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研究

“陌生人”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研究

张　杰⁽¹⁾

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包括三类:①即时通讯工具(qq，msn等)，②微博客(微博、twitter等)，③社交类媒介(facebook，人人等)。以微博为代表，已成为网络社会中信息、舆论、社会运动的重要传播机制。然而社会媒体的信息传播和动员机制与传统媒体有着根本性区别，其传播与动员能力具有突生性，即拥有事先无法预料的传播与动员能力。

目前，对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与动员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与社会学两大领域。传播学对于社会化媒体的传播特性、传播效果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闵大洪，2009，顾明毅，2009)。而社会学则主要集中在网络社会学中。运用网络社会的理论(卡斯特，2003，2009)，对于网络社会的定义(夏学銮，2004;邓伟志，2003;黄少华，2006)，网络公共领域(郭玉锦，2005)社会媒体与网络民主(Ali，2009)，网络行为、网络社会结构、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黄少华，2006，2010)、网络社会网分析(Memon，2010)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主要将社会化媒体视为网络社会的技术中介而少专门研究。

传播学主要聚焦于社会媒体作为新媒体的传播特质和效果，而社会学聚焦于社会媒体对于网络行为和网络社会结构的影响。两者均将社会媒体与使用者割裂开来，而没有意识到社会媒体是人与媒介的统一，媒体特质与人际互动必须统合起来考虑。同时大都按照传统传播学理论(效果、议程设置等)和传统社会学理论(符号互动论、社会分层、社会动员等)来解释社会化媒体，而忽视了网络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微观与动力差异，这就使得解释现实社会的传播与社会理论在解释社会媒体和网络社会方面效果较差。特别是对于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与动员能力的突生性，无法给予满意的解释。社会化媒体为什么会有事先难以预料的意外传播与动员能力呢?这种能力的突生机制是什么呢?这是以往的研究所缺乏的，也是本研究的起点。

一、网络陌生人:社会化媒体的人际视角

网络社会主要的微观特征就是匿名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陌生人就是匿名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主要表征。网上的匿名互动和随意进出恰恰是建立在网络行动者是陌生人的基础上的。因而本研究运用社会学中的“陌生人”视角来研究社会化媒体的人际特质和动员能力。

陌生人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领域。从齐美尔发轫(Simmel，1950)，经历了从陌生人到陌生人社会的研究转向。前者主要围绕陌生人的分类与整合，讨论陌生人—本地人情境，在边缘人(Park，1928;Stonequist，1935)和新来者(Wood，1934)两大传统中完成了整合。到了20世纪50年代，Siu意识到了边缘人只是陌生人的一种类型(Siu，1953)。将边缘人与新来者这两种研究取向初步统合起来的研究是Schutz的陌生人(schutz，1944)。对于陌生人的研究路径综合的集大成者是Levine。他提出了一个陌生人的类型学分类模式(Levine，1977)。

后者从讨论陌生人—陌生人情境下的互动策略起步，研究在陌生人的情境下如何对待陌生人的问题。在陌生人—陌生人框架中，Meyer对陌生人的矛盾心理(匿名和认同)做了细致的分析(Meyer，1951)，而Loafland则从空间的视角，对陌生人在都市中如何建构安全感进行研究。时间当下性和空间私有化成为陌生人交往情境以及都市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的微观机制(Lofland，1973)。

从本地人/陌生人出发的边缘人与新来者等陌生人的分类与整合，到陌生人/陌生人的情境分析与策略分析，陌生人研究从陌生人走向了陌生人社会。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框架下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微观研究，缺少宏观社会结构的考量。陌生人研究在1990年代以后在欧洲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社会学家开始在陌生人社会的框架下讨论陌生人，在现代性的矛盾性视角下讨论陌生人的现代与当代命运与差异政治的可能性。鲍曼把陌生人和现代性联系起来。陌生人与现代性所要求的秩序感与确定性是不相容的。在后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的存在成为常态并被普遍的认可。适应而不是消灭成为了后现代社会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鲍曼，2002)。Tabboni发现，陌生人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性的特征。陌生人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可以将现代性的两面统一起来。当代的陌生人推动着对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的承认:权利的平等和差异的承认(Tabboni，1995)。Dessewffy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是陌生人，陌生性已经成为我们的共同经历(Dessewffy，1996)。而Stichweh认为，在对待陌生人的策略方面，在绝对控制和驱逐之外存在着第三种策略，就是在接纳的同时保持他们的陌生性的事实(Stichweh，1997)。最近陌生人研究则出现了空间/文化转向，从流动权力和混杂的视角进一步讨论陌生人社会何以可能。从空间—权力的视角出发，欧洲一些社会理论家来研究陌生人何为陌生人。指出了现代性背景下，权力是如何通过空间的生产包括微观的空间策略来定义陌生人的，而在后现代背景下，流动性是如何成为陌生人的表征从而改变陌生人在后现代社会的语境和位置的。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是Llcan和Diken的研究。

Llcan将陌生人相遇的策略将社会空间联系起来。我们对待陌生人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空间策略，而这些策略的运用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空间的生产(Llcan，1999)。

Diken则试图从陌生人身上重新建构现代性社会理论，将陌生人的位置视为矛盾性的隐喻，并将陌生人所隐喻的这种空间共存性和混杂性放置在现代性的中心位置(Diken，1998)。而Alexander从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陌生人。Alexander指出社会空间作为一种权力空间，它的运作也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Alexander，2002)。

可见，陌生人既远又近，然而这种既远又近在后现代条件下已经不是现代性条件下的空间上很近，心理上很远，而是转变成一种亲密性和陌生性的混合，是匿名和认同的混合。陌生人成为我们审美和吸引力的来源，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陌生性更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体验的一部分，即使是亲密关系，今天也混杂着陌生性，或者说，每个人在亲密关系中，也不再强调信息的全息化，而是强调亲密感中的个体行动的自由可能。这样，身为陌生人，我们保持着匿名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由，而亲密性，又使得我们得以在保持陌生性从而保持自由的同时，获得人际认同和安全感。亲密关系与陌生人关系不再是对立的，在后现代条件下，他们是一体两面，是亲密性与陌生性的混合。混杂或者说杂交不仅是文化意义的，是多重自我和异质性的，同时也是这种变换的亲密关系，陌生人成为我们认同的对象和亲密感的来源。这一点，在网络，特别是社会化媒体上体现出来。互动的不是符号，而是网络陌生人，是渴望建立亲密关系但同时保持陌生性的陌生人。

社会化媒体与以往的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不同，它的互动性或者说是社交性比较强，这就意味着以社会化媒体为媒介的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同时也是一种人际互动，一种陌生人互动。与传统的互动不同，作为一种网络陌生人互动，它不仅是去角色化的，同时也是一种情感性的。去角色不是强调亲密性，不是强调作为人的互动，也不是讲的符号化，不是强调网络互动是一种语言符号的互动。而是强调的是陌生性。这种陌生性不是社会位置意义的角色互动，而是日常生活背景下的陌生人，一种只考虑人际吸引因素的陌生人，在这种互动情境中，双方的社会位置和角色被暂时搁置，我将这种情境称之为去角色化。

这种将人际吸引视为最主要因素的陌生人互动，必然会在互动中呈现出日常生活背景下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日常生活背景下，在角色化的陌生人交往情境中，情感是努力地被压抑，呈现出一种去情感化或者社会情感的表达方式，而在社会化媒体互动中，作为人际吸引源，陌生人必须表现出正向的情感表达，必须让互动的另一方感受到情感性，这既是人际吸引的需要，同时也就使得互动的双方转变成为一种类亲密关系，一种传递着情感的亲密关系，认同与安全感就在这种去角色化的情感表达中创造出来。这种情感不需要考虑对自我的压抑，因为互动的双方清楚地知道双方是陌生人的互动关系，双方都有退出互动的选择与自由，从而不会产生现实中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对自我的压抑与焦虑。在这种类亲密关系中，只需要表达出情感，正向的情感，而不需要发展出对自我的压抑以及对互动对象的全息性认知。这是一种熟悉的陌生人，是匿名的自由与亲密感认同的混合。

通过社会化媒体的互动，一种在场感、安全感和亲密感被创造出来，社会化媒体的互动网络在某种意义上被建构成情感社区。社会化媒体不仅传播信息，更重要的是社会化媒体与人互为中介，传递情感。社会化媒体内部传播的不仅是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的传播同时伴随着人际吸引，伴随着情感表达。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在场感和亲密感使得这种陌生人互动与现实环境中的陌生人互动不同，社会化媒体中的陌生人是向他人展现正向情感同时也希望他人向自我展现正向情感的陌生人，是有着正向情感表达倾向的陌生人。

这种正向情感表达倾向的陌生人互动就使得在社会化媒体组成的陌生人网络中，信息的传播与动员能力不仅建立在每个个体对信息的自我认知和判断上，而且建立在情感的相互感染上。由于社会化媒体可以视为是一种自组织(下文详述)，因此，自组织中所产生出来的网络内部的舆论领袖(如受欢迎的微博博主、qq群的群主)可能是确定的，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这种舆论领袖不能将之视为是某个个体，而是情感的复杂互动的结果。议题也不是高度设置的，而是在陌生人互动中，相互竞争、补充，逐渐生成的。这种生成机制中最关键的是陌生性所带来的表达欲望(试图吸引他人)和表达自由以及类亲密性所产生的情感积累和正向倾向，这就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能仅仅视为是一种信息的传播，而应该视为是一种情感的唤起、混合、发酵和放大、极化的过程。

可见，将社会化媒体视为一种网络陌生人的人际/情感传播，而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可以有效地解释社会化媒体内部的舆论与议程的生成机制，以及社会化媒体在信息传播中意料外的传播与动员能力的情感基础。

二、不确定性:社会化媒体的动力学视角

然而，这种情感固然会出现极化效应和放大效应，但是要想拥有意料外的传播与动员能力，就意味着社会化媒体的信息/情感传播一定具有突生性，而不是在一个稳定系统中的常态传播。那么，社会化媒体如何具有突生性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引入不确定性的视角，来讨论社会化媒体信息/情感传播的动力学机制。

社会不确定性源于复杂学研究，是一个具有交叉性质的新兴研究领域。关于社会不确定性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不确定性必须是多重描述，是无序的、随机的、不稳定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统一体(Pattee，1987)。但是不确定性不意味着无序，它介于无序与有序之间(普利高津，2009)。

对于不确定性，目前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领域:

第一，系统不确定性。这种思路主要来自复杂学。其代表人物是物理学家普利高津、美国圣菲研究所、法国思想家莫兰等。他们将不确定性视为复杂性的一种特征。普利高津将不确定性定义为确定性世界与纯机遇的变幻无常世界这两个异化图景之间某处的一个中间描述。它由不可约的概率表述来表达(普利高津，2009)。复杂学通过对涌现、自组织、混沌边缘的研究，从物理学和系统学的角度阐明了不确定性产生的系统根源。强调系统趋向自组织边界的趋势使其处于远离平衡态，此时微小输入就有可能产生大的后果，导致系统达到或越过临界线，产生系统不确定性。

第二，个体不确定性。当代社会被视为碎片化、差异性社会，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普遍感受成为现代人的感知。德里达对差异性进行论述(德里达，2001)，而鲍曼将不确定性视为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从微观层面讨论了陌生人与不确定性的关联(鲍曼，2002)。

第三，知识不确定性。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知识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并提出开放社会科学，建立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沃勒斯坦，2006)。

第四，作为风险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奈特将不确定性视为不可预知性，是利润与创新的来源(奈特，2009)，而风险社会理论则将不确定性视为风险的特征(贝克，2004)。

国外的不确定性研究，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研究取向:系统层面与个体层面。前者是复杂学的思路，后者主要是人文学科的思路。前者对于涌现和自组织的动力机制作出了详尽的研究，但缺乏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研究;而后者则集中在个体感知的层面，缺乏人际与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研究。而风险的不确定性研究，则将不确定性视为风险的特征，而不讨论其动力机制。

总体来看，国外的不确定性研究缺乏对人类社会不确定性的研究，更缺乏社会学微观视角对社会不确定性从微观层面涌现的动力学考量。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作为复杂系统，应该包括宏观层面的系统或者结构和微观层面的人际互动或者行动。社会不确定性也自然包括系统不确定性和人际不确定性两个层面。前者复杂学研究的较多，而后者虽然人文学科有一定的研究，但大都集中在个体层面而非互动层面。虽然复杂学通过自组织和涌现回答了粒子或者分子如何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导致系统的不确定性，但是社会中的个体与粒子与分子是有差别的，是有反应、情感、预期的人，其互动本身就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因而，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对社会不确定性而言，必须先从微观层面的人际不确定性出发，并进而研究人际不确定性是如何引发系统和社会不确定性的。

受鲍曼启发，本研究认为，人际不确定性来自互动对象的陌生化，是陌生人互动。当互动对象是陌生人时，人际不确定性就生成了，因而对网络陌生人这一人际类型与互动类型的讨论构成了网络社会人际不确定性的中心内容。网络陌生人不仅仅意味着第一部分所述的情感表达的正向性倾向和自由，而且意味着人际互动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网络陌生人的互动是以异质性而不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这种异质性不仅仅体现在信息和现实中的社会位置和人际网络的差异性，同时体现在网络陌生人的混杂性。

网络陌生人在现实中所占据的社会位置和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差异很大，这是现实中具有亲密性的或者说强连带的人际网络所不具备的。现实中的亲密性关系中的人际互动往往具有一定的人际相似性，信息也是同质性的，就是说重复性很高。而网络陌生人虽然是熟悉的陌生人，是一种类亲密关系，但是其异质性很强，每个人所携带的信息、所占据的社会位置，所处的现实人际网络差异很大，这是异质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第一点。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不确定性是与网络陌生人的混杂性紧密相连的。网络陌生人的混杂性是指由于其同时占据了不同的社会化媒体的成员资格位置，即一个人同时在多个社会化媒体中(好比QQ群、人人网、微博的同一个注册用户)即时与若干个他人互动，这就意味着网络陌生人会将其在其他社会化媒体中获得的信息与情感携带至即时互动的其他社会化媒体中，同时也就意味着网络陌生人会在不同的社会化媒体中转换其位置，从而体验和反思自身的陌生性和陌生人的角色，并将之视为一种应对系统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混杂，不仅是信息和角色意义的，同时也是情感意义的，在不同的社会化媒体中形成的认知倾向和态度、价值观也会混杂，通过自身的即时多点非线性的传播，带入到不同的社会化媒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由于混杂产生的人际不确定性是多源的，每个网络陌生人都同时处于混杂状态和异质性状态，也就是处于不确定性状态，每个网络陌生人所面对的互动对象也同时处于不确定性状态，每个网络陌生人同时在多个社会化媒体与对象发生互动，而其互动对象也同时在多个社会化媒体与其他人发生互动。人际不确定性不是处于稳定的一对一互动的稳定态里面，而是处于多源复杂的非稳定态里面。人际不确定性是与时间同步性和空间共存性非线性关联并且被迅速放大至异常复杂的庞大的互动网络，由于这种时间同步性和空间并存性，根据小世界理论，个体和人际的不确定性可以迅速传播扩散至整个网络社会，进而突生出作为整体系统的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

三、社会化媒体的突生机制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的生成:一个框架的提出

因此，必须将网络社会视为一个不确定性社会。是一个处于非平衡态和非稳定态的动态社会。一切都在生成和涌现中。而单个的社会化媒体必须把它视为是一种自组织，这种自组织在网络陌生人的个体不确定性和人际不确定性中生成，并且形成奇异吸引点(奇异吸引点是物理学概念，用来描述非稳定结构中，无序运动会有向某个点或某几个点集中的趋势)，使得社会化媒体中的网络陌生人的意见和情感逐渐向这些点靠拢，由于社会化媒体中的网络陌生人的情感表达倾向于正向，因而意见与情感的竞争生成并不是无限和自由的，换句话说，这种奇异吸引点并不是随机和任意的，而是带有极化的趋势。会趋向于情绪能量较强的表达方式。而随着这种情绪能量极化在社会化媒体中的酝酿和发酵，就会使得社会化媒体的情感互动频次打破常态平衡，会表现为每个社会化媒体中的网络陌生人互动(发言)包括情绪表达频数增多，能量增强，使得社会化媒体的互动邻近自组织边界，在远离原有的频次的位置达到短暂的新的平衡。由于网络陌生人的不确定性(混杂性)，这种分叉和情绪能量的增强就会以指数级的速度向多个社会化媒体传播。前述的网络陌生人的情感能量，意味着在传播过程中，抵达下一个社会化媒体的初始情感量与最先生成这个议题与情感的社会化媒体的初始情感能量是完全不在一个能量级别上的，在下一个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情感传播与上一个社会化媒体一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不确定性理论中所讨论的起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带来意料外结果的混沌系统的特征，通俗地说就是蝴蝶效应)。从而意味着下一个社会化媒体成为一种无序非线性传播的混沌系统，信息/情感传播频次和能量在不断的分叉和共振中不断以指数级放大，而且会在多个社会化媒体中形成潮涌，不断的交互强化，在这个时刻，能量放大至顶峰，网络社会成为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系统，突生性涌现。

可见，陌生人所蕴藏的陌生性、高度流动性和混杂性就使得社会化媒体的内部互动是建立在这种陌生人的个体不确定性基础上的，这种个体不确定性的相互交往使得人际不确定性出现，这体现在信息不是仅在社会化媒体中传播，而是从共存性网络空间中同时涌现，每个陌生人都有可能成为新信息/情感的提供者和传播者，提供者和传播者是共存于陌生人的，这样信息/情感的传播由于其多源性单单在社会化媒体中就已经是指数极的了，而人际或者说交往不确定性又使得信息/情感会同时在多个社交化媒体中共存，并以潮涌式方式传播，从而上升到系统的不确定性，生成网络社会不确定性。

具体来看，这种不确定性在以社会化媒体为中介的互动中就表现为其内部成员在非线性互动的基础上通过自组织和涌现/突生出的非稳定动态结构。在此过程中，整个网络社会处于非平衡的、无序的、随机运动。信息与情感的传播也相应地处于无序随机状态，这就使得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与动员效果是非线性弥散与放大，而这种正向情感的表达倾向使得信息在社会化媒体传播中，会出现情感上的极化现象，自组织出现的舆论领袖与议题的情感表达会被极化，这种极化就会通过并通过多个社会化媒体间复杂互动、共振和潮涌达到网络社会情绪的极化，从而出现集体情绪能量的急剧指数级增大，从而使得整个网络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呈现为高度不确定性的非平衡状态，必须越出平时的自组织边界，以比平时高得多的能量点通过涌现建立平衡。这时传播与动员的意料外后果就出现了。

涌现(emergence)是现实世界复杂系统永不停息地将自己组成各种形态的趋向。涌现具有突生性，即层次的不可逆性和不可还原性。高层次的属性和特征一旦涌现就无法还原至低层次的属性和特征。涌现没有计划性和方向性，唯一的方向性就是远离原有的平衡点寻找新的平衡点，涌现是新的整体的产生，是整体有而部分无的特性。这就体现在，在陌生人信息被极化传播后，社会化媒体内原有的信息和情感平衡点被打破，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从而产生向自组织边界的逼近。而网络陌生人互动会使得作为整体的新信息和情感涌现，并且社会化媒体的陌生人特性，使得每个陌生人都同时作为接受—传播源，并作为桥在不同的社会化媒体间传播信息与情感，从而使得这种新的信息与情感作为一种涌现不仅在社会化媒体内涌现，而且在社会化媒体间涌现，并迅速与其他媒体发生共振效应，这种即时海量的信息与情感破坏了整个网络社会原有的在信息和情感上的平衡，整个网络社会作为整体必须寻找新的平衡点，而这种平衡点的寻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序的，表现为信息传播中的潮涌，直到这种极化效应特别是情感的极化效应开始削弱，涌现的情感能量开始下降，整个网络社会才能恢复到暂时平衡的状态，直到下一次情感能量极化、平衡打破，涌现和潮涌的出现。

因而，可以建构如下的框架(见图1):

图1

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涌现、潮涌、共振都是建立在微观的网络陌生人互动的基础上的，系统的不确定性恰恰是由于个体的不确定性和人际的不确定性通过社会化媒体，通过网络陌生人的情感正向表达和情感能量的即时传播与涌现出的。必须意识到网络陌生人就意味着网络社会的所有社会化媒体会因为某个信息在某个社会化媒体中引发的涌现而在瞬间发生潮涌。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前提条件，例如网络陌生人的网络位置的数量、信息的情感唤醒，社会化媒体中的奇异吸引点(可能是舆论领袖，也有可能是正向性所导致的情感极化)的数量等。但是，必须要意识到的是，这种涌现是与网络陌生人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行动性在网络陌生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而这种行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情感的唤醒、强化、极化相联系的。

【注释】

(1)张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