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员主持人心理

美国社会心理学奠基者查尔斯·库利在《社会组织》一书中说：“所谓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又是它得以发展的机理。”他认为人际传播构成了社会存在、社会机体运作的基础。也就是说，传播是一种建立在人际性之上的社会性活动。物质媒介的介入所引起的传播关系和传播模式的变换使人类传播活动分化为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由于通常是面对面的传播，因而产生的社会互动是直接的，对传播参与双方也能产生较大影响，而大众传播由于物质媒介的介入加大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距离，人际传播的直接社会互动显然远远超过大众传播的间接社会互动。

播音员主持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这种反差，使传播参与双方都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无疑有助于跨越因媒介介入而在传播参与者之间产生的距离感。正如美国“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所说：“在电视中可以有一种人与人之间个别谈话的亲切感。”电视新闻可以通过主持人、播音员和记者出镜采访，激发起观众对电视新闻的注意和认同。由此可见，主持人角色的出现有助于大众传播完成“回归人际性”。

当播音员主持人作为组织的代表工作时，有时批评者也会将对组织的批评强加于他们身上。美国一位新闻学教授，丹尼斯·劳里（Dennis Lowry，1971）曾研究阿根廷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著名的得梅因（Des Moines）演说是否对电视新闻播音员造成了威胁。劳里注意到，阿格纽将播音员主持人作为他对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

1.一小撮人……挥舞着自由之手，选择、表现和解释我们国家的重大“议题”的事实；这些人是电视新闻的“主持人、评论员和执行导演”。

2.“诽谤”和攻击是从电视演播室这个特权的圣殿散播出来的。

3.“无论某种新闻检查制度是否存在，当4000万美国人每晚收看的新闻由只对雇佣他们的公司雇主负责的少数人决定，并且经过只承认他们自己一套偏见的少数评论员过滤后，他们实际在进行新闻检查。”

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播音员主持人是媒介组织形象的人格化。播音员的工作看上去比较缺少灵活性，特别是进行有稿播音的时候。但穆伦等人（Mullen etc.，1986）发现，新闻播音员的面部表情可能影响观众对正在播出的信息的反应。他们研究了1984年罗纳德·里根击败沃尔特·蒙代尔而获胜的美国总统选举。穆伦等人要求学生不听声音观察各类新闻播音员的面部表情，结果发现，美国广播公司（ABC）一位名叫彼德·詹宁斯（Peter Jennings）的新闻播音员，在播报里根的竞选时，其面部表情要比播报蒙代尔时有更多的肯定。随后进行的电话调查表明，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观众更多地倾向于投里根的票。虽然这项发现有可能反应了美国广播公司本身的一些偏爱，但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其他偏爱的例证。事实上，相比其他电视台的民意调查，ABC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有更多的人支持蒙代尔。

与记者、编辑相比，播音员主持人对受众的情感情绪状况影响较大。利维（Levy，1979）发现，被访者中很多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喜欢新闻播音员之间互相开玩笑。”一位被访者解释说新闻播音员逗趣会使人宽心，特别是播报坏消息时；假如他们能找时间说说笑话，会让人觉得，尽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了可怕的事，但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这种宽心不断地吸引观众，就好像“我们把一床舒适的毛毯盖在身上，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这也意味着，播音员自身的情感情绪状态是决定受众收听收看情绪的重要因素。

一、情感在播音主持工作中的作用

播音员主持人是大众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联系，所以情感对于播音主持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愈是成熟的播音员、主持人，就越能认识情感的多维性，更能精确地把握情感的尺度分寸，也越能娴熟地驾驭情感。

美国著名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因现场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一举成名。他独创了战地现场广播、连续广播报道等口语广播形式。这些形式的创新，不仅真正发挥了广播的优势，而且使广播在美国成为合法、严肃、传播面极广的新闻媒介，改变了人们过去一直把广播只看作消遣娱乐工具的看法。在战事新闻报道中，默罗成为新媒体与新形式的最佳实践者，他创办的现场广播《这里是伦敦》与电视报道《现在请看》，被誉为美国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中两座并峙的高峰。

1937年，爱德华·默罗凭着他敏锐的嗅觉，始终把目光盯着德国，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进展。1938年3月12日，在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前一天，默罗发出了他的战事新闻的开篇报道，向英国与美国听众直播了德军进军维也纳的实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3000万美国家庭坐在收音机旁收听默罗的现场广播——《这里是伦敦》。为了让美国人民感受到战争的激烈，空袭最猛烈的时候，默罗要求站在BBC广播大楼的楼顶上做现场报道。由于这是德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英国空军拒绝了他的要求。最后，丘吉尔首相受到这个年轻的美国记者的感染，出面批准了他的请求。在震耳的空袭警报与隆隆的炮声中，默罗以一种慎重、准确而有节奏的声音进行着广播。在他平静的声音中，饱含着对和平、正义的热爱以及对美国人民和新闻事业的责任感，这种高尚的情感蕴含着极大的感染力，给了战争中的美国人民心理安慰和精神力量，唤起了他们对纳粹的同仇敌忾的决心。

二、对象感

播音员主持人的特殊工作性质，使其在播音主持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心理状态。

播音员、主持人在进行播音主持工作中，大多数时候是在封闭的演播室对着镜头来完成的，播音员、主持人是把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传送出去给人收看和收听的，而在实际中，受众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对空发言或者自言自语。这样特殊的工作环境，对象的缺席，可能会使信息传播发生障碍。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引入对象感这一概念。

（一）什么是对象感

对象感是指播音员、主持人必须设想和感觉到对象的存在和对象的反应，也就是说必须从感觉上意识到受众的心理、要求、愿望、情绪等，并由此调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之处于运动状态。

（二）如何设想对象

对象感使播音员主持人的思想感情在工作过程中一直处于运动状态，从中流露出与设想的对象相符合的态度、语气、眼神、姿态。在备稿中，在播音、主持节目前，具体对象的设想就要完成。开始播音、主持节目，具体对象就要在感觉上出现。形象也许十分清晰，也许并不明显，但对象感必须把握住，如果对象感时断时续，甚至消失，那就会“心中无人”，影响节目的针对性和感染力。

不少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往往会反复审看审听自己的节目，将自己摆在对象的位置上，从而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对象。同时，播音员主持人应该多接触受众，如亲自接听热线电话，参加受众论坛和受众活动，尽可能多地熟知各种对象的情况。

三、亲切感

大众传播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必须要让受众觉得传播内容与他们有接近性和相关性。主持人播音员作为媒介组织的人格化形象代表，接近性和相关性就体现在他们要给受众以亲切感。

（一）什么是亲切感

亲切感体现在播音主持工作中，是指播音员主持人与受众之间情感上的接近性，让受众产生心理认同感，并对主持人播音员产生“熟人”、“自己人”效应。一旦有了亲切感，受众的忠诚度就会大大提高。

（二）如何产生亲切感

如何利用亲切感博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因素。

1.选择能激发受众情感的话题。

播音员往往不能自由选择话题，但是主持人在这方面灵活性比较大，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节目主持人。一个好的选题往往就意味着节目成功了一半。前文提到的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就非常擅长挑选能唤起观众情感共鸣的选题。《奥普拉·温弗利秀》定位在社会、家庭生活领域，话题非常宽泛，从家庭厨艺交流、失业人员的理财建议到父母对摇头丸的了解、妇女遭遇的暴力侵扰等。即便请来好莱坞明星，谈论的也是他们的家庭生活。

让全体美国人印象深刻的是在“9·11”美国遇袭事件之后，奥普拉将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定为——“怎样向你的孩子解释9·11”，显示出她对题材的敏锐触觉。这期节目在美国影响巨大，连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也要求在她的节目中出镜，以稳定国民情绪。

一位叫帕特里克·克洛维的铁杆支持者确信奥普拉具备成为一位出色总统的才能，他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奥普拉竞选总统：竞选，奥普拉，竞选》呼吁她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而福克斯电视台随即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4%的人认为奥普拉会“成为一位好总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诺德·施瓦辛格的支持率只有11%，参议员泰德·肯尼迪有23%，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则仅有11%。这也说明大众对主持人的认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图7.1　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利（Oprah Winfrey，1954—）

2.采用真诚平等的姿态与受众交流。

要获得大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播音员主持人应该抛下自己身上“公众人物”的炫目光环，与受众平等交流。前文提到的奥普拉主持的脱口秀曾连续18年坐拥美国日间电视谈话节目头号交椅，她本人被封为“心灵女王”，每年收入2亿多美元，是全球电视人中的首富，但是奥普拉在节目中从来都将自己放在与嘉宾、观众平等的位置。有人曾经好奇地问她每次为节目准备多少问题，她说：“我从来不准备问题，我只是坐在那里和人聊天。”

在奥普拉看来，与别人沟通的最好办法是去了解他们，倾听他们的酸甜苦辣的故事。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娱乐界，许多“脱口秀”节目为了吸引观众不得不大卖噱头，奥普拉的竞争对手们乐于展示功能紊乱的个人和家庭，以揭露和羞辱困境中的人为乐事；而奥普拉却想办法抚慰和帮助他们，让他们感觉好一点，从心灵出发，自我改善。奥普拉为那些受到心灵折磨的人群开掘了一个出气孔，让他们痛快地把压抑释放出来。

无论自己头上的光环多么炫目，奥普拉对自己的认识始终十分清醒，在获得第33届艾美奖为她专门设置的创始人奖时，她幽默地说：“成功了我很高兴，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是谁，我的鞋子还是踩在地球上，不同的是我的鞋子可能比别人的稍微贵点。”

3.主持人适度透露个人情况，扩大开放区域，提高受众对自己的熟悉程度。

心理学家约瑟夫·勒夫特和哈里·英厄姆共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约哈里”窗口，将个人的情况分为四个区域：

开放区域：这个区域代表关于个人的所有自知、人亦知的情况和信息。涉及行为、相貌、仪表、爱好、情趣、职业、年龄、性格、已发表的观点等等。

秘密区域：关于个人的自知而人却不知的情况和信息。人不可能把自己的一切都公开于人，隐私就属于这一范畴。

盲目区域：表示关于自我的人知而自不知的情况和信息。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往往很难做到客观和准确，盲目区域的存在使人尴尬。

未知区域：是关于自己的自不知、人亦不知的情况和信息，如预感、灵感等。

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人知因素不断扩大的过程。人际交往越活跃，秘密区域就会不断向开放区域转化，良好的人际传播，还会显著地促使盲目区域向开放区域的转化。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特性，使得他们天然地将自己的外在特征开放给了受众，但是这时开放区域的范围可能还比较小，如果播音员主持人能够主动开放一些自己的秘密区域，将会更好地促进他们与受众的关系发展。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播音员、主持人贩卖个人隐私，而是将自己的独特人生经历与受众坦诚交流。

表7.1　约哈里窗口

畅销书《我就是不明白：男人和女人交谈》的作者——黛伯拉·泰农曾经受邀请上过奥普拉的节目。泰农这样解释奥普拉节目的独特之处：一些男性主持的脱口秀节目是“报告谈话”（report-talk），经常是代表了男人之间的谈话；而奥普拉的节目形式是“亲切谈话”（rapport-talk），是你来我往的交谈，这是女性之间友谊的基础，看奥普拉的节目，就如同在倾听一个好朋友交谈。她深谙女性之间建立友谊的秘诀，通过交换秘密牵动嘉宾和观众的感情。对于隐私，大多数人是藏得越深越好，奥普拉则恰恰相反，她总是乐意向人们坦荡无遗，比如她在节目中讲述自己小时候的“劣迹”，曾经抽过可卡因，甚至谈到她幼年被强暴的经历。她的坦率和真诚是主持人中少见的，一般主持人不欣赏也不具备这种品格，而她对观众动之以情，这使她的议题及观众能很快进入角色，也使她能开拓别人不曾想到过的话题。

本章要点：

1.记者是媒介组织中距离事实本源最近的人，新闻记者的职责是采写新闻，提供信息。新闻记者“高风险”、“重经验”的行业特性要求记者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2.在记者采访活动中，新闻报道的生动性要求往往会发生潜在的作用，记者本能地会青睐更具情节性的细节和更具现场感的叙述，因此记者在对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认知活动中很可能会出现误区，如观察存在偏差，过于相信亲眼目睹的力量，在选择新闻素材时往往更注重个案，而忽视统计信息。

3.绝对的客观性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在事实中，新闻记者却可以尽量坚持客观报道，排除推论与判断，有意识地避免偏向，而尽可能地做到客观。

4.编辑活动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信息产品的面貌影响巨大。不同媒介的编辑运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

5.报纸的版面编排不仅可以美化版面的需要，更是表达新闻信息的一种手段，它其实是一种新闻价值评判系统，体现出媒体组织的立场和态度。

6.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大众传播链条的最后一环，无论在信息还是情绪层面都对受众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基本概念：

1.印象整饰：印象整饰是指人在交往中有意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过程。在新闻采访中，印象整饰体现在记者运用恰当的语言、表情或身体动作以及仪表风度等使采访对象对记者产生“自己人”的效应，从而缩短采访对象与记者的心理距离，使记者顺利实现采访的目的。

2.观察偏差：指记者在观察过程中（以及在对被观察者进行追忆时）可能会扭曲事实，甚或完全弄错。由于不同因素的影响，如偏见、暂时的期待（temporacy expectation）、被观察者的细节特征以及紧张等，观察可能千差万别甚至错误百出。

3.证实偏差：指人们根据预先所有的期望或理论去寻求、挑选和抽取资料的心理倾向。表现为人们一次只检验一种理论，而忽视其他理论的影响；当人们去寻求信息以检验自己的理论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想要证明自己理论正确无误的倾向。

4.指认不当：指无法分清同一范畴或类型中事物之间的区别，即把同一类型中的不同成员视为完全相同的个体，说明这种现象的另一术语是类别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和过度概括（over generalization）。

5.社会效标效应：是指如果信息传送者的“社会效标”愈明显，在社会上的威信、名气愈大，那么被影响的人往往会愈加信服。

6.平衡：西方报纸往往自我标榜公正无私、立场不偏不倚，在新闻报道、社论、评论、特写专栏以及读者来信中，尽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各种新闻体裁之间相互补充。这种手法，叫做宣传上的“平衡”。

7.对象感：指播音员、主持人必须设想和感觉到对象的存在和对象的反应，也就是说必须从感觉上意识到受众的心理、要求、愿望、情绪等，并由此调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之处于运动状态。

思考题：

1.请注意以下报道中形容词的运用，并通过它们来判断记者的立场。

……事实已经证明，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无法迅速行动起来，帮助这位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妇女。——《新泽西州疗养院丑闻》，《费城问讯报》，1986

2.请在报刊中找出一个证实偏差的案例，并试着分析如何避免该偏差。

3.请关注不同媒体的同题报道，比较不同记者之间观察事实和运用事实的差异。

4.你能区分新闻报道中的“报道”、“推论”和“判断”吗？

5.如果编辑在审读当中遇到与自己的既定立场完全不一致的观点，他该作何反应？

6.请在报刊的新闻报道中找出“抬高”和“拟低”的例子各一个。

7.请注意当地新闻联播的节奏，并提出改进建议。

8.你最喜欢哪个播音员或主持人？你会特别信任他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吗？为什么？

9.请比较奥普拉与国内某一节目主持人的社会影响，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延伸阅读：

为什么干这一行：知情的需要，传情的需要

（Why We Do It：A Need to Know，a Need to Tell）

《华尔街日报》本周都在庆祝它获得普利策突发性新闻奖。获奖新闻是关于去年9月11日，4架载着活人的美国客机被用作袭击美国的武器的报道。

一架飞机撞向了美国国防部，另两架撞进了世界贸易中心，导致它起火并坍塌，第四架飞机上的乘客强迫飞机撞向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块宁静的田野。所有这一切均在同一天上午发生。所以，这个奖以及今年的其他奖项，其实是在伤痛中问世的。这一天之内所发生事情的细节目前已经是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道德的情感的成分却并未完全暴露，至少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是这样。

关于当天《华尔街日报》的所作所为的故事，已经有人讲述了。事实上，那天在街对面世界贸易中心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疏散，极有可能不再回来了。这种疏散对记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很难说清楚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的报纸每天都在这栋大楼里生产出来，现在为了求生，你要做出逃离的决定，这无异于让船长弃船。大多数的船长都会选择与船共沉。《华尔街日报》大多数记者和编辑也像船长一样，选择留在船上，只要在船沉没之前能尽快将最后一版报纸弄出来。

有人讲过，我的同事、外国新闻主编约翰·布西接到通知要离开大楼，而当时他却正在为CNBC电视台做现场直播。没有人讲过，我的社论版同事菲尔·康纳斯在下午三四点时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一如既往守在9楼的书桌旁工作，当时窗玻璃已经被震碎，而他的电脑还上着网。菲尔早就收到让他疏散的电子邮件，而他却抓起一部别人掉下的数码相机，躲开警察，冲到最危险的地方，拍下了那些后来被叫做“爆心投影点”的慑人心魄的照片。当然，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同样的事情。

《华尔街日报》因为报道去年9月的一些原本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在今年4月赢得这个奖项，这给了我一个恰当的时机，来说明我们新闻记者为什么要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报道揭示的是战争、自然灾害和噩运中人性的堕落，或是反映出人的作恶和引起关注的嗜好时，一些最好的新闻工作和新闻作品就随之产生，并因此受到褒奖，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至少是在那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用一种并非所有人都完全认同的方式来描述：那天早晨，几乎所有工作在下曼哈顿最南端的人，在惊恐万状之余，有生以来最大的渴求莫过于平安脱险，渡过曼哈顿河，去拥抱自己所爱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在市中心工作的《华尔街日报》成员，有生以来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去抱住一台个人电脑，以便在死前将新闻发布出去。

为什么我们会全力追逐这些故事并付诸报章，好像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个人安全与健康、对他人的情感，或是公认的权威——没有一样比这些故事更重要吗？我在长期观察同事们的工作之后发现，很明显，他们尊重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不可抗拒的截稿时间，也就是印刷机转动的那一刻。

很多人对办报的态度都很虔诚。的确，我们这个行当中有很多人经常感到，他们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无私的文化修士和修女，但是，这种胸怀“神圣的责任”的观念还并不是报人令我惊叹的主要方面。我着迷于他们那种强迫性冲动。

在政府安全为先的世界上，有一个词语叫做“知情的需要”。它的意思就是，基于安全理由，对于某一特定主题，你只需要告诉某人他需要知道的那些东西，一点也不要多。报人会对这个有名的词语略有改动，他们会说：“我需要知情，我需要传情。”

在新闻工作中，有一种知情、探究和传情的强迫性冲动，这正是本行业的高贵所在，这也正是《华尔街日报》为什么能在9月12日竭尽全力保证出报的原因。

9月11日那天的所有非凡努力还都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也是更强有力的一半，开始于第二天早晨近200万订户读到报纸之时。这些人在分享一些可以叫做一般性事实的东西。这些一般性事实，这些刊登在报纸上的新闻，让人们可以理智地互相讨论公共生活，讨论一些超越他们自身的事情。它是讨论从小到邻里、大到国家的一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这种关于新闻功能的观念并不新鲜，人们可以继续探讨它。它通常只不过是把故事讲得高明，而通常这就够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方面值得点评。

我们告诉自己，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此之前是电视时代。这种新的信息流有时容易被称为“数据流”。这听起来不像是新闻专著上的用语。它是别的东西，而且通常更有用，但不是那种我们在《日报》的每个人都能叫做新闻的东西，我们谋求的是超越单纯信息的“影响流”。

9月11日那天，本报华盛顿分社主编布赖恩·格鲁利收到了50名记者的急件。如果我们是电视台的话，布赖恩·格鲁利会让这50名记者在观众面前将他们头脑里的所有东西逐一讲述，也可以称他们为“说话的大脑”。不过，我们的头版报道《惊骇而立，举国生疑》成了《日报》申报普利策奖的报道，它对9月11日的丝丝入扣的叙述，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仿佛出自一个人之手。

这篇报道所做的，也是办得好的报纸所做的，是拨开信息高速公路的迷雾，而诉诸一种有条理的智慧——先是由记者，然后是由一群编辑，再后是由稿件编辑，即那些能在几个小时内理清千头万绪的人逐一处理。反过来我们希望，读者们关于我们每天所描述的这个世界的对话也是连贯的。

日常办报太苦、太无情，以至于不能始终产生高明的思想，但是，此刻却能够恰当地揭示：9月11日那天也好，今天下午也罢，报人会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那就是将事实传送出去，并相信这些传情的努力能消除痛苦、问题和暴力事件；我们目击并且用文字描述它们，而它们经过撰写、编辑和出版，变成了新闻。

（本文是《华尔街日报》总编丹尼斯·亨宁格在2002年该报获得2001年度普利策突发新闻奖后所致的答谢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