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第一节　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要叙述社会责任论提出的经过是很简单的。

1942年，时代出版公司的创办人亨利·鲁斯提议：“对报刊自由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一项调查分析。”并由该公司出资20万美元给予经济资助。一年以后，组成了报刊自由委员会（又称“哈钦斯委员会”）承担起对报刊自由的现状和前景进行调查分析的任务。该委员会有13名成员，他们是：

主席：罗伯特·哈钦斯，芝加哥大学校长。故报刊自由委员会又名“哈钦斯委员会”。

副主席小泽长赖亚·查菲，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成员：哥伦比亚经济学教授约翰·克拉克；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约翰·迪辛森；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威廉·霍金；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威尔；前助理国务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查理斯·梅里亚姆；联合神学院宗教伦理和哲学教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阿瑟·施莱辛格和乔治·舒斯特；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主席比尔兹利·鲁梅尔。

很奇怪，在报刊自由委员会的名单上没有一名新闻学教授。这不是一个无意的疏忽。要知道，排名全美第一的密西根大学新闻系就在芝加哥附近。这说明，在美国一批学者的眼中，报刊自由主要不是一个新闻理论问题，而是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以及哲学、伦理上的问题。正如该委员会所提交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又负责的报刊》开宗明义写到的：

“本委员会首先回答的问题就是，新闻自由是危险的。这是因为，第一，新闻出版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一种手段，其对于公众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长；在作为大众传播手段的新闻出版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公众能够通过新闻出版表达意见和思想的比率却大大减少。第二，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极少数人未能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服务。第三，传播媒介的所有者不时地参与社会批评，这种情况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社会的控制和操纵。”⁽¹⁾

几百年来，资产阶级的先驱们为实现报刊自由作了不懈的努力和不倦的斗争，从理论探讨、法律保证到制度完善。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一批学者却惊呼“新闻自由是危险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然而，这正是提出社会责任论的历史背景。

新闻自由是危险的。正是这个危险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危及资本主义制度。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新闻媒介迅速扩展，组成了一个无孔不入的信息传播网络和体系，成为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方向的准权力中心。正如一名美国学者威廉·里弗斯所说：“几乎每个人都确信，不管是好是坏，大众媒介已成了现代社会的中心。”⁽²⁾具有如此强大力量的新闻媒介必须纳入有序的轨道上，才能维持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听凭几名新闻媒介的巨头为所欲为，势必危害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其二，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核心是政府不得干预新闻媒介，而新闻媒介却有监督政府的权利。面对新闻媒介不论出于何种动机，不论是真是假的指责、批评甚或无中生有的诽谤，政府只能被动挨打。面对新闻媒介种种胡作非为，政府也无能为力，以致政府官员、普通读者、学者专家不断地呼喊：“媒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那么，谁来监督媒介”？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对立。这种对立已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美国的一名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毫不掩饰地写道：“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首要的问题是使政府能统治被统治者，其次才是迫使政府约束自己。”⁽³⁾这说明，即便资产阶级承认新闻自由的实践，那也是新闻自由必须满足有助于统治者去统治被统治者这一前提。看来，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在实践中显然背离了这一前提，它必须被修改。

其三，新闻媒介的所作所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社会责任论的倡导者将此归纳为七个方面：

“第一，报刊行使巨大的权力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报刊拥有者特别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宣传自己的观点，不惜损害反对的观点。

第二，报刊屈从于大商业，并且让广告客户控制其编辑方针和编辑内容。

第三，报刊抵抗社会变革。

第四，报刊对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报道时，常常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肤浅的和煽情性的事情，而不是有意义的事情。

第五，报刊已损害了公众的道德。

第六，报刊无正当理由地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第七，报刊被一个社会经济阶层，或笼统地说‘商业阶层’所控制，对于新来者来说难以进入这个行业，所以自由而又开放的思想市场被损害了。”⁽⁴⁾

上述种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损害了信息和思想最大的自由流通，进而危害了以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危及新闻媒介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社会各界难以容忍新闻媒介的为所欲为，不断呼吁政府干预新闻媒介。

“新闻自由是危险的”。这个危险不是来自外界对新闻媒介自由的干预，而是来自新闻媒介对新闻自由的滥用。这就是社会责任论倡导者在面临的问题前发出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