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视域下译者的角色

在翻译理论研究史上，翻译研究的重点长期集中在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技巧上，更多地关注“怎么译”、而对于“谁翻译”关注较少。“纵观古今中外翻译史，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命运多变，他们地位的变化与当时盛行的观念相对应，译者主体经历了一个由蒙蔽到彰显的过程”（廖晶，2005：14）。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理论背景下，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并成为翻译文化转向后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在第一章译者研究综述中已详细阐述。

译者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人，这导致了译者行为的多样性，而译者行为的多样性又导致了译文的多样性。贝克（Baker，2003）对译者的多角色特征描述道：“译者的行为常常是译者自己相互矛盾之忠心、同情心和偏心之果。”原因很简单，译者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不只有一种身份，而是有多种不同的身份特征。译者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同时用不同的声音讲话。译者甚至会在一个译文中或者其中的一个片断采取多种策略，且策略间时有冲突。

田德蓓（2000）对译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多重身份：一、译者以读者的身份研读原作；二、译者以作者的身份再现原作；三、译者以创造者的身份传达原作；四、译者以研究者的身份理解原作。

这些研究表明了译者在翻译中主体性特征及身份考察，但是对译者文化翻译视角下具体的身份并没有系统的归纳和阐述。因此本章内容主要归纳和阐述译者在文化视域下的身份角色。译者是同时具有多重身份的角色，在文化翻译视域下，重点关注的角色是文化的阐释者、文化的中介者和文化的传播者。

翻译是一种解释，解释的过程极富主观性。因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成的，是在主体间的互相作用过程中生成的（吕俊，2000：51-52）。翻译就是阐释，而译者是阐释的主体。“所有翻译者都是解释者”（伽达默尔，2007：523）。伽达默尔把翻译中两个不同文化比喻为两个谈话者，而译者就是这个对话的阐释者。他说“只有通过两个谈话者之中的一个谈话者即解释者，诠释学谈话中的另一个参与者即文本才能说话。只有通过解释者，文本的文字符号才能转变成意义。也只有通过这样重新转入理解的活动，文本所说的内容才能表达出来。”（同上：523）

译者作为阐释者，其阐释也不是在真空进行的。在重新唤起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的思想总是参与了进去，解释者的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译者的视域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能与作者的对话，与原作者的“视域融合”，并把自己阐释的原作者的意图展现在译文当中。例如，许钧（2005）在《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文本再创造的个案批评》一文中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的翻译为个案进行了多个本的分析，描述了译者如何结合自己的视域对文本进行理解和解释。译者寻找意义的行为是一项关键性的阐释活动。译者作为读者和翻译文本的作者这种双重身份，其读和译的行为都是基于对原文阐释的基础之上的。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是读者又是译文文本的创造者，从阅读开始便具有了双重角色。不论是作为译者身份还是作为读者身份，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关。因而，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也是一种历史的再现。通过阅读，译者与原作形成一种问答模式的对话关系。于是，译者通过与原作者的对话，不断建构出对原文的理解。伽达默尔说过：“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在问与答的循环中，文本向理解者敞开，理解者也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视界。一个答案的产生意味着又一个新问题的开始，文本的意义处于无限的可能之中。因而，从一定程度上看，理解的本质不在于复制历史和文本原意，任何人的理解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特定的视角出发，以自己的“前理解”为前提去阐释文本意义。理解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主观的烙印，而理解的历史性和主观性又使其不断处于变化和更新之中，处于积极的创造之中。每个人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都与他人不可能完全相同。首先作为一名读者，也必然要历史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去理解原作的意义（伽达默尔，2007：482）。翻译是再次创作的过程。每一个作品翻译出来以后，对这个作者来讲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他的创作过程没有完成。这个作品到了读者的面前，这个读者看了以后有了领会，也参与了其中的创作，就完成了另外一个创作阶段。但是他的创作过程始终没有终结，因为每一个读者读完一部文学作品都有领会，就是帮忙创作，翻译也是如此。因此，文本的意义由于译者（读者）的理解与阐释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游移性。

译者的阐释必然在一定语境下进行。意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文本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引发不同的文化阐释。译者的阐释会受到诸如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译者作为阐释者的身份也常常进退两难。译者既要对原语文本负责又要对译语文本负责，而由于历史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译者的阐释可能会存在风险，引发文化碰撞。过度或者不足的阐释对文化翻译都是有害的。翻译作为一种阐释性活动，在理解与阐释原文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误释和过度阐释。对一个句子的理解，可能因人而异，但原文提供了一个阐释的空间，提供了某种客观性和实在性，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表达意义的稳定性和客观性。因此，译者的阐释尽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文本是译者阐释的最主要依据。

译者处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中间，充当了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中间人，是一个中介者。译者作为中介者的提法并不新颖，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75）曾指出：译者是两种不同语言体内单语交流者们中间的使用双语起中介作用的媒介。文化中介者帮助不同语言、文化的人和群体之间的交流、理解。中介者把一方的表述、意愿、认识及期望向另一方阐释以履行自己的角色职责，从而建立起交流模式并协调双方的交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了起到纽带的作用，中介者必须能够参与到两种文化中。

译者作为中介，调节不同的文化，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道德价值体系及社会政治结构，目的是寻求克服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不相容性的方法。在某种文化中的某种价值观也许在另一种文化体系中毫无意义可言。译者就是要区分并设法消除这种差异。翻译是译者以原文为实践对象的活动，翻译过程是译者与原文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作为翻译实践主体的译者，其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必然渗透于整个翻译过程之中，并调控着译者对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的选择，从而成为译者介入的动因。

美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就是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中介者，或协调者，被誉“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他翻译了《狼图腾》、《红高粱》等当代小说和萧红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当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遭受质疑时，葛浩文能对以西方为中心的自我文化进行反思和批评，并阐述翻译文学对丰富本土文学的重要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也充分发挥译者作为中介和协调员的作用，对原作进行重新编辑和翻译。例如，在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对其结尾进行了修改，并与原作者莫言沟通，得到莫言同意后，在原作再版时根据译作进行了修改。编译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协调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一种手段，尽管对这种做法还有争议，但是通过译者的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交流得以实现。

葛浩文曾这样评价译者的角色和地位，“假使我们认为（或希望）文学是国与国、文化与文化的桥梁，最最紧要的，它要阅读起来像文学。在这一方面，翻译家的责任至艰至巨。不论别人认为他的工作是技巧也好，或者是艺术也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是一位传播人、一位解释者，在国际链接的连锁上，他是最主要的一环”（1984：208-209）。他本人就是文化传播的实践者，致力于在英语世界推广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其作品就是通过葛浩文的翻译在英语世界传播。其实综观中外翻译史，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译者都是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通常译者是文化传播者，或是文化传播兼译者身份。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传播是一个过程体系，关注的核心是意义。因而，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译者在传播过程中应该关注传播的内容是什么，对象是谁，传播的渠道或媒体是什么，预期的效果是什么等相关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好的传播效果。例如，林语堂先生的译介行为，在西方世界就起到了很好的文化传播作用。林语堂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文化大使”和“真正的世界公民”，是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典型个案。林语堂的对外翻译坚持的是一种“送去主义”的策略。他以其特有的翻译方式向西方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无穷魅力。在西方话语权笼罩的时代，“送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生活智慧，纠正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偏见，重塑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提高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实现了一个“文化使者”的历史使命。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就是在林语堂作品的影响下，决定学习中文的。他在《想念林语堂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个伯母把林语堂先生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的著作借给我看，我读那部书的时候简直没有想到一位陌生的中国作家会完全改变自己”。林语堂作为一位成功的文化传播者，在于他清楚地了解传播的对象，选择了恰当的传播内容，使用了合适的传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