要由民事案件立案率、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立案率、劳动争议立案率及离婚率构成，分别衡量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劳资之间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测量社会紧张的四个指标全部与网络舆论事件数呈现显著相关，且都是高度的强相关，说明社会紧张度越高，诱发的网络舆论事件越多(如表7所示)。

表7　社会紧张与网络舆论相关关系

测量社会紧张的四个指标，以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率与网络舆论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949，其后依次为民事案件立案率(0.830)，离婚率(0.733)、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立案率(0.608)。这说明劳资冲突是诱发网络舆论的常因，同时公众之间不和谐、公众与政府之间不和谐、家庭成员关系不和谐也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加剧了民众的社会紧张感。

(六)社会不安全与网络舆论

测量“社会不安全”的7个指标中，有5个与网络舆论事件数存在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由低到高依次为治安案件立案率(0.779)、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率(－0.740)、火灾事故发生率(－0.639)、集体劳动争议发生率(0.637)、交通事故发生率(－0.611)。刑事犯罪立案率、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如表8所示)。

表8　社会不安全与网络舆论的相关关系

社会治安状况欠佳、交通事故、火灾、环境污染和集体劳动争议等社会环境因素会引起社会公众人身或财产损失，民众不满情绪经由网络虚拟空间发酵，最终激发网络舆论的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不断高发的集体劳动争议，由于事件的群体性、对抗性、损害性较强，很容易转化为社会危机事件。

(七)社会脆弱

社会脆弱指容易受伤害的程度，通常与贫困或不平等联系在一起。除了CPI、失业率与网络舆论之间的相关分析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与网络舆论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贫困发生率与网络舆论相关系数为0.797，基尼系数与网络舆论相关系数为0.923。这说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越严重、贫困率越高，则爆发的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多(如表9所示)。

表9　社会脆弱与网络舆论相关

四、结　论

论文采用宋林飞的社会转型代价度量体系和胡鞍钢的社会转型风险指标，检验了社会转型风险与网络舆论之间关系，整体上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社会转型风险与网络舆论存在显著相关。

1.多元化、多向度的社会转型风险

中国现在正面临的社会转型是多向度的、浓缩的、急剧的，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风险也是多元化、多向度的。统计分析发现:社会风险指标中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只有自然环境领域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数与社会转型风险密切关联，社会转型风险越大，发生的重大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多，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2.社会转型风险侧重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

与重大网络舆论事件数显著相关的三类社会风险中，经济领域风险和社会领域风险与网络舆论发生数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譬如，劳资纠纷、集体劳动争议、贫困率、基尼系数、社会治安、离婚率等，与网络舆论事件数显著相关。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相比，政治领域风险在一定程度得到体现:干部渎职侵权大案要案数越多，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多。政治领域其余指标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因此，我国网络舆论发生更多受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转型风险的影响，但不能轻视来自政治领域的影响。随着改革进一步由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可以预见政治转型风险与网络舆论发生之间的关系会更加显著。

3.构建和谐网络舆论的路径

本研究实证证明了我国网络舆论的发生受到社会转型风险的影响，网络舆论是现实社会风险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一种镜像和释放。归根结底，网络舆论的产生是网民长期积聚的社会信念见之于某个焦点事件的行动，因此网民对社会问题的意义建构决定了网民对讨论议题的框选，网民所处的社会阶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看待问题的视角和立场。我国网络舆论事件中“仇富”、“仇官”的情绪揭示了“分裂”的中国社会中权贵阶层与底层阶层之间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网络舆论需要从现实世界着手，减少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付出的社会转型代价，遏制社会两极分化趋势，修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公众和政府之间关系。

本文从宏观层面证明了我国网络舆论的产生与社会转型风险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说明网络舆论的产生明显受到社会结构的作用和影响。在不断“分裂”的社会结构之下，网民如何理解他们身处的社会?如何建构网络舆论焦点事件的意义?决定网民表达与否的意见门槛是什么?这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发生机制研究》(10BXW021)阶段性成果。

(2)余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系副教授;陈志群，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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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J］.社会学研究，1995(6):90—95.

(5)邹军.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J］.新闻大学，2008(夏):135—139.

(6)谭伟.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J］.湖南社会科学，2003(5):188—190.

(7)邹军.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J］.新闻大学，2008(夏):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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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J］.社会学研究，1995(6):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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