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译者文化风格形成的因素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必须考虑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虽然我们都希望文化之间平等对话，但现实中存在着文化不平等。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有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不同文化之间势差不仅决定了文化交流的走向和趋势，同时也会决定交流的内容和方式，译作的形态和翻译手法。因此译者在文化翻译过程中，必然考虑接受语境，接受语境制约或驱动目标文本产生预期功能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势差，接受文化受众的类型与心态，以及受众的意识形态与传统诗学。接受语境不仅制约译介内容、翻译策略和表现形式的选择，而且直接决定了译作的传播效果。这些又都体现在译者的文化翻译风格之中。

近代历史上由于西方政治经济处于强势，西方文化也一直处于强势，这种势态导致翻译的流向基本是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从西方到东方。这其实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如水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交流总的趋势通常是从高势能向低势能辐射，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廖七一，2012：5）。

文化的最突出、最具有反思性意义的特性是：文化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即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观察和评价他者，特别是在文化冲突发生的时候，每一种文化都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以凝聚文化群体的信念，取得对他者文化的支配权。

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指个人判断其他文化比自己民族的文化低等的度。这个概念来自两个希腊词语：指人民或国家的意思（ethos）和中心（ketron）。整个词的意思是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从而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其他的文化，因此，也被称为文化中心主义。在一些政治家眼里，它显现为某种战略目的或控制意图，这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警惕。它在某些群体中成了一种信念，即一个人认为自己所属的文化群体优先于所有其他文化群体。它表现为一种极强的民族优越感，即从本民族文化价值出发判断其他文化的价值，并认为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比本民族文化价值低。对人类来说，没有人天生具有民族优越感或民族中心主义信念，这显然是从文化群体中习得的。如果说文化意味着学习和分享看世界的方式，那么，文化可以被描述为一面镜子，我们通过它去评价世界，并从外部环境中选择、评价、组合信息，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相信自己的文化是好的这本身并非坏事，而且有利于在传播过程中传递被认为是重要的价值观。但是，民族中心主义太偏激了，认为一个人不能相信其他文化价值观同样好或有价值。当民族中心主义阻止人们通过他者文化来了解别人的观点时，它就成了一种障碍。民族中心主义典型的思维是：大多数文化比我的文化落后，我们的文化应该成为其他文化的典范，不必尊重其他文化的价值与习俗，生活在我的文化中的人拥有最好的生活方式。调查显示，我们总是习惯于通过提升所属文化群体的价值来提升自我的价值。因此，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认同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使用群体所赋予的文化透镜去观察文化的“他者”，而不愿意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因而丧失文化反省能力。这种不同程度的民族优越感总是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影响着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因为这常常导致个体间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排斥而不能实现有意义的信息交流。弱势文化往往更容易接受强势文化的影响，弱势文化流入强势文化时往往处于文化的边缘。在多元系统理论中，翻译文学是处于边缘地带的，例如，“英国和美国出版的翻译作品只占其年出版物的2%”（Venuti，1996：327）。难怪葛浩文在描述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情况时说：

In my country translated fiction doesn't do very well. It'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for novels to be published there,and it'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for literature from China and else where to be read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nslated literature has never been terribly well received.[1]

根据文化的流向，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的流向是“顺向交流”，从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是“逆向交流”（廖七一，2012：5）。就国内的情况来说，外译汉是“顺向交流”，汉译外是“逆向交流”。交流的方向不同，所涉及的接受语境就会不同。历史上中国的三次翻译高潮：汉唐时期佛经翻译、明清时期科技翻译、五四时期人文思想翻译都是“顺向翻译”，都是“顺向交流”。当前我国大力推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则是“逆向交流”。基于逆向交流的译介活动通常具有如下特征：数量相对较少，内容通常以历史经典为主，所译经典必须经过现代诠释以符合目的语受众的期待。翻译作品在接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读和变形。在多元系统理论中，在强势文化中翻译在文化多元系统中基本处于边缘地位。翻译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如下：翻译只会维护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翻译中的可接受性先于充分性；译介主要采用传统或保守的方法；表现形式以归化为主（廖七一，2012：5）。因此，当前典籍文化的对外翻译应该充分了解当前的文化态势及“逆向交流”的特点，采用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才能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

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在行动时受到感觉、记忆和思维过程的支配，这三个过程整合为一个心理过程，这个心理过程是受文化制约的。刘宓庆（2007）把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过程称为心理过程，这些心理过程与文化心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些心理过程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实现的。文化心理表现为个性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范畴。个性心理是指个人或个性的取向与倾向性，反映个人或个性的心理特征。群体心理特征是指某个社会群体相对稳定的特性。民族心理特征就是群体心理特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现象必然源于文化经验，文化经验首先是文化价值体系，包括人生价值观、自然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知识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这些价值体系决定了人的文化心理。“人的话语表现受制于文化心理，要理解一个人的话语表现中的深层意义、意向、意蕴就可以从剖析其文化心理入手，取得依据。若要准确再现，例如在翻译的双语转换中，从一个人的话语表现原语也同样可以从剖析其文化心理入手，从中取得再现目标语的依据”（刘宓庆，2007：200）。刘宓庆主要关注的是对原文文本和作者心理进行文化分析，这对翻译中的意义定夺和行文文体都至关重要。以上关于文化心理的研究忽略了译者文化心理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文化心理对解读原文和如何再现原文更为重要。

翻译过程的实质是译者认知思维发生的过程，是译者的特殊思维活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译者的思维活动、过程和模式进行了讨论。林语堂先生就曾指出：“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文字的关系，所以翻译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和心理问题。”汤成雄也曾大胆地指出：“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翻译转换过程心理机制研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杨自检，刘学云，1994：29）。肖辉（2001）把翻译过程看作是译者的特殊思维活动，并提出翻译活动在理解和表达的任何阶段总是与翻译主体的抽象、形象思维能力密切联系。贝尔（Roger T. Bell）的《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2005）一书中依据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等研究成果，对翻译过程的模式展开了科学、系统的描述。“译者完成的转换过程是译者的心理运作过程，是在一个过程的基础上综合思考，充分准确理解原文的句法结构、语义、语用、修辞、文体等特征，之后将这些转换成中间语言形态，然后再把中间语言形态转换成译文。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译文的表述要受来自原文及其他相关因素、译者个人以及译文的社会文化系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个复杂的转换过程不像Roger Bell所做的以分句为单位的显性分析转换过程，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反复分析、整合和校对过程”（刘绍龙，2007：2）。这些研究表明翻译是一个与心理机制紧密相关的过程，对于译者而言是一种心理行为。这种心理活动受制于文化，译者所经历的特定文化环境会塑造译者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既有译者的个性取向，同时也会体现其所属的群体文化心理。

译者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受特定的民族文化影响，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机制体系、历史文化传统、地缘经济形态、地缘政治形态和地缘社会形态。这些因素在译者的成长过程中，渐渐地建构了译者的文化心理模式。这种文化心理模式具体体现为译者的文化价值体系、译者的文化行为体系和译者的文化表现体系。译者的文化心理模式会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价值观、翻译行为和翻译方式。翻译价值观是指对翻译本质、翻译作用的认识；翻译行为指译者的翻译作为；翻译方式主要是指译者对原文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如何体现原文的意义。（见图2）

图2 译者文化心理模式建构图

图2对文化心理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描述，下面分别以许渊冲、白之两位翻译家个体作为个案分析，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及其对他们翻译行为的影响。

许渊冲的翻译硕果累累，已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120余部，包括中国古典诗词《诗经》、《楚辞》、《论语》、《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中国四大名剧《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以及毛泽东诗词等。他是唯一一位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终身成就奖”。他一直致力于通过诗词等古典文学的翻译，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多部译作在国际上受到好评。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珙纳·华科维斯特院士评论其译作是“伟大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美国教师Jon Kowallis在给许先生的信件中称赞其《楚辞》英译算是英美文学里的一座高峰。其唐诗英译在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时，在封底评价为：“Professor Xu provides excellent translations,together with an introduction that initiates the English speaking reader into some of the traditions,developments, imagery and them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在《唐诗三百首》的序言中，英国出版社评许译《西厢记》可与莎士比亚媲美[2]。许先生在翻译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独特的翻译风格取决于他的文化心理，这包括他的文化修养、文化价值观及其文化翻译行为。

许渊冲具有深厚的语言和文化功底，这归功于他所经历的特殊的文化教育，尤其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经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汇聚了当时全国一流的师资，大师云集。其中有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国学大师之一的陈寅恪、北大名师林语堂、联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和冯友兰、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国文教授闻一多、英文教授有联大系主任叶公超、钱钟书和吴宓等。许渊冲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许渊冲的任课老师。许渊冲在其个人回忆录《似水年华》中写道：“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巍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真是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2008；21-24）。多年后，许渊冲把《诗经》、《论语》、《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都译成了英文韵体诗，这与他在西南联大时在名师的指导下打下的扎实的母语功底和对古典文学浓烈的兴趣是分不开的。西南联大的国文修养为许渊冲透彻理解古典文学铺平了道路。在英文方面，任许渊冲的英文课的教师有出版过英文诗集的南开的柳无忌教授，留美归来的叶公超教授、从牛津留学归来的钱钟书教授以及吴宓教授。特别是吴宓教授不仅自己背诵英文诗歌而且要求学生多背诗的做法使许渊冲受益匪浅。“这不但使我考入了清华研究院，更重要的是，为我后来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果不背英文诗，翻译诗词是很难想象的。回忆起来，不得不归功于吴先生的教导。”（同上：77）

除了许渊冲深厚的文化修养，他的性情和爱国情怀也是构成他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这对其文化翻译的风格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渊冲自信开朗，性情耿直，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情怀。许渊冲最初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但在巴黎大学的文学研究经历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开始从事外译中国文学经典。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发现西方世界不了解中国文学的意义，他认为这是中国没有向西方主动推介自己的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学在西方社会被忽略这一事实客观上促使许渊冲的译者传播文化意识的觉醒，使他选择了将中国文学经典翻译成英文和法文，让更多的西方人士通过阅读中国文学经典的译作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而改变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学及中华文化的看法。许渊冲先生在翻译选题上也表现出了他的文化情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作品中，许先生选译了那些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美、哲学智慧美和深远意境美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歌作品，以便让西方读者分享我国的精神财富。无论是许译的儒家诗教科书《诗经》（The Book of Poetr），还是反映屈原爱国情操的《楚辞》（The Verse of the South），及楚汉诗、魏晋诗、唐诗、宋词、元曲直至反映封建时期中国青年人爱情题材诗剧《西厢记》（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这些作品都是中国整个文学宝库的瑰宝，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偏好，如重人伦、重情义、重意境和含蓄美。

许渊冲外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时间上跨越了两千五百多年，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下至公元14世纪，几乎占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半时间。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总数量约达三千多首，而且他均把这些古诗翻译成了英、法韵体诗。到目前为止，其在中国古典诗词外译的数量上恐怕无人能及，而且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敬佩。为了表明他要向西方译介中国古典诗歌作品的决心，以让西方人能从作品中学习中国人陶冶性情的方法，同样能“以理化情”，节制情欲以保持人的尊严，他在自己的英文回忆录《追忆似水年华》（Vanished Springs）里说“在取得巴黎大学文学研究文凭，离开法国到香港后，我决心让他们见识一下中国诗歌所表现出的精神美，以防止人堕落为低级动物”（1999：91）。由此可见许先生希望通过文学翻译进行中华文化的输出来改变西方人的思想，也可见“翻译之为用大矣！”。另外一个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原因是因为在许渊冲眼里，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无疑是创造美的典型和极致。所以他说：“译诗的重要目的不是使诗人流传后世，而是使人能分享诗人的美感”（2003：17）。

许渊冲选择外译中华文化的动因还可以从他英译的两本代表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精髓的儒道著作《论语》和《道德经》的中文版序言中见出。在《论语》中译者序言中许先生写道：“假如西方各国能像中国一样宣扬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并且付诸实行，那么，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和平，更加文明。假如全世界都能宣扬并且实行孔子反对暴力，反对暴乱的思想，那么，世界上的武装冲突也并不是不能和平解决的。由此，我想，七十五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提出要向孔子吸收智慧，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就是因为孔子的智慧有利于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2005：9）。在《道德经》译者序言里，许先生说：“在我看来，孔子的智慧包括他问礼于老子所得的以柔克刚的道理，还有无为而治、与世无争、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思想。由此，在全球化的新世纪，出版这本现代化的《老子》新译本，也许让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辉，对爱好和平的人类做出新的贡献”（2005：7）。

许先生把翻译上述两本中华文化典籍的动因阐述得十分清楚，即通过文化典籍的翻译把儒道的思想精华传播到西方，为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让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辉做出他自己的贡献。而且，他是站在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的高度来论述文化传播这一课题的，反映了他作为译者传播文化权力的自觉意识和以中西文化互补以解决由文化冲突而引起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长远眼光。许先生的文化观念是符合当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互补、交流与对话的时代潮流。

许渊冲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识是较为深刻的。他在《诗词·翻译·文化》一文中从诗词翻译的角度谈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他认为，从中西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有含蓄、内向的传统，而西方文化是外向的；西方文化重科学、有求真精神，而中国文化重艺术传统；中国人重家庭，西方人四海为家，有独立自主的开拓精神。两种文化都有其积极面和消极面（2003：119-125）。

基于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和明确的翻译目的，许先生在外译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作品时，不拘泥于文本的字面意义而是对中华文化的内涵进行自觉地阐释，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从中吸收、借鉴以达到两种文化的互补。同样，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如巴尔扎克的作品，虽然在语言形式上，许先生强调归化译法，但在文化信息上却是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特色。中国文化典籍中所内蕴的积极的文化，如“和为贵”、“知足常乐”等思想通过文化翻译深入西方人的内心。反之亦然，西方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如科学精神等对中国人重直觉、重经验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正面补充。中西文化通过翻译达成平等对话，互为补充，从而产生更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实现多元和谐的世界文化生态。

白之（Cyril Birch，1925—）是当代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出生于英国，曾在伦敦大学研读中文和中国文学，并于1954年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教授中文。1960年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文语系，后任该校中文及比较文学教授及主任，1991年退休。白之为促进英语世界与中国在文学文化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做出过突出贡献。他主编的英译《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曾在英语世界长期被广泛用作大学教材，产生很大的影响。白之主要的译著涵盖了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诗歌以及现代中国文学领域，并以翻译和研究明代戏剧及故事著称。他英译的《牡丹亭》、《燕子笺》和《浣纱记》等剧作都是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传统中国戏剧的巅峰之作。

关于白之的个人资料并不多，但从他的论文和所编文集以及译作序言，可以窥见他的文化心理。从他译的主要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喜爱，尤其是古典戏剧。“从我在伦敦攻读学士学位起，就一直对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品怀有特别的兴趣。我所从事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几乎都与这两个时期分不开。为什么吸引力竟如此之大？一言难尽，无非是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大量作品以其强烈的自我意识深深地打动了我”（白之，1984）。白之在对比《冬天里的故事》和《牡丹亭》的两部作品时，用以上这段话语阐述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尤其是《牡丹亭》这部作品。在《牡丹亭》英译文的序言中，他谈到了与《牡丹亭》结缘的经历：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Peony Pavilion was as reading material on a long flight with my family to Japan. By the time we landed in Tokyo, I realized I would have to do a complete translation and the sabbatical studies I had planned would simply have to wait[3].（Birch, 2002：14）

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使他读完《牡丹亭》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翻译出来，分享到他的母语文化当中。他的这种文化心态也决定了他在翻译《牡丹亭》时采取的文化翻译策略，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

翻译思想是指导译者实践的准绳，译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决定译者的翻译行为。对翻译的认识包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对翻译的目的和任务的认识，以及对翻译形式的认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的学者对翻译的界定都有所差异，因而也造成了不同的翻译风格。许渊冲和白之分别是来自不同母语文化的两位译者，他们所坚持的翻译思想也各自不同，以下是对这两位译者翻译思想的具体描述。

1.许渊冲的翻译思想

许渊冲翻译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翻译观点，并认为“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统一”，这体现了他的翻译文化观。他认为，统一实际上就是提高，因为两种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发展水平殊异，所以有各自的长短。如果两种文化能够取长补短，就可以共同提高。据此，他给翻译下了一个定义：“翻译又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在他看来，两种文化竞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取长补短，使世界文化得到发展（2005：146）。这一点和中国老一辈翻译家的思想一脉相承。季羡林认为：“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1998：210）。

许渊冲把自己的翻译实际经验和翻译思想总结为十个字“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许渊冲翻译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文学翻译必须有审美意识，因而在诗歌翻译领域他提出了“三美”理念，即“意美、音美、形美”。在谈及“美”与“忠实”的翻译标准，他认为“译文的‘真’是第一标准，‘美’是高标准。只有‘真’而没有‘美’是失败的，因为诗既是真又是美的。”“‘真’是文学翻译的必要条件，‘美’是文学翻译的充分条件。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应该是美的，如把美的文学作品译得不美，那么不能算是忠实，不能算是‘真’，所以似而不美的译文不能算是文学翻译，更不能算是翻译文学。文学翻译如果只求‘真’，那说明译者还在必然王国奋斗挣扎，以求生存；文学翻译求美，则说明译者已经超越必然王国，在自由王国中得心应手，寻求享受”（2005：5）。在“绿野仙踪——忆钟书师”[4]他谈到求真和求美的矛盾时，这样写道：“翻译要求忠实，重在求真；译诗要求传情达意，重在求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他采取消极的办法，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记得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我觉得这也是译诗的成熟境界。‘不逾矩’是消极的，说是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求的是真；‘从心所欲’是积极的，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求的是美；结合起来就是说：在不违反求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由此可见，“美”在许渊冲翻译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他还引用贝多芬的名言“为了更美，没有什么规律是不可以打破”来表达在文学翻译中“求美”的重要性。例如在翻译苏东坡描写西湖的著名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要求真，则“潋滟”、“空蒙”很难翻译，只有求美，才能把这种景状转达出来。因此许译为：“The brimming waves delight the eyes on sunny days； The dimming hills present rare views in rainy haze. West Lake may be compared to Beauty of the West, Whether she is richly adorned or plainly dressed.”译文通过“brimming waves”和“dimming hills”把西湖的湖光山色具体生动地体现出来；此外，通过押尾韵和字形上的形似，把原文的韵味和格调体现出来了，这种求美的译文更真切地表达了原文的意境。在“三美”当中，他认为“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是第二位的，“形美”是第三位的。最好三美齐全，如不能兼则从全局考虑。

“化”是许渊冲对翻译形式的认识，也是其翻译方法论。他认为，可以通过“三化”来传达原文的“三美”。这“三化”是：等化，浅化和深化。“所谓等化，包括形似上的对等，意似的动态对等，词性转换，正说反说，主宾互换，主动被动互换，同词异译，异词同译，典故移植等”（同上：11）。等化不是简单的对等，而是根据英汉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进行各类转化的动态对等。“所谓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译、化难为易、以音译形等。所谓深化，包括特色化、具体化、加词、分译、以旧译新、无中生有等。”这“三化”为实际的翻译提供了具体的操作策略，许渊冲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验证了他们的可行性。如在翻译“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为婢，女又何妨为奴。”许译为：“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maid.”。这其中拆字的修辞手法，巧妙地通过音似、押头韵的方式使译文在形美上与原文对等，是浅化了原文拆字的修辞。在翻译《为女兵题照》中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他把“红装”译为：“powder the face”，把”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巧妙地运用英语中“face”和“powder”的一词多义，把“红装”和“武装”两个对应的语义形象地保留下来，这是深化。

“之”是许对文学翻译目的的概括，即“三之”：知之、好之、乐之。他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第一是使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第二是使读者喜欢译文，第三是使读者觉得愉快。如果读者读后不知道原文说了什么，这就没有达到翻译的最低目的，也就是说，译文和原文不‘意似’。如果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但不喜欢译文，这就没有达到文学翻译的目的，也就是说，译文只和原文意似，却没有传达原文的意美。如果读者不但喜欢译文，而且爱不释手，觉得是一种乐趣，那就达到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目的”（同上：16）。许先生对翻译的目的有很明确的认识，因而在实践翻译时，采用各种变通的手段，使译文达到文学翻译的最高目的。

在许渊冲看来，翻译是艺术。翻译不是“1+1=2”这样可以精确计算和对等的科学。翻译涉及译者情感和思想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审美习惯、个人文化修养等都直接对译文产生影响，因而，翻译不是可以精确计算的科学，其转换的过程充满了人的创造性。

“创”即“创译论”，是许渊冲针对中译外提出的一项具体的方法，“是最高级的深化论”，也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翻译最具争议的翻译思想。2012年对这个争议，许均、谢天振和许渊冲又展开了一次讨论。许渊冲仍坚持“创译论”，“文学翻译在找不到对等语的时候，应该选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即使找得到对等语，如果对等语不是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那还是应该选用译语的最好表达方式。这就是我的创译原则，发挥译语优势的原则”（2012：71）。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在形式结构和表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不可能全部依靠对等的翻译。尤其是对于诗歌的翻译，许渊冲提出“以创补失”的创译论。例如在翻译杜甫《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许译为：“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原诗中“无边”和“不尽”的对应，在译文中通过“boundless”和“endless”两个意义相互关联，词形上相似，都有后缀“less”而且押尾韵，通过音形补义。原文“萧萧”和“滚滚”两个叠词形象地展现了落叶和江水的形态，译文中用“shower after shower”和“roll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通过押头韵和重复的方式，把原文中音美、形美和意美都有效地传达。

“优”即“优化论”。“优化论就是发挥译语优势”（许渊冲：2005：6）。许渊冲认为“文学翻译应该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就中文和英语而言，他认为各有优势，而翻译应该是尽量发挥译语优势，甚至提出“改变劣势，争取优势”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虽然表达上有点偏激，但在实际翻译操作过程中，只有用流利、地道、适合文体的目的语进行表达，才能使翻译在目的语中更好地被接受。在优势论上，他还认为中文比外文优秀，很多外文能用中文表达出来，博大精深的中文却有很多外文没法准确阐释的内容。

“似”即“三似论”，认为翻译要“形似、意似、神似”，这是对译文与原文关系的认识论。形式反映内容，因此在文学翻译中首先要形似，主要指外部形态结构上保持一致。意似是译文的必需条件，否则就不能使人知之；神似是译文的充分条件，能使人好之。“竞赛论”是指几种译文之间关系的认识论。这促使同一作品后来的译者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地超越，使译文更好地展现原文的风采。然而他的这一观点似乎常被误解，因为译文的优劣评判标准会因为时代变化而变化，也会因个人的审美取向而有所差异。

许渊冲对翻译本质、目的和方法的认识对他译文中文化信息处理的风格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文化翻译风格模式。第四章将通过《牡丹亭》译本的译文对比探讨许渊冲的文化翻译风格模式。

2.白之的翻译思想

白之的翻译思想传承了西方对等论，虽然他没有专门著述阐释自己的翻译思想，但在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翻译的认识，如在《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的序言中他评论William Acker翻译的陶渊明诗句时写道：

Acker did all a good translator can do—cherish, retain, preserve the mystery t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true work of literature. This is the case with many if not all of the translations collected in these volumes（Birch,2000：41）.

他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文学的神秘性，因而在翻译时应尽可能通过对等的方式表达原文，让读者去理解和揣摩作品的含义，把阐释和解构的任务留给读者。他认为在翻译中国诗歌时，不能糟蹋了原作或给原作误加包装。他的这种翻译思想传承了西方译论的对等论，在方法上通常体现为直译。“直译保证了忠实，其重要性就在于这样的译作反映了语言互补（linguistic complementation）的伟大追求”，因为毕竟“一切翻译都只是和语言的异质成分达成妥协的权宜之计”，而“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译语中发现原文的回声（the echo of the original）”（本雅明，2008：319-322）。本雅明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的翻译者，而且在西方语言之间，尤其是欧洲语言之间，由于他们语言结构上的相似性大，这种直译和对等是可能的。

关于翻译是否能等值，他认为：

No doubt the exact nature of this enjoyment would have come, in some cases, as a surprise to the original Chinese author. The translator, inevitably more or less of an outsider to their culture whose values he or she is trying to convey, has his or her own idea of what poetry is, of what beauty or goodness is and of what might be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a given manifestation. Perhaps few readers of Chinese works, not born into the culture, have ever responded in the way their authors might have expected[5]（Birch,2000：41）

在白之看来要达到等值是很难的，因为译者，尤其这里所说的外国译者在翻译中国作品的时候，由于文化的差异和价值体系的差异，译文给读者产生的感受可能与作者的预期不一致。

关于翻译中国文学的价值，他认为：

“The translators represented in this giant anthology are certainly a mixed bunch... Each has his or her love affair,of shorter or longer duration and of greater or lesser intensity,with Chinese writings,and has helped,as the editors say,to make Chinese literature part of the world”[6]（ibid：41）

每位译者都是由于对中国文学的有特殊的情感与热爱才翻译的，使得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学的价值，也体现了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文化使者的意义。

在《中国文学选集》的前言中他还评论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翻译，认为他的翻译抓住了中国诗歌的精髓，而且译文流畅，使英文读者了解到中国的诗歌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His translation captured a way putting things, a sensibility, that became for many readers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Chinese poet. Waley succeeded in proving that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ould make for fluent, enjoyable reading.[7]（ibid：43）

白之翻译思想也直接影响了他对作品中文化信息的处理，在对待文化意象时试图通过字面对等的翻译保持原文的神秘性。第四章将具体分析白之的文化翻译风格。

注释

[1]大意：在美国翻译小说情况不太好，现在翻译小说越来越难发表，中国文学或其他地方的文学在美国的阅读人数也越来越少，翻译文学的接受情况从未如此糟糕。引自：Http://www.youku.com/v_show/id_xM2A1M2Y2Njg0.html（2012年12月）。

[2]以上信息源自许渊冲先生提供的信件。

[3]引文大意：我在和家人去日本度假的飞机上第一次接触到《牡丹亭》，当我们到达东京，我就迫不及待要把它完整地翻译出来，度假的事情只好推迟。

[4]该文为许渊冲先生提供的资料。

[5]大意：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汉语本族作者会对这种翻译感到吃惊。译者是外来文化者，他们有自己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对于什么是诗歌有自己的见解，对于某个特定的表现形式，他们有自己审美和价值评价标准。因而，汉语作品的外国读者，如果不是出生在这个文化中，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恐怕很难达到作者期待。

[6]大意：在这部选集（《中国文学选集》）中，译者的情况各异。……每个人都热爱中国文学，他们对中国文学关注的时间或长或短，对中国文学的热爱或深或浅，正如编辑所言，这都有助于中国文学成为文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7]大意：阿瑟·韦利的翻译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汉语诗歌的情感，对很多读者而言，这正是汉语诗歌的精髓。他成功地将汉语诗歌翻译为流畅的英语，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