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内部因素对传者心理的影响

根据Shoemaker和Reese的研究（1996），影响传者心理的因素可以分为五类，即：来自媒介工作者个人的影响，来自媒介常规的影响，来自媒介机构的影响，来自媒介机构以外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

Shoemaker和Reese认为，这五个因素对媒介内容的影响是分层次的，即从意识形态等宏观的层次到媒介从业人员个体素质这样微观的层次。但每一层次的影响均受制于更高层次的影响。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了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使一些在媒介机构外部的因素，如广告主、受众、信息来源、经济等，影响媒介机构所确定的目标和标准，这些目标和标准的存在，决定该媒介工作的常规和程式，这些常规和程式又作用于他们的成员，使媒介工作人员社会化。

Shoemaker和Reese认为，这五个因素影响媒介内容的重要程度不同。一般而言，媒介内部的具体业务操作，例如对某些技术和故事类型的选择，对社会的整体影响较小，因为这些因素不可能系统性地强调或去除某些内容以服从制度化的要求（Institutional Imperatives）；新闻工作者个人对媒介内容的系统化影响有限，因为新闻工作者个人行为是由新闻工作者个人的某些特征和价值判断决定的，而不是制度性因素所决定的；新闻机构以外的因素及意识形态，则对媒介内容有较大的影响（Shoemaker＆Reese，1996，60页）。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影响传者心理的因素分为媒介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也就是将来自媒介工作者个人、媒介常规的影响和媒介机构的影响归为媒介内部因素，将来自媒介机构以外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归为媒介外部因素。

一、来自媒介工作者个人的影响

在Shoemaker和Reese的研究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媒介工作者个人对媒介内容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是：媒介工作者的背景和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包括性别、种族、性取向、教育程度等方面；个人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影响，包括媒介工作者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政治态度、宗教信仰等；职业角色的影响，包括职业角色和伦理角色等。

（一）媒介工作者的背景和人口学特征的影响

威尔伯·施拉姆讲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从逻辑上来讲，媒介工作者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以及过往所有的生活经验都会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但这种影响会不会对媒介内容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呢？

Shoemaker和Reese在这方面列举的研究有：媒介工作者的身份对报道的影响，例如女性新闻工作者对权利法案的报道，非洲裔美国人在报道1992年洛杉矶暴乱时所遇到的问题，同性恋新闻工作者报道同性恋问题等等。

Weaver和Wilhoit认为，媒介工作者的人口学特征对新闻价值和媒介内容的影响比较小。他们据此推论，例如，增加妇女和少数民族记者，不会给媒介内容带来重大变化，因为新闻工作者的教育程度、社会化程度和组织性制约会抵消个人之间的差异。

2006年7月17日，法国电视一台晚20点新闻（相当于央视的新闻联播）首次启用黑人播报员哈利，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哈利之前，2004年9月一位名叫奥德丽·普瓦德的黑人记者坐上法国电视三台晚间新闻播报台，改写了法国的历史，在法国历史上，新闻播报从未出现过有色人种的面孔。奥德丽在得到晚间新闻主播的位置后，有记者采访她，提问中刚说道：“你作为有色女主播……”奥德丽立刻微笑着打断对方：“我不是有色女主播。我就是黑人女主播。”从奥德丽的回答能看出人种对于她作为传播者的个人心理是有影响的。

（二）个人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影响

有关研究表明，美国记者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崇尚家庭、爱情、友谊和经济繁荣，反对仇恨、偏见和战争（Gans，1979）。除了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之外，美国记者的价值倾向中还有以下的特征：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利他的民主政治（Altruistic Democracy），小城镇田园主义（small-town pastoralism），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政治温和主义（moderatism），遵守社会秩序（social order）和注重领导能力（leadership）。

政治态度：一些学者研究了各个时期记者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情况，他们发现，总的来说，记者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这与西方的媒介理论中的“观点的自由市场”是一脉相承的。

个人宗教倾向：Weaver和Wilhoit 1991年和1992年对美国新闻记者的抽样调查表明，新闻记者的宗教倾向与美国人的平均宗教倾向基本相似。例如1992年的调查结果是：新教信仰者为54.4%，天主教徒为29.9%，犹太教信徒为5.4%，无宗教信仰者为5.5%。

记者上述的价值、政治和宗教倾向是否会反映到他们所制作的媒介内容中去呢？Shoemaker和Reese的结论是：当个人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较大或所受约束较弱时，个人的价值观、政治和宗教倾向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媒介内容，当权力较小或所受约束较强时，媒介组织的常规和约束会抵消个人的影响。

在第1章，我们曾讲到，媒介现实源于客观现实但不等于客观现实。李普曼对美国报纸三年内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道的研究，以及昂特曼对《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有关大韩航空公司和伊朗航空公司客机被击落的新闻报道的研究，清晰地表明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将对记者、编辑的把关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从而在具体的把关行为上产生巨大的差异。

（三）职业角色的影响

媒介工作者的职业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主要是在进入媒介工作机构或在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介工作者如何看待每日发生的事件以及如何取舍事件的各个方面。

Johnstone、Slawski和Bowman在1972年的研究中发现，一些记者认为自己是“中立者”，而另一些记者认为自己是“参与者”。前一类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把信息尽快无误地传播给广大受众，如DISCOVERY的制作者在节目中宣称：对于自然，他们“只是观察者（observer），而不是入侵者（intruder）”；后一类记者则以调查政府承诺、对复杂事件提供分析、讨论国家政策及开发智力和文化方面的兴趣为己任。用传播学的观点，前一类记者传播的是“信息流”，而后一类记者更致力于传递“影响流”。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95年对全国女新闻工作者的调查中，调查了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媒介机构职能的认识，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对以下9种职能持赞成态度：（1）迅速真实地向公众报道国内外新闻；（2）对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提供分析和解释；（3）传达和解释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4）揭露抨击社会不公现象；（5）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6）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及其公务员实行舆论监督；（7）宣传先进典型人物；（8）为公众提供发表作品及意见的机会；（9）提供文化娱乐消遣（“关于《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和发展》的调查报告”，1996）

新闻工作者对自己职业角色的认识，对其业务行为影响巨大。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次救助贫困儿童慈善活动的报道过程中，中美两国记者的反应大不相同。美国记者说，让我们看看这些孩子需要我们做些什么？而中国记者则说，让我们来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些孩子！美国记者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报道来引起更多人对此事的关注，而中国记者则准备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来做一些报道之外的事情。国情不一，记者的反应不同非常正常，但可以看出美国记者将自我的角色定义为“客观世界的报道者”，而中国记者的自我定位为“社会活动家”，角色定位的不同无疑会对其选择和制作的媒介内容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关于新闻工作者对自己职业角色的认识对传播内容产生的影响，1977年Starck和Soloski所作的研究提供了部分证据。该研究发现，认为自己介于极端中立型和极端参与型之间的新闻专业学生，所写出的新闻报道内容最为客观准确，而认为自己是中立者的学生，所写内容最不清楚全面。

职业道德主要是针对职业行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约束媒介从业者的职业行为、调节大众传播活动中各方关系的一种最基本、最有效的规范形式。据统计，超过42%的美国报纸和31%的美国电视台公布了他们的工作规范，例如1926年通过的《职业记者的道德规范标准》。我国内地和台湾也有相应的道德规范标准，前者如1981年的《记者守则》（实行草案）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91年制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后者如台湾的《电视道德规范》等。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关研究，Shoemaker和Reese（1996）对媒介工作者个人影响媒介内容的基本结论是：虽然从人口指标来看，媒介工作者的平均情况和美国成人的平均情况不同，但尚不能确认这种不同对媒介内容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媒介工作者的背景情况会影响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和职业角色。另外，在媒介工作者职业角色和伦理道德及媒介工作者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这两组因素中，前一组对媒介内容的影响要大于后一组。

二、来自媒介常规的影响

媒介行业常规，指那些已经规范化的、形成一定模式的，被媒介从业人员反复实践的工作形式。沃伦·布里德在对报纸记者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中指出，刚进入新闻行业的记者在其所作的报道被编辑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什么内容适合新闻报道，什么不适合，布里德把这种微妙的影响称为“潜网”。年轻记者在获得独立工作的资格之前，必须学会媒介内部的“规矩”，否则不但在加薪晋职时会遇到困难，而且还有可能丢掉饭碗。于是，传播媒体就会形成代代相传的新闻传统。尽管西方的传播媒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但研究人员发现在报道内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许多传播学著作都引述过以下两项研究的事例：美国将军麦克阿瑟1951年从朝鲜战场返美，途经芝加哥市，市府当局为他安排了欢迎仪式，现场目击者看到的是平静疏离的人群，但电视新闻却努力显示出狂热的欢迎场面，以“反映”人们对麦氏的同情。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大众媒介对1968年在伦敦发生的一次反越战示威游行的报道。无论哪种政治派系的传播媒介都认为这次示威游行肯定将是一次暴力事件，结果不约而同地将游行队伍与警方发生的小冲突当成报道重点。研究人员并不认为大众媒介是在蓄意歪曲事实，但他们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往往都是根据某些预存的“框框”或成见。在一些存在审查制度的国家里，媒介从业人员也就是职业传播者往往更多地采用“自我审查”的方法，审查的标准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被“内化”了，长期积累的经验使得他们清楚什么样的新闻应该被摆上头条，什么新闻是不能被发表的。在这种媒介行业常规所构成的媒介工作环境中，记者和编辑对无数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进行甄选以形成最后的新闻报道的时候，实际上是代表他们所在的媒介组织作出决定，其依据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所在媒介的内在规范，即行业常规。这些媒介行业常规能够确保媒介生产出具有标准化样式的新闻和娱乐内容。一些世界著名通讯社和媒体，都会由资深编辑撰写本媒体组织的格式书（Style Book），并在媒体内部举办训练班，来规范本媒介组织所有报道的风格和形式。

这些在积年的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常规，保证了媒介系统以一种可以预测的和行之有效的方式运作。这些常规形成了一套整体性的相互关联的规范，这些规范，决定了媒介的行业特征。

媒介行业常规不是偶然和随意地形成的，它是由新闻价值、媒介组织和消息来源三类因素决定的。

（一）新闻价值

媒介的生存，取决于它所提供的信息产品能否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换言之，就是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新闻价值是由满足受众需要的程度来衡量的。具有什么特征的事件受众喜欢或愿意看到，尽管大众传媒在收集受众的即时反馈方面并不擅长，但是从长期的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经验，使得新闻界在这方面已经基本形成共识：（1）事件是突出而且重要的，重要程度以影响的大小来衡量。（2）事件具有趣味性，尽管它可能跟人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相关。（3）事件具备冲突性和矛盾性。（4）事件是不同寻常的，即反常的。（5）事件是新近发生的，或者内容上具有新鲜性。（6）事件是在临近地区发生的，或者与受众具有某种利益上的接近性。对于电视新闻来说，这些事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可视性。

新闻价值还需要考虑报道的客观性。客观性（Objectivity）是西方新闻报道的核心信仰。然而Shoemaker和Reese在1996年指出：“虽然客观性是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但它却植根于新闻机构组织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新闻记者来说，客观性与其说是核心的信仰，不如说是一套他们愿意遵守的程序，来保护自己免受攻击。”

西方新闻界非常推崇客观性原则，前美联社社长肯特·库珀认为该原则“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道德观念，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西方新闻界对新闻报道客观性的理解有四重含义：第一，要求记者在事实选择上不带偏见；第二，记者应超然于所报道的事实之外；第三，记者不应该对事实发表评论；第四，努力做到公平和平衡，以一种可以对受众提供充分信息的方式，给双方一个答辩的机会。

除了在信息的选择上，在对新闻事件的表述上，也要考虑到新闻价值。这种考虑体现在新闻故事的结构以及电视画面的安排上，包括一些戏剧性手法的采用等。这些技术手段，同样是构成新闻行业常规的一部分。

新闻价值实际上是对已刊出的报道的特征的分析和总结，事实上，有很多看起来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并未被报道，而已刊出的新闻，也并不一定都拥有突出的新闻价值。相关研究表明，在实际操作中，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价值的考虑，远逊于对职业和组织方面的限制的考虑。

（二）媒介组织因素

成熟的媒介组织有自己的一套完备的工作流程和制度，依靠他们来保证日常传播工作的正常进行。对这些工作模式和流程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早期的有怀特在1950年所作的把关人研究。许多成规是为了使媒介组织能够应付各种硬性的规定，包括版面的限制和时间的限制等。从版面限制来看，把关人从大量的信息中甄选出适量的新闻放在一定的版面内。而这种挑选新闻的标准基本是稳定不变的，这就使得媒介组织在那些容易产生新闻的地方建立分支机构，从而保证媒介能够收集到稳定可靠的消息。

从时间限制来看，一个事件能否被报道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与报道工作步骤合拍有关。政治家特别留心对时限的利用，预留出充裕的时间来发布一些事件，以便于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进行报道。在工作日，最佳“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两点半。两点半后，这条新闻就不可能被编入5点或6点的晚间新闻。对那些不希望影响扩大的事件则选在周五晚上发布。

新闻不仅是简单地报道事件，有时常常是在塑造事件。比如在报道新闻事件之前，媒体常常会确定某种“角度”或“主题”，当采访对象的观点与这个角度或主题一致时，记者的工作效率就特别高。记者往往在采访之前就知道采访对象的观点和立场，这就是为什么记者经常采访某些固定对象的原因。把新闻故事模式化必然会影响记者看到事件其他方面的可能性。

新闻机构的成规还体现在新闻媒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即各媒体完成的新闻报道有很大的相似性，成为“团体型思维”（Pack Mentality）。各媒体遵从共同的职业价值，并且相互作为比较的标准。所有记者都希望得到最准确具体的消息，因此虽然媒介机构鼓励记者竞争，但在实际工作中，各媒体记者却相互分享信息，有一些媒体在某些领域具有较高的威望，如《纽约时报》在国际新闻方面，《华尔街日报》在经济报道方面，这些媒体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对其他的媒体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新闻机构也常常以避免麻烦作为自己对传播内容审查的依据。因为可能引起法律纠纷，美国CBS的《60分钟》被迫撤销了一个批评烟草工业的节目。这个节目的主要信息来自一位烟草业的前高级管理人员，他曾签下协议，不得泄露公司内部事务。CBS的律师担心，电视网会被起诉，不过烟草公司要求赔偿的依据将不是节目对它进行了不实报道，而是CBS导致它的雇员违反合约。这一法律诉讼可能让CBS损失数十亿美元。许多人认为这是个危险的先例，它将使调查类节目减少。

（三）信息来源因素

从理论上讲，记者有广泛的信息来源，如图书馆、政府文件、民意调查和亲身体验观察等，但在实际工作中，记者往往将一些个人作为采访的重要信息来源。根据Sigal1973年的研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倾向于依赖常规渠道获得消息，包括：官方会议记录、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以及各种演讲、仪式等。Sigal对《纽约时报》第一页的内容研究发现，58.2%的消息来源为常规渠道，15.7%为非正式渠道（如背景简介、泄露出来的消息、非政府会议，如行业会议文件、其他媒体的报道、对其他记者和编辑所作的采访等），25.8%为源自记者自身的第一手消息，包括记者主动进行的采访、自然事件的目击报道、独立研究、记者自己的分析和结论等。而《华盛顿邮报》的情况为：常规渠道72%，非正式渠道8%，第一手消息8%。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他们非常乐于看到记者通过常规渠道采集新闻，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对报道内容进行控制。政府部门往往还会对这些媒体进行倾斜，如提供某些内幕消息，在记者招待会上提供好的席位和提问机会等，以鼓励这种行为。记者乐于采用常规渠道往往因为这种渠道能够持续稳定地提供权威性的消息，使采访过程高效省力。

在美国，对专家的依赖正在成为信息的常规来源，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要求使得记者尽量避免表明个人观点，因此需要专家来对新闻事件发表看法。如何选择专家对于新闻事件意义的塑造影响重大。Soley1992年的研究认为，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专家实际是范围狭窄的一群人，虽然他们通常被说成是客观、无党派的，但他们的观点大部分是保守的。例如负责在媒体上解释海湾战争的一组专家主要来自纽约和华盛顿，大多数是退休军官和政府的智囊团成员。媒体在挑选专家时往往已经事先了解这些专家将会说些什么，利用这些专家的观点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使报道显得较为客观。

三、来自媒介机构的影响

职业传播者是作为专业的媒介组织的一员来进行职业活动的。作为媒介机构的专门成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播机构的多方影响。

（一）媒介组织目标的影响

大众传媒作为专门从事大众传播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机构，无疑有着自己的组织目标。在美国，媒体是商业实体，个人所有，个人经营，可买可卖，所以大多数媒介组织的首要目标就是利润。对利润的追求是否影响媒介人员选择传播内容，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经济目标对媒介组织来说，早期是一种限制，后期变为一种原则或要求。

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利益作为一种限制，间接影响编辑的决定。这种限制表现为，必须考虑新闻的制作成本，以防超支。然而由于无法预料的因素，往往使得经费超支。但当经费能够保证媒介组织的生存时，职业和社会目标就超越利润成为媒介组织优先考虑的目标。

近年来，经济因素已经从一种限制变为一种原则和要求。对这种原则的追求表现为一味迎合受众口味，片面追求发行量和收视收听率。大多数发行量超过10万份的报纸都有自己的内部研究部门，研究受众的兴趣和需要。对经济目标的追求必然影响到媒介从业人员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可能会使得媒介放弃自己的社会职责。所以有媒体人士戏称：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地方媒介和地区经济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会影响到媒介从业人员对内容的选择。例如，1990年美国环境保护机构认定被动吸烟每年可导致3800人死于肺癌，因而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小组来撰写研究报告。专家小组中一位最主要的被动吸烟专家David Burns博士，在烟草协会和一位众议员的坚决反对下，最终被排除在16人的小组之外。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烟草工业区和非烟草工业区的媒体报道有所不同：非烟草工业区的媒体更多地提到烟草协会排挤David Burns博士的行为，并且从使用的新闻语言来看，非烟草工业地区比烟草工业地区的媒体对烟草工业较少持赞成态度。

经济原则也体现在媒介组织的资金流向上。资金将投向那些最能吸引受众的地方，例如付给名牌节目主持人高额的报酬，而给新闻采集部门相对较少的经费，这会影响成本较高的新闻节目的制作和播出。

总之，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在进行把关的过程中，往往更多地考虑商业标准，当然业务标准和商业标准并不是天然对立的。我国的媒体由于媒介性质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媒介的组织目标与西方媒体有很大不同。在中国，新闻媒体往往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然，媒体也要追求经济效益，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因为新闻事业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先进文化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提高经济效益，也是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和壮大的客观需要。

（二）媒介组织结构

西方媒体的组织方式已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组织方式将影响到媒介从业人员对内容的选择和处理。组织方式的影响表现在：

从组织的经营方式来看，各种经营方式对媒介内容有相应的影响。经营方式包括独立经营、连锁经营、集团经营、交叉经营等。美国的媒介研究人员对各种经营方式影响媒介内容有诸多的研究。研究发现，经营方式对媒介内容的影响是各种各样的，每种方式都有相应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例如对各种媒体协作的媒体集团的经营方式来说，其消极影响是，集团所属的各媒体会尽量避免出现批评本公司其他媒介产品的新闻。

从媒介组织的内部结构来看，为了达到媒介组织的目标，媒介组织就要分配一定的角色，形成一定的结构以便最优化地完成媒介组织的目标。媒介组织中的角色一般可分为三类：前线是负责采集原始资料的记者、创作人员，中间是负责处理原始材料使之符合本媒介组织要求的人员，例如编辑。高层是负责制定政策和财政预算及负责保护组织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人员，即组织的所有者。在这三类角色中，媒介的所有者对媒介组织拥有最终的权力。从媒介机构所有人的变化，最容易看出所有人对媒介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不同的价值观、目标、文化，最终体现在不同的内容上。例如，美国的批评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三大电视网所有权的变化，使得媒介新闻内容出现了更具有轰动效应的、更耸人听闻的和更像纪录片风格的趋势。

媒介所有者的利益与媒介内容编辑自主权的关系的处理，也会影响到媒介内容。

迫于利润的压力，西方媒介的编辑部门和市场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体，称为“无墙的”（wall-less）的报纸，这个墙是指把报纸的市场部门和编辑部门隔开以确保编辑部门能够自主编辑的组织机制。一些报纸的编辑越来越像任何一个一般公司的管理人员，这就可能使编辑人员更多地从经营的角度而不是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的组织结构，会使媒介组织的经济利益和媒介内容设计自动趋于一致，从而避免了编辑自主权和所有人的利益冲突。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通过股权分配来保证编辑的自主性和对媒介组织的控制，如《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是纽约时报集团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家报纸在各新闻媒体中由于其独立和重要的声音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为了保证报纸的地位，1891年购买了该报的Ochs家族，通过公司股票的分配，使投票权和控制权掌握在家族的手里，从而使管理者不必担心来自外部股东的压力，以实现该报所声称的目标“保持独立自主的编辑权力和报纸的完整性，使其继续成为独立的、完全不需惧怕外界压力和控制的、无私地贡献于公众利益的报纸”。

不过，如果媒体的广告来源比较缺乏，媒介内容编辑的自主权就显得脆弱。另外，由于媒介组织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媒介工作者个人和行业成规的影响也就相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