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个人主义:“自媒体”革命的 政治社会学解读
潘祥辉(1)
一、从新媒体到自媒体
“新媒体”一词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沿用至今，涵盖了一种不断扩展的多样的应用传播技术。在传播学者麦奎尔看来，当前的传播革命以两种主要的创新发明为基础，一是卫星传播，二是计算机的应用。传统媒介基本上是单向的，而新媒介则基本上是交互式的(2)。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新媒介”的内涵变得越来越宽泛，需要重新定义。在此基础上，莱文森提出了“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的概念，所谓“新新媒介”指的是当代最热门的那些媒介，如博客网、维基网、聚友网、脸谱网、播客网、掘客网、优视网、推特网等。在莱文森看来，互联网上的第一代媒介称之为新媒介(new media)，如电子邮件、itunes播放器、报刊的网络版、留言板、聊天室等，而更具私人性与互动性的媒介则是互联网的第二代媒介，即新新媒介(3)。在笔者看来，“自媒体”无疑代表了新媒介的最新发展，也是新新媒介最为典型的样态。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自媒体，体现了媒介形态的演进。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媒介演进的方向，不仅仅是各种传播形态的融合，更是各种传播要素的融合。
在Poster(1999)看来，互联网无疑是一种新媒体，它结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通过“推播”的技术来表达。互联网通过以下方式冲破了印刷与广电模式的限制:①使得多对多的交谈成为可能;②使得文化内容的同步接收、交流与再分配成为可能;③使得传播行为脱离与国界、现代的疆域之间的关系;④提供实时性的全球接触;⑤将现代/后现代的主体置入网络性的工具中(4)。但Poster没有指出的是，互联网还为各种传播要素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传统媒体时代，信源、传播渠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相互分离的，但互联网带来了传播要素的融合。如果说新媒体还只是实现了信源、传媒渠道(媒介)与传播者之间的部分融合的话，那么到了自媒体时代，信源、传播者与媒介已完全融合成一体，“个人化”媒体与大众媒体的界限变得日益糊糊。
图1 传播要素的融合度与媒介演化过程
自媒体是最具个人色彩的媒体形式。在互动百科中，自媒体被称为继E-mail、BBS、IM(即时通讯)之后出现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式。“自媒体”(We Media)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2003年7月出版一份研究报告中，在这份报告里，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作者提出了“自媒体”概念，并对自媒体下了一个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可见，自媒体的主体是普通大众，他们通过私人化的信息分享与传播传递信息。较之于新媒体，以博客与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表现出更大自由度与个人主义精神。自媒体的出现真正开创了传播的个人主义时代。
二、自媒体引爆的信源革命
麦奎尔指出:“对新闻媒介来说，与新闻来源(信源)的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关系形式，而这种关系通常也会构成一种非常活跃的双向沟通过程。新闻媒介永远都在寻找适合刊登的内容，而内容(不一定总是适合的)也永远都在寻找新闻出口。”(5)在笔者看来，自媒体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其所带来的信源革命。所谓信源革命，即自媒体将传统媒介时代潜在的、数量有限的信源及沉默的受众变成了积极的、无限量的传播者。
在传播学的概念范围里，“信源”即信息来源。特指信息的拥有者或初始发布者，也称为“新闻源”。在Blumler和Gurevitch(1986)看来，“新闻源”指的是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或者制造新闻的个人和组织(6)。从理论而言，人人都是潜在的新闻源与传播者。但在传统媒体时代，普通人很难成为新闻源，更多的时候成为“沉默的受众”，或者只是“潜在的传播者”，而只有特定的一些个人或组织成为“显在的”新闻源。
在麦奎尔看来，传统的大众媒介受制于正式或非正式的控制，这些控制来自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影响公众对现实的感知的机构。传统媒介本身是一种机构，有自己的目标、规则、惯例及控制机制(7)。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传统新闻报道的事件大大依赖于一些势力强大的新闻源，如政府机构、官员、专业性组织、压力集团、工商协会和专家。Hallin、Mankoff和Weddie(1993)发现，在美国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报道中，1%的新闻源讲述构成了报道中所引用消息的25%(8)。Hall(1982)得出结论:传媒将社会中的某些特定集团视为可信赖的消息来源，使这些集团获得了接近新闻报道的特权(9)。与此相反，传统媒体时代的老百姓、个人很少被作为新闻源，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用到他们。“当把一个普通人的面孔与统计数据相联系时，他们往往作为‘缩影’出现。”(10)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记者拥有很大的权力，他的角色通常是一种“中介”，是消息来源和阅听人的中介。只有记者和媒体能够成为“新闻来源的代理人”(surrogate news sources)(11)，这使记者和媒体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甚至可以替代消息来源进行决策。然而，在现实世界，信息总是分散的，分散在每一个信源之中。正如哈耶克所认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知道而别人所不知道的信息，从整体上说，任何一个人(包括政治家)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信息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12)。媒体的存在即在于打破这种个人间的孤立与隔阂。但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只能依赖于少数的有权势的信源，而且无法对其进行检测与纠正。与此相反，掌握着分散信息的无数信源也只能依赖于媒体，否则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为了获得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以及媒体与这些强势集团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外，也与媒体在技术上无法寻找到更多的信源有关。高昂的信源搜索成本使媒体习惯于依赖“官方的声音”或者“方便的路径”。这造成了传统媒体新闻线索的单一化和新闻表达的固定化。
在互联网出现后，每一个信源都有了一个现身与表达的平台。医生、学者、科学家、娱乐明星、社会工作者、法律工作者，任何一个名人或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新闻源”或“新闻源的代理人”。这即自媒体引爆的“信源革命”。
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终端都是一个显在的信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年7月(CNNIC)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这意味着互联网时代的信源是极其庞大的。谁能激活这些信源(传播者)，谁就能够引爆传播革命。事实上，在互联网世界，“信源”而非“网站”才是具有能动性与竞争力的主体。虽然中国互联网的网站有300多万个，但与13亿多中国人口总数相比，与4.85亿网民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互联网时代仍然有许多信源没有获得独立的平台，这也是“新媒体”的缺陷所在。而自媒体的出现弥补了这个缺点。
图2 中国各类终端用户与潜在信源
资料来源:DCCI 2011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
以个人主义和传播要素融合为特征的自媒体使每个信源都获得了平台。自媒体激活了无数潜在的信源，使信源量呈爆炸性增长，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极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显示: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无疑，博客和微博是最为典型的自媒体。在这个独立的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官方发言人，不需要依赖传统媒体的中介。在自媒体时代，个人媒体与大众媒体的边界正模糊。网友如此形容微博:当你的粉丝超过100时，你就是一本内刊;超过1-000时，你就是个布告栏;超过10-000时，你就是本杂志;超过10万时，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时，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1-000万时，你就是电视台;超过1亿时，你就是CCTV了。潘石屹的新浪微博目前粉丝数量已接近400万人，他要传达观点或信息再不需要如以前一样借力传统媒体，而自行发布即可以有效传播。台湾立法委员、国民党党员邱毅也是一个曝料大王，他在他的网易微博中说:“我是邱毅，在台湾揭发陈水扁贪污弊案，一个人战斗打垮陈水扁王朝的邱毅。明年台湾大选在即，我手上的猛料将直接影响国民党的成败，请大家关注。”事实证明，一个邱毅揭弊的功能超过了许多媒体，在微博时代尤其如此。事实上，不仅名人，在微博时代，普通人也能够成为发出声音的信源。正如论者所言:微博带来的是一种“信息蜂巢”，在这个蜂巢中，人人都是源头(13)，而且，任何一个信源都很难被压制，“精英与平民”以同样的成本、同样的操作发布信息。自媒体开创了信源革命:人人都是信源，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可以传播。正如特纳所述:微博使每个博主都成为一个广播员，开启了媒介的“民众化转向”时代(14)。“传播个人主义”一词很好地诠释了自媒体革命的社会性内涵。
三、传播个人主义的崛起
自媒体是一种信源、传播媒介与传播者合一的媒体，其属性在于节点共享的即时信息网络。自媒体开启了“个人新闻”和“草根新闻”时代的到来，它由单个的信源构成，却真正实现新闻的公共性。
哈斯(Tanni Hass)认为，公共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理念，主要有三个核心目标:①报道公民特别关注的问题(如更多地聚焦于存在的政策问题而非孤立的政治事件);②从公民的视角来报导那些问题(如以更多公民为信源);③使公民参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如为如何参与当地社区事务提供更多动员性信息)(15)。要实现这一目标，记者就应该让公民参与新闻议程的设定，不再独自把持新闻议程设置的权力，而是让公民作为积极的合作者加入到新闻制作中来。正如哈斯所言:“如果记者要创造并维持一个所有公民有权参与的公共领域，让所有公民关心的话题都能得以清楚地阐释，协商、批判，记者就必须让公民作为积极的合作者加入到新闻制作中来。”(16)然而，这一点在传统媒体时代难以实现。传统媒体时代的公共新闻学的发起者和实践者们，依托于传统媒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渠道让公民参与新闻议程的制定过程，如通过深入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在提出既定选举活动和报道计划前召开圆桌会议、定期召开会议和公民展开讨论等方式来拆除媒体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围墙。但由于受到场地、参与人数、会议规模、讨论时间等现实条件的约束，传统的公民新闻的实践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媒体及政府“面对面”的协商与对话。而这种现实约束在基于互联网2.0技术的基础上自媒体时代得以最大限度的克服，给公共新闻运动带来了真正的福音。
现任公共新闻网的主席伦纳德·威特指出:“博客和其他电子交流工具深化了公共新闻的原则。公众，很大程度上作为公共新闻哲学的一部分，不再受邀于公共哲学，而是这部哲学著作的主人。”(17)的确，作为自媒体的“公民博客”曾经在公共新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2亿多博客用户一度掀起了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公民博客甚至发挥了比传统媒体更大的影响力。知名传媒人翟明磊就曾将其博客开成了一家媒体，起名“壹报”，在壹报的“发刊词”中，翟表示它将成为“个人主义的媒体”，即“我媒体”。较之传统媒体它有着更高的自由度与个人色彩，壹报就刊登了许多原创性的新闻报道，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微博的兴起则使自媒体的个人主义色彩彰显得更加鲜明。比之博客，微博的准入门槛更低，信息的生产成本也更小，它使大量的普通人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研究表明，写微博的人群是博客的4倍，读微博的人群是博客的2倍，据此推算，微博的影响力是博客的200倍(18)。这就是微博带来的革命，它无疑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自媒体。在喻国明看来，微博的传播优势在于节点间的“弱连带”和信息“圈子化”传播(19)。它集一对多，群发功能、转发功能、即时通讯功能、发帖功能、互动功能、即时通话(联络)功能等于一身，可以融文、图、视频、音频等于一身，是迄今为止一种最为强大的一种个人媒体。微博的出现真正使舒德森所提出的“新闻的第四种模式”成为可能，在这种模式下，“权利不属于市场、政党、记者，而属于公众”(20)。微博的出现标志着传播个人主义的全面到来。
所谓个人主义即个人主宰自己的意志，它意味着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及最大限度的个人自主(21)。同理，传播个人主义即个人自主传播，它意味着一种最小限度的国家或组织干预及最大限度的个人表达自由。哈耶克说:“如果人想尽其所能为共同的社会目的作出一己之重大贡献，那么他就应当享有一种充分使用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的自由，亦即我们必须允许他按照他对自己所知道的和所关心的特定事物的关注去行事。”(22)这即是一种个人主义，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个人主义。传统媒体时代无法实现传播个人主义，只有在自媒体时代，特别是微博时代传播个人主义才成为可能。在微博上，只要一条信息发布出去，哪怕他只是一个普通信源所发，它也可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因为它是现场直播，甚至连管理者也无法事先审查，政府在传统媒体时代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在微博时代也变得捉襟见肘。这就是微博带来的挑战与改变。
Merrill指出:“个体优先于社会，而非倒过来;个体完善才是目标;随着个体的完善，社会最终也会完善。”(23)没有个体的完善，不会有社会的完善，没有个体化的传播，也不会有完善的传播体系。在自媒体时代，个体的优先价值才得以实现，普通公民、精英、政府机构可以在同一平台上的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说，自媒体最大限度地突显了平民的力量、个体的力量，促成传播的个人主义革命。
四、自媒体革命的政治社会学想象
在麦奎尔看来，媒介技术不只是一种传递符号内容，或者在某些交换中联系参与者的应用工具，它同时也包括一套与新技术特质互动的社会关系(24)。就中国而言，我们正目睹这波自媒体革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变化。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显示:2010年发生的138起热点社会舆情事件中，由网友首次曝光的事件比例高达65%(25)。这其中，博客和微博是主体。相比2009年，2010年微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在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背后都能看到微博的力量。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中，19岁男孩王凯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呈现灾情，被媒体称为“一个人的通讯社”，“我爸是李刚”事件、上海大火事件、乐清钱云会事件、江西抚州爆炸事件、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杭州最美妈妈事件、“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件等，都是首先在微博上传播，传播的主体都是那些普通的公民。微博的出现，将那些容易为主流媒体所忽视的小事件，普通人所感同身受的小事件，瞬间推演为全国性的公共事件。
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认为，组织结构的基础是信息基础结构。当信息基础结构发生变化时，组织结构也会出现演变。在宾伯看来，“信息的可获得性”主导着政治活动，并对社会的治理产生着广泛的影响(26)。结合中国语境观察中国的政治治理，就离不开对中国社会体系内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关注。自媒体的出现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会学意义。
自媒体的政治社会学意义首先就在于它削弱并分享了传统“喉舌媒体”的媒介权力。所谓媒介权力即选择、加工、突显框架的权力，是媒体以特殊方式将世界呈现给我们的能力与力量。它包含两个因素:一是报道事件或问题的选择性能力;另一个是通过特别结构或特别观点告诉我们这些事件的能力(27)。在传统媒体时代，从信源到成品的新闻报道，存在着重重把关，每一道把关流程都会筛选掉一部分信息，这种筛选甚至可能变成断章取义。但自媒体的出现取消与颠覆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我们看到，当传统媒体还在就某人说过某话横加指责或任意解释的时候，当事人已通过微博进行了反击或者澄清，这大大削弱了传统媒体的“代言人”角色。在微博时代，传统媒体无法再对信源加以任意裁剪。自媒体也打破了管理者的严格管制。在微博时代，“封杀”变得困难。新浪网总裁陈彤说:“微博是一个个人空间，我建议他们不要去想着删，因为删帖会像捅马蜂窝一样，刺激人把信息发给别人，再让这些人去转发。我只能说，这事属不属实，如果属实，你就认栽，网络时代，大的丑闻被揭露出来只能应对和认栽。如果不属实，赶紧澄清，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赶紧发官方声明。”(28)微博的出现甚至使“网评员们”的工作都陷入了困境，“他们想说话都得先去注册，然后还得关注我，为了把话传递得更广，他们得关注更多人。最重要的是微博这种平台上，他们和其他人没有联系，他们的声音没人听”(29)。可见，自媒体的确打破了不同主体间的权力距离，拉近了精英与平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近似地实现着传播平等。
其次，自媒体革命降低了“横向传播”与“网络结社”的成本，更有利于促成集体行动。孙旭培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信息传播就是“纵强横弱”，从皇帝到各级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政令传达能够畅行无阻，但纵向传播的另一种形式“上行传播”却往往不能顺利进行，而横向传播则难以进行(30)。这与中国的官僚科层制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官僚科层制下，从上至下的传播体系非常强大，但机构与机构、人与人之间的平行传播却几乎没有，造成社会结构的“上层集权化”与“下层原子化”的状况。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大大改善了这种信息沟通状况，它带来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去科层化的平行交流，有力地促成着“共同意识”的形成与集体行动的生成。“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笔者发现，每个网民都在关注微博，关于这一事故的所有第一时间的图片与报道，都来自微博。7月23日20点38分，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袁小芫”就发出第一条微博:“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紧急停车了，有很强烈的撞击。还撞了两次!全部停电了!!!我在最后一节车厢。保佑没事!!现在太恐怖了!!”微博不仅跑在了传统媒体的前面传递信息，它也促成了更多的公民行动。事故发生13分钟后，网友“羊圈圈羊”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两小时后该网友获救。23日晚23:39分，一位普通博友发出了一个倡议:“温州血液库存告急，温州博友们，快去温州新城大道41号温州血站献血救人!!!”短短数小时内，这条微博就得到了近十万次的转发，十几分钟后，温州血站就排起了献血的长队。献血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表示“是从微博上得到消息赶过来”。微博的动员功能与促成集体行动的功能可见一斑。在一个异质社会，平行分散的人们要组织起来面临的巨大的制度困境与组织成本，但在自媒体时代，这种组织变得容易。自媒体所具有的互动性，使网络“结社”变得简单而普遍。有心理学家统计，没有互联网之前，一个人一生中能“承受”的熟人数量为150人左右。但有了互联网特别进入Web2.0之后，人际交往的幅度和广度被大大拓宽(31)。从这个意义上看，微博的政治社会学意义就在于凸显了社群的影响力，给公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更多的现实可能。
第三，自媒体的政治社会学意义还在于它克服了政治决策的封闭性与政治监督中的信息不对称，有效地改善政治体系运行的质量。科学的政治决策需要充分的占有信息。但中国的政治传播主要局限在科层体制内部，呈现出组织化、制度化、等级化的特征。正如James R.Townsend ＆ Brantly Wormack所认为的，“中国的政治传播，包含了大量而多样的信息，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32)。由于政治信息输入的有限性甚至扭曲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决策层信息占有的不足，封闭决策和盲目决策成为必然。美学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中写道:“中国政治没有为最高层领导提供根据特殊利益团体或者普通选民表达偏好，来排列公共政策的选举动力。自然，政策制定者会咨询那些他们认为与政策结果有关的各方。然而，由于对大众媒体的调查和批评的限制以及禁止有组织的反对团体，政策制定者在形成政策时面对相对较少的外部压力，尽管增加了对最高层之下各方的咨询，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而言，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对封闭的。在限制广泛输入且没有为最高层的政策制定者提供选举联系的结构背景下，对于要影响政策结果的官员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让政策走形。”(33)可见，中国政治的封闭决策与政策执行走样是一个硬币的一体两面，其基础都在于决策层信息占有的不足，这种信息不足也使决策层无法有效监督地方政府执行其决策，导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出现。由于缺少体制外的监督组织和信息收集机构，中央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在信息不足的制约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监控的必然乏力。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出现为改善中国的政治沟通提供了动力与契机。在笔者看来，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最大功能体现为“去科层化”，其作用不仅在于扩大了舆论的范围和影响力，扩大了公众的参与，更重要的是通过“联通底层与高层，绕过中间层”，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科层体系内外的沟通格局，有效地克服了传播失灵现象(34)。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自媒体拆除了民意与“官意”之间的围墙，为决策层知晓民意提供了平台，也为政府高层监督基层政府提供了民意参考。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倡议领导干部既要“上网访民意”，也要“下网解民忧”，体现的就是“网络问政”带来的变化。据了解，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会通过网络来了解社情民意。而开通博客和微博也成为很多领导干部的选择。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2011上半年度中国微博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7月6日，仅新浪微博上的政府机构微博就达到了4-920个，政府官员微博数为3-949个。每一个微博都是与民沟通的窗口与平台。微博粉丝数超百万的中国首位省部级干部，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认为，微博是民生、民意、民诉、民求的汇集地，政府不容忽视，而政府的信息也应该及时让百姓知晓，“这就是玻璃房效应:我们在做什么事，怎么做，大家看得清清楚楚”(35)。相反，通过微博，百姓在想什么，怎么想，官员也能够清楚。古代下有击鼓鸣冤，上有微服私访，今天则变成下有网络发帖，上有网络问政，这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巨大变化。可以推断，自媒体的出现必将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的政治沟通，并给中国的政治治理带来新的变革。
尽管如此，在乐观之余，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媒体提供的只是技术的潜力，任何媒介技术都置身于真实的社会制度环境中。这一点正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ndwick)所言:互联网具有技术的天生政治性，但是它的政治性是政治环境所决定的(36)。较之新媒体，自媒体虽然更加具有自由度，也更加难以管制，但仍然无法脱离真实的制度环境的制约。只有同时推进真实世界的制度变革，进一步推动政治文明建设，自媒体掀起的“传播个人主义”才能够在中国结出更好的社会之果。
【注释】
(1)潘祥辉，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2)［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4—25.
(3)［美］莱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Poster，M.Underdetermination.New Media and Society，1999，1:12-17.
(5)［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40.
(6)［美］Herbert Strentz.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M］.彭家发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18.
(7)［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6.
(8)Reese，S.D.，Grant，A.and Danielian，H.The Structure of News Sources on Televis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4，44:84-107.
(9)Hall，S.The Return of“Ideology”: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in M.Gurevith，T.Bennett，J.Curran and J.Woolacott(eds)，Culture，Society and Media，London:Methuen，1982:56-90.
(10)［英］塞伦.麦克莱.传媒社会学［M］.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44.
(11)［美］Herbert Strentz.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M］.彭家发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18.
(12)［英］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M］.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上海:三联书店，2003:21.
(13)郭亮.微博将带来什么［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0.
(14)［澳］特纳.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美］坦尼.哈斯.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M］.曹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86.
(16)［美］坦尼.哈斯.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M］.曹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1.
(17)Witt，L.Do we need a name change?Civic Journalism Insterest Group News，W inter，2004:3.
(18)徐浩程.微博“红皮书”［J］.决策.2011，1.
(19)喻国明等.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20)Schudson，M.W 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 the public.In AT.Glasser(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New York:Guilford，1999:118-133.
(21)David Miller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70.
(22)［英］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20.
(23)Merrill，J.Communitarianism's rhetorical war against enlightenment liberals.In J.Black(Ed.)Mixed news:the public/ civic/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debate.Mahwah，NJ:Lawrence Erlbaum，1997:54-65.
(24)［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9.
(25)张凤娜.舆情传播:传统媒体权威依旧微博异军突起［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7-26.
(26)［美］布鲁斯.宾伯.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M］.刘钢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2.
(27)［英］塞伦.麦克莱著.传媒社会学［M］.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3.
(28)张欢.微博搅动的世界［J］.南方人物周刊，2010-12-24.
(29)徐浩程.微博“红皮书”［J］.决策，2011，1.
(30)孙旭培.纵向传播强劲横向传播薄弱——论我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R］.香港中文大学“华人传播想象”会议论文，2008.
(31)闫肖锋.微博社会学［EB/OL］.(2010-03-29).http://www.sina.com.cn.
(32)［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0—152.
(3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M］.杨红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98.
(34)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M］.浙江社会科学.2011，1.
(35)腾讯网.蔡奇成内地首个微博听众超百万部级官员［EB/OL］.(2011-07-11).news.qq.com/a/20110701/ 001267.htm.
(36)［美］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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