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苏联报刊的宣传内容

三、“一战”后苏联报刊的宣传内容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局势。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俄国同德、奥还在交战中。占优势的威廉二世的军队在俄国境内咄咄逼人，形成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前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又集合了旧部，向当时的首都彼得格勒发起了进攻。这时的俄国，经过连年的战争，经济濒于崩溃，社会动荡不安，全国一片混乱。

复刊后的《真理报》、改组后的《消息报》以及新创办的其他报纸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时局。为此，列宁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怎样组织竞赛?》、《伟大的创举》、《生产宣传提纲》等文章，对报纸宣传工作寄予厚望。在列宁的深重期许和亲自领导下，苏维埃报刊圆满完成了过渡时期的任务。

(一)拨乱反正，统一全党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围绕如何巩固苏维埃政权等问题，俄共(布)中央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分歧表现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在对外政策方面，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停战和约;在对内政策方面，则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不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布哈林为首的一些中央委员于1917年3—7月结成“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集团，反对中央就这些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他们以代表革命利益的“左派”自命，指责列宁为首的党中央是“右倾”。

针对布哈林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行，列宁发表了《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和严重的责任》等文章，批评他们的“左倾”言论是脱离了俄国的实际情况，是在“放空炮”和“挥舞纸剑”。

在关于签约问题的党内论争中，列宁多次处于少数地位，但他坚持原则，耐心说服，并通过党报阐明自己的主张，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列宁的严肃批评和热情帮助下，布哈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新回到中央和《真理报》编辑部工作，并在《真理报》上公开做了检查，宣布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组织，停止派别活动。

在对内政策方面，列宁同布哈林之间也曾出现过重大的意见分歧。针对布哈林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空谈政治的“左”的倾向，1918年9月20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的著名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应该“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

在列宁的批评帮助和实践的教育下，布哈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作了深刻检讨。布哈林虽然在理论问题上与列宁发生了重大分歧，但他仍然是布尔什维克党最可贵和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

总之，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嗣后是苏联共产党)通过报刊宣传、思想交锋和必要的组织手段，最终消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意见分歧，使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二)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宣传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苏维埃国家争得了恢复、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的宝贵时机。列宁不失时机地草拟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发表于1918年4月28日《消息报》)，具体地提出了经济上“管理俄国”的方针政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

根据列宁的指示和要求，主要从事经济宣传的中央级报纸《消息报》、《经济生活报》等，一俟条件允许，就迅速将报道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方面来，为领导部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决策的依据。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燃料问题十分严重。针对这种情形，《消息报》于1920年1月24日刊登一则消息，报道了一个油田贮油的新情况。列宁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第二天就写信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石油总委员会，并寄去了《消息报》的剪报，要求它说明“是否了解简讯中所谈的事实”，其中列举的数字“可靠程度如何”，“就此事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17]。

1920年12月20日，《消息报》刊登了《发展铁路运输的新方法》一文。文中说，用稍加改装的一般载重汽车代替铁路机车的做法在国外已普遍试验过，效果良好。这件事又引起列宁的兴趣。他立即给交通人民委员会、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询问书，问他们事情的原委;并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斯莫尔亚尼诺夫写便条，希望他马上检查，不要拖延，并要求用电话告知事情的进展情况。

当时，《消息报》每天都发表不少关于经济问题的消息、通讯、报告、访问记和文章，而列宁每天都阅读《消息报》，从中援引资料，作为他决策的依据。

《经济生活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它是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工作的。该报创办之初曾经发表一些专家的“一点也不触及实际工作”的文章，列宁发现后，要求经济学家、著作家和统计学家不要空谈一般的计划，而应当“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不仅要经常提供有关苏联经济的真实情况的资料，而且“还要分析这些资料，科学地整理这些资料，为工业管理等提供正确的结论”。根据列宁的要求，《经济生活报》全面、真实地反映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注意搜集实际工作中具体的数据、资料，并对它们进行分析、论证，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经济生活报》还开辟了许多有特色的栏目，如《在地方上》、《在企业里》、《托拉斯调查》、《工业组织问题》、《合作社》等，文章注重时效性，力求短而精，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24年列宁逝世后，作为联共(布)总书记的斯大林继续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1926—1929年)和农业集体化(1930—1934年)运动的开展，随着3个五年计划(1928—1941年)的实行，苏联报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活动。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围绕与基本建设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重工业的分布、国内资源的利用、综合材料的供应以及工程设计等展开讨论与宣传，并吸收有关专家参与报纸工作，以便更加深入地阐述这些重大经济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出现了新的形式，这就是1935年8月掀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场以突破旧定额，创造新纪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在报纸的宣传和推动下，这一运动很快由矿井扩展到全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工矿企业到商业部门，从国营农场到集体农庄，全国涌现出一大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他们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提高全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苏联报纸各显其能，推出一系列新的宣传报道的形式，如组织劳动竞赛的评奖活动，公布评比结果，推广先进经验;组织流动编辑组和外出编辑部，办增刊，出号外等等，从而使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性的竞赛活动转而变为全民性的群众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三)抨击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

1920年发动叛乱的白匪军被消灭后，国内恢复平静。由于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弱民穷，加之小生产的分散性和自由主义习气的影响，官僚主义作风在苏维埃和政府机关内慢慢滋长起来。表现为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等。列宁要求报刊密切注视这些问题，经常亲自过问问题的解决情况。在列宁的大力支持下，《消息报》公开批判拖沓作风，全力同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并取得了实效。例如，1921年5月，《消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停滞不前!》的通讯。通讯提到一家纺织厂因缺乏燃料停工了三星期，而燃料就在距工厂500米的河边上。知道此事后，列宁气愤地说:“这些官僚，这些拖拉作风!应该把他们送到法院去!”^[18]由于《消息报》的披露和列宁的亲自干预，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工厂开工了。

报纸还全力同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作斗争。1921年9月13日，《消息报》刊登该报记者的短评《贫困的亿万富翁》，揭露莫斯科喀山铁路线利季诺站仓库的严重的浪费现象。作者写道:从1918年起，这里就放着250万普特的贵重金属，包括贵重的机器、装备和器具。它们被弃置在沼泽中，没有人过问，没有人保管，听任盗窃和毁坏。列宁看到这条消息后，立即给有关负责人写信，指示:“火速检查一下这篇评论所说的是否符合事实。如果符合事实，请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清点、保管……这些财产，并极严厉地查办失职人员。”^[19]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经济生活报》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列宁曾指示《经济生活报》要“揭露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等单位中疏忽大意、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更严格地监督不及时或不充分向有关机关作报告的行为，把玩忽的人登在黑榜上”^[20]。列宁还授予该报编委会对工业管理部门活动的经济效果进行自由批评的权力。遵照列宁的指示，《经济生活报》同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而列宁总是全力支持这一斗争。例如，该报记者曾在一个矿区发现骇人听闻的盗窃事件和令人愤慨的浪费现象，并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揭露与批评。列宁对此十分重视，当即打电话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要他“注意此事，准确查明应负个人责任的人员”^[21]。《经济生活报》对国家领导机构存在的问题与错误，也不留情面。一次，该报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本位主义等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结果引起该委员会主席的不满。他试图取消中央授予《经济生活报》批评的权力，甚至提出撤换该报主编。主编向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报告此事，并要求中央检查《经济生活报》的做法是否符合中央精神。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肯定了《经济生活报》的工作，不同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撤销主编职务的意见，支持该报继续同错误现象作斗争。在以后的工作中，《经济生活报》更加积极地运用批评的武器，有力地促进了党风的改变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总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苏联报刊作为党的舆论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时期，苏联报业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报业体系全面形成。中央级的报纸有所调整和增加。《消息报》1938年改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机关报，报名为《苏联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经过改组后，《消息报》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真理报》，是一份指导性的报纸。《经济生活报》1937年改名《财政报》，1941年因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报刊结构调整而停刊。《贫农报》于1931年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新创办的中央级报纸有《文学报》(1929年创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莫斯科新闻》(1930年创办的从事对外宣传的周报)等，新创办的地方报纸更多。据统计，1928年全国有报纸1 197种，发行量为940万份;1940年增加到8 806种，发行量为3 840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