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的困难

第二节　面临的困难

由于调查性报道大多涉及敏感的重大社会问题，势力集团试图隐瞒事实，而新闻媒介则竭力揭示真相。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尖锐的对立态势。采写调查性报道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并切实实行新闻媒介正当的报道权利。

一、维护公民知晓权

美国新闻理论认为报道权利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宪法权利。因为报纸如果无权采访消息、报道消息，那么出版的权利和批评的权利就都成为一纸空谈，无从实现了。否认报纸的报道权利，就是否认“人民的了解的权利”，就是否认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因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民主与自治政府。公民的知晓权——有权了解政府的活动，使用政府部门的文件、记录，是民主制度理论中固有的权利。

美国政府、国会、法院都有允许报纸采访、报道的传统，政府有发布新闻的制度，官员有接受采访的习惯。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自1789—1795年，允许记者列席（秘密会议除外）。法院开庭允许记者采访，但这是根据“公开审判”的原则，并无特别的法律规定，庭长有权决定何种案例不公开审判。国会还专门制定了法案以保障媒介的“报道权利”。

二、以新的护卫制度和宪法的威力与政府权力抗争

但美国政府亦重视新闻控制，报界和政府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纽约时报》著名记者汤姆·威克说，政府官员用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的办法来驾驭记者。

新闻界坚持公众“有权知道”，而政府则在某些敏感的事情上用公众“需要知道”一词来代替“有权知道”，并随时以“国家利益”作为拒绝媒介暴露真相的挡箭牌。有不少人曾设法采取一种使双方都满意的方法，但无一成功。原因十分清楚，与新闻界保持良好关系著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调查性报道的态度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矛盾。“……罗斯福把‘掏粪者’的头衔加到了讨伐性记者身上”⁽²⁾，“他借用了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一个手持粪耙者’的人物形象，此人‘只能低头向下’，对一切好的东西视而不见”，“只是怀着阴暗心理，专门盯住那些卑鄙堕落的事情不放”。根据罗斯福形象化的描述，用粪耙掏出地上的污秽物是必要的，但认识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同样重要。他指出，“但是这个人从来就无所事事，除了他的粪耙技能外，从不思考、谈话或写作，于是，他即刻就变成强烈的滋生邪恶的根由之一，而不是成为社会的帮手，善行的鼓舞者”⁽³⁾。“这样一来，罗斯福自己树立了作为一名总统的完整形象，他喜欢报刊为他的利益服务，唾弃报刊为其敌手效劳……换句话说，一家报刊只要为罗斯福的改革服务，就是一家好报刊，但如果这家报纸做得不够或做得过头则都不会受到信任和委托。几乎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媒介充当代理人的作用了。”⁽⁴⁾

尽管遇到了来自政府的强大阻力，为了争取报道的权利，美国报界做了不懈的努力。如果说在以前报纸与政府较趋于一致的话，那么，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它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了。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领导的新闻界被迫以新的护卫制度或宪法的威力来批评政府。而此时，传统的律师事务所拒绝为《纽约时报》维护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权利。新闻界感到，他们正处在与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力集团相对抗的地位。

美国的报界处在一种独特的令人称羡的地位。宪法第一号修正案明确地阐述，国会不能制定剥夺新闻自由的法律。然而这一修正案并没使州和联邦的各届政府停止这种尝试，对报刊的起诉时有发生，不过最终还是报纸胜了，并且为美国的诽谤法确立了一系列今后可以援引的案例，从而使第一号修正案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此以后，政府官员只有在报刊明知关于政府官员的报道是谎言，却还要恶意刊登的时候，才能控告报刊犯了诽谤罪。关于五角大楼文件一案的裁决走得更远。它实际上制止了政府对报刊的检查，制止了政府不让报刊出版的做法。报刊一旦出版发行，只有在侵犯了间谍条令，或出卖了重大国家机密时，才会受到法律追究。但在出版之前，报刊却不受任何监督。就这样，新闻机构依靠法律的支持，成了公共机构中享有平等权利的和地位牢固的批评者，成了一个永久的，又并不一定忠于政府所有部门的反对派。

然而阻力并未因此而全部消除，因为它们来自各个方面。

三、各方面的压力和障碍

采写和发表调查性报道意味着干预阴暗面，对有争议的和敏感的事件大胆提出疑问，这就会使有些人恼怒。如果调查的是件大事，那么恼怒的人也可能是个大人物。尽管对记者和报社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事并不多见，但施加压力却是司空见惯的，这就需要勇气来顶住压力。

在调查水门事件时，尼克松政府曾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颇为赚钱的电视执照，使该报的股票价格大大下跌。联邦政府为了阻止发表国防部文件，曾控告过《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圣路易邮报—快报》。在越南战争时期和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进行中，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都曾对报社和记者进行过刁难。这些都是突出的事例，幸好这几家都是有钱的大报，他们顶住了压力。

压力也有直接来自经济方面的，这方面的压力关系到报纸的生死存亡。经济力量薄弱的《迈阿密新闻》刊载了一组有关食品价格的报道，于是食品联合销售系统便不在该报刊登广告，而这方面的广告收入，正是任何一家报纸赖以维持生计的主要经济来源。《费城问询报》刊登了有关警方贪污腐化的报道，当时它还是一家无利可图的报纸，警官们的妻子就在报社外设纠察线，同情警官的邮递员和报贩工会也拒绝递送该报，给该报造成数十万元的损失。

更为常见而又无形的压力是社会压力，是影响主编和发行人的社会势力。报社首脑通常与政界及企业界的领袖人物有社交往来。而这种领袖人物有时可能成为调查对象，那么，从事这类报道的记者被老板调开，也就成了常有的事。

还有一些障碍涉及报社本身。首先是经费问题，调查性报道是各类报道中花费最大的，它需要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两位调查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一天工作12小时到18小时，一星期干7天，在4个月时间内采访了1 000多人。《每日新闻》的调查班子花费了9个月时间才写出一组揭露海洛因贩运的报道。《迈阿密先驱报》的两名记者在两年内花费了大量时间调查一项联邦住房计划中的贪污问题。从事调查性报道的通常是报社最优秀的薪金最高的记者。报社还经常要向有关问题的专家和律师付费。显然，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是没法搞调查性报道的。人员问题也是一个障碍。不论大报、小报，大多人手不足。当一名记者从事调查时，必须有人顶替他的工作。许多主编不愿由于某个主力记者长期脱离原来的岗位而不得不另行调整人力。当然也可以一面进行日常采访，一面以部分时间从事调查，但这就需要更高的工作热忱。

总之，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需要具备相当的勇气和毅力，要比一般记者付出更艰苦的劳动。正是由于他们的卓越努力，调查性报道才在美国报纸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