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为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季广茂，2005：1）。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吸引了译界对翻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但是对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并没有清楚的厘定，而且认识较为模糊，意识形态往往被泛概念化。

辛普森（Simpson）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个社会群体集体共有的，但秘而不宣的想法、信念和价值体系。“We shall define ideologies as the tacit assumptions, beliefs and value systems which are shared collectively by social groups.”（Simpson, 1993：5）。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概念体系，包括道德体系。然而意识形态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方面（Any ideology is a conceptual system of a particular kind, including a moral system. However, ideologies have both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aspects.）”（Lakoff, 2001：37）。这些笼统的定义都表明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的一种思想或信念。从语言学的视角看，意识形态通常指我们话语与思想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当某一群体的意识形态处于强势时，就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关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塑造话语，同时话语模式有助于维护和加强某一意识形态，也有助于挑战既定的意识形态。

解构主义多元范式的译学研究中，意识形态与翻译活动的关系一度成了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解构主义指出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缺位，说它只是一种天真的、理想式的翻译研究，并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说明任何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活动，是受权力操纵的行为。任何文本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制约下产生的，无论作者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原文总是支持或者反对某一种或者某几种意识形态。作为原文第一解读者的译者，也是来自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群体，在解读过程中也会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这就决定翻译过程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译文也会体现出特定的意识形态，这几种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模式。（见图1）

图1 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译文与原文意图发生冲突一般有两大因素。一是由于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译者主体误解或曲解原作的意图；二是译文与原文意图发生冲突的根源在于译者在重构翻译文本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将自己的价值观、信仰等因素编织进了译文文本（孙志祥，2009：19）。而当原文文本意识形态与译者所处的意识形态氛围不同或相冲突时，对待不同意识形态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即保留或删改使译文文本不与所处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王晓元，1999）。

作为译者来说，他面临着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一方面他要有较高的辨别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有较高的审美判断力。他选择怎样的文本翻译，又以怎样的艺术方式再现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对抗与冲突，都是对其能力的检验。他对每个词语的选择、表达方式的运用、命题的翻译无不会影响其意识形态内涵的传达，因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实在是太诡秘、太富内涵，译者稍有忽视就会让译作变形和变味（吕俊，2008：45）。译者在重构翻译文本时将自己的价值观、信仰等意识形态编织进去，从而使译本表现出不同于原文的语言特征（司显柱，2005：74）。

因此，通过文化翻译，不仅可以把一个文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另一文化当中，而且通过这种传播可以影响和改变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例如我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都给我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古代的佛经翻译，影响了人们的信仰，从而间接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文学叙事的方式等。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大量的西方思想和学术作品翻译到中国，改变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促使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改变现实的愿望，成为改变社会的革命力量。林纾等人的文学翻译改变了当时文学的视角和叙事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同样，庞德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也曾影响西方的文学传统。季羡林谈到翻译的重要性时曾说过“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的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1998）季老这里所说的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翻译受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与此同时，翻译也有利于塑造新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