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受众心理

根据大英简明百科，青少年是介于青春期（puberty）与成人期（adulthood）之间的过渡时期（约12—20岁）。在这期间他们开始脱离父母独立，但仍欠缺一种明确的社会角色定位。这是一段情绪高涨和充满压力的时期，因而青少年（teenagers）是指从儿童阶段过渡到成人的特定时期的人类个体的总称。

一、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征

（一）认知心理特征

认知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与联系，并揭露事物对人的意义与作用的心理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和智力的发育、生活阅历的丰富、实践能力和范围的提高，青少年在认知心理方面呈现以下特征：

1.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有了提高，开始对社会事物产生质疑。

2.青少年的社会互动与自我认知能力进一步提高，自我建构越来越清晰。

3.青少年期虽然个体的自我意识显著提高，但也可能出现偏差，导致抑郁、自杀、冒险行为等。

4.学校、同辈群体与大众传媒等社会文化环境对认知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

（二）青少年的情绪情感特征

从生理学上看，青少年是儿童向成年人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身体的发育和心智的尚欠成熟成为左右他们的情感内蕴和情绪外显模式的重要因素。

1.青少年的情感和情绪日渐成熟和稳定，自我情绪调节和控制能力趋于提高。

2.情感的内容越发丰富、深刻。

3.与成人相比青少年的情感还比较敏感和脆弱。

（三）青少年的个性心理

个性是指一个人在其生活、实践活动中经常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个体心理特征的总和，指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具体表现在气质、性格、智力、意志、情感、兴趣、爱好等方面。

1.青少年个性千差万别、精彩纷呈。

2.个性多变，尚未稳定。

3.相对于儿童期和成人期，青少年的个性较为叛逆。

4.自尊与自卑交织。

二、青少年受众的媒介接触特征

（一）受大众传媒传播方式影响，青少年易产生“媒介依赖症”

“媒介依赖症”的典型症候，表现为过度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往往从大众传媒或媒介人物中寻找依据；满足与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社会的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等。（郭庆光，1999）现代青少年多多少少呈现出“媒介依存症”的个别特征，也提示着家庭和学校教育方式的改进。

（二）控制能力弱，易导致“网络成瘾症”

心理学家布伦纳（Brenner，1997）的研究显示，网络依赖行为和年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相关性，但与性别与种族关系并不大，青少年尤其容易成为网络成瘾的高发群体。网络成瘾者的非适应性认知特征非常明显。首先，他们对网络有一种“家”的感觉。网络世界让他们觉得舒适、温暖和安全，在网络世界里才能随心所欲地表现真正的自我。其次，网络给上网的青少年带来现实生活所无法给予的迥异体验，从而形成一种不合理的信念，即认为网络是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甚至高于生命。第三，他们会以网络的处理方式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例如，游戏痴迷者从网络游戏中习得的消灭对手的方式来解释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对立。

（三）媒介接触行为与偏好受外界环境影响大

首先，青少年的家庭背景会影响青少年的媒介接触行为。家庭处境不顺或者与同学关系不融洽的青少年倾向于喜欢看打斗暴力场面多、富于刺激性的节目，而且主要从冒险情节或场面的紧张感中得到“满足”；而那些伙伴关系融洽、享受家庭温暖的青少年则更喜欢看一些轻松、快活、有趣的节目，而且在观看的同时，往往还联想把节目内容应用到与伙伴们的游戏之中。其次，青少年的媒介接触行为受同辈群体的影响较大。在对媒介产品中的人物或事件的态度上，青少年往往会屈服于群体压力与同伴保持一致。再次，青少年的媒介接触行为受偶像的影响较大，容易受到媒介精英的心理控制。

（四）青少年对电视人物的行为与处事方式的模仿性强

社会心理学创始人塔尔德认为，一切社会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而纯粹的发明是少之又少，人类的大量的行为是模仿，它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现象。模仿也成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他人经验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

三、大众传媒与青少年偶像崇拜

（一）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特征

“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文化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就“你的偶像是谁、你为什么喜欢他（她）、你换过偶像吗、换过几个偶像、大约几个月换一个偶像”等问题对近5000名浙江省中学生进行了偶像崇拜的情况调查。

1.大众传媒对中学生的偶像崇拜影响巨大，媒介人物是中学生偶像的首选

数据显示，选择媒介人物作为自己偶像的中学生占了92.58%，而将现实人物选为偶像的中学生只有6.87%（见表9.2）。

表9.2　浙江省中学生偶像类型

2.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比较来看，男生在明星崇拜、政治人物崇拜、自我崇拜上比例较女生要高，而女生在超女崇拜、杰出人物崇拜、父母崇拜、亲属崇拜上比例较男生要高。

3.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别

从城镇与农村的比较来看，崇拜政治人物、父母、自我、虚构人物方面城镇中学生比例要高于农村中学生，而在明星、亲属、老师和同学的崇拜上农村中学生比例要高于城镇中学生。

4.从中学生崇拜的具体对象看，男性偶像占了压倒性多数

从中学生崇拜的具体对象的排名看，男性偶像占了压倒性多数，甚至排名第6和第8的周笔畅和李宇春都是以中性化形象出现。

表9.3　排名前20位的中学生偶像崇拜对象

5.中学生的偶像崇拜体现出对泛中华文化的认同

从排名前20位偶像的国籍或地区来看，除姚明、周笔畅、李宇春和刘亦菲四人来自中国大陆、麦克格雷迪是美国NBA明星外，其余均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华语区。这说明“文化认同”是文化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的重要制约因素。

6.狂热偶像崇拜现象不容忽视，女性更容易对异性崇拜对象产生浪漫式依恋

在该研究深度访谈的103名对象中，有9人是狂热的偶像崇拜者。其中一位是贝克汉姆的狂热崇拜者，收集大量的海报贴在她的房间，准时收看贝克汉姆所在曼联队的比赛，后来发展到在媒介上看到贝克汉姆的绯闻就气愤，喜欢他的儿子却讨厌他的妻子，希望与其近距离接触。还有一名是韩国影星李俊基的崇拜者，为了今后有机会和偶像见面，决定大学报考新闻专业，以后从事娱记职业，甚至一年前就开始学习韩语，并节衣缩食攒钱打算三年之内去韩国看一次李俊基。这9名狂热崇拜者均为女性，并且迷恋的偶像均为异性。美国学者Adams-Price Greene（1990）曾把对偶像的依恋分成两种，即浪漫式依恋（romantic attachment）和认同式依恋（indemnificatory attachment），前者是希望成为偶像的恋人，后者是希望成为偶像那样的人，此次调查发现女性更容易对异性崇拜对象产生浪漫式依恋。

（二）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动机

“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文化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课题组在深度访谈中考察了中学生偶像崇拜的动机和藉此获得的满足，包括实现自我认知、消除对社会孤立的恐惧、建立和谐关系、弥补感情饥饿、“代理”自身的愿望、逃避现实压力、获得审美享受等，在此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对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动机作简要探讨。

1.基于模仿机制的偶像崇拜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Gabriel de Tarde，1843—1904）在他的著作《模仿的法则》中指出，个人和群体，都具有双重的心理倾向，一方面不断地追求特立独行，另一方面又模仿他人，唯恐自己被潮流遗弃，被群体孤立。同济大学法国研究中心教授高宣扬（2006）认为，在流行文化的追求中，存在着一种“羊群心理”，即群体成员对群体存在着相当大的依赖性，对于自己的命运消极等待，渴望着群体中出现“救世主”或“超人”来引导潮流，从而能以最省力、最经济、最便捷的方式获得他的指引。无疑，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偶像明星就充当了宗教中作为“牧羊人”身份的牧师为“羊群”指引方向的角色。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告诉我们，人类许多学习行为的发生，除了个人的亲身经验外，大都是由于观察他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替代性学习（vicarious learning）”效果，也就是所谓的“示范”作用。较之亲身的示范行为，班杜拉认为，媒体所营造的符号环境示范作用可能更大。班杜拉将个体在观察学习时对社会情景中某个人或团体行为学习的过程称为模仿，模仿的对象则为楷模，楷模可分为榜样和偶像，前者是指教育者给学生树立的那个对象，后者指学生主动寻求的模仿对象。偶像崇拜是一种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与其相对应的是以人物特质，如道德及其外化的行为，为核心的社会学习与依恋，即榜样学习。过去青少年的模仿榜样是时代先进人物，而当代青少年的模仿对象则日趋多元化。

2.基于群体机制的偶像崇拜

在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较为浓厚的西方社会，人们总是试图避免与他人同流，尽力追求个体的特性和优越。但一系列实验也证明，融入群体过程越困难，融入群体的个人参与者越倾向于选择与所处的群体保持同一性。社会心理学家拉达内提出的“社会影响理论”，指出人们有三大因素决定着个人接受外来影响的程度。第一，是周围群体的“强度”，第二是周围群体与个人的亲密性，第三是周围群体的人数。强度和亲密性越大，与群体的一致性、雷同性和类似性就越强。至于在数量方面，其影响方式就显得更为复杂。流行文化从来都是靠它的群众性和强制性而取胜的，女性青少年对“超女”的崇拜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3.基于时尚消费心理机制的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有不同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大众媒介广告将明星与某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用品，包括休闲、娱乐、打扮、姿态、随身物等物化的、动作化和程式化的符号联系起来，认同、崇拜某一明星就等于认同了某种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如耐克广告中的NBA战神乔丹形象与“想做就做”（just do it）的生活态度，就等于认同了乔丹和这种生活态度，认同了与乔丹有联系的商品与符号；周杰伦的音乐风格与舞台形象给人含混不清、耍酷、放荡不羁，骨子里却是深沉、温柔、孝顺的邻家男孩的形象。认同了周杰伦的语言、姿态、表情、动作和穿衣风格，就认同了这种混杂不清的生活态度，消费他们的音乐、服饰、海报，就是消费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但是明星的身体成为偶像或者成为青少年的消费品却是大众传媒精心策划的，这种消费心理机制的形成，离不开大众传媒对明星的包装及商业运作过程。大众传媒将身体中的某些性感、美丽、健康、叛逆、酷的部位与知名的品牌和某种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赋予这些品牌的消费品性感、美丽、健康、叛逆、酷味等含义，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在潜意识里告诉青少年，要成为与某些明星一样的性感和美丽，就必须使用同样的品牌、喜欢同样的歌曲、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

正是由于明星的身体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在消费社会里，不间断、高频度地创造这些符号就成为大众传媒与广告商合谋算计青少年消费者的目标，因此不断有新的名词、概念、品牌、口号被发明，旧的明星不断地被新的符合传媒和广告商意图的新明星所替代，流行的周期越来越短，而青少年对某一明星的崇拜的终结是从对另一位明星的崇拜开始的。调查数据表明，浙江省中学生人均更换过3.79个偶像，男生为3.71人次，女生为3.84人次。偶像更替的频繁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偶像崇拜更像一种对流行符号的消费行为。

4.基于快感生产机制的偶像崇拜

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少年偶像崇拜源自于对社会强加于他们的规范的抵制心理，如对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崇拜。费斯克认为大众的快感以两种方式运作：躲避（或冒犯）与生产。许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快感（他们可能是动机最强烈的逃避社会规训的人），会转变成过度的身体意识，以便生产这种狂喜式的躲避——躲避社会规范对他们行为举止的约束。他列举了摇滚乐，震耳欲聋的音乐播放，只能靠身体的摇摆去感受，而不能用耳朵去倾听；还有迪厅的撞头舞、闪烁的灯光、药物的使用，都可用来提供感官的、逃避式的、冒犯性的快感。

大众的快感有时候是从影视文本中生产出自身的意义。费斯克以《第一滴血》的影视欣赏为例，发现它是生活在澳洲中部沙漠地区原住民最为喜欢的电影之一，原因在于他们能从电影文本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主人公兰博是第三世界的代表，与白人官方阶层之间的斗争，这种意义的解读显然与他们对白人、后殖民父权主义的体验有关。这种意义生产所具有的活力，在于维护了那些在差异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文化的权利与认同。与此类似的是2005年的“超女”比赛中，平民偶像李宇春打破传统规范的穿着、舞台形象和行为方式被崇拜者从反父权制话语方向加以解读。

5.基于身体狂欢的偶像崇拜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表现之一是以“嘉年华”式的“节日”狂欢为基本模式，如歌星的见面会、超女超男和梦想中国的录制现场、摇滚演唱会等等。俄国文学评论家巴赫金认为“嘉年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把表演者和观众区分开来。严格地说，嘉年华既不是被注视或被观看的，也不是被演出或被表演的，因为它的参与者是活生生地活动于其中。所有在日常生活中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干预和限制的力量，诸如法律、规范、禁忌等等，都在嘉年华中被悬置起来而失去了效力。日常生活中的等级结构以及社会生活中延伸出来的不平等关系，都被排除在嘉年华之外。人们在嘉年华中完成了自己与各种枷锁、限制和规范的决裂，将“神圣”与“世俗”、“崇高”与“低俗”、“伟大”与“渺小”、“智慧”与“愚蠢”等一切相互对立的东西，彻底清除在嘉年华的欢乐之中。巴赫金认为，一切官方和“标准”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充满着暴力、禁忌和限制，以“严肃”为它的基本特征，将文化创造中的精神自由压抑得一干二净。摇滚乐就是一种嘉年华式的盛会，对摇滚歌星的崇拜如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和80年代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队的歌手的崇拜，反映了青少年对生命热情高涨、渴望自由、对现实痛苦通过身体的有节奏的摇摆而脱离社会规范压抑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