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对具体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所做的分析，是对传播内容客观的、有系统的定量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分析传播内容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传媒心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一、内容分析的定义

精确而系统的内容分析方法，是由传播学先驱，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的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创立的。他于1926年完成、192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对战时宣传品进行了内容分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与莱斯特合著的《政治语言学》一书，对内容分析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著名记者李普曼对美国《纽约时报》三年内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道进行了研究，证明美国传媒由于受“组成新闻机构那些人”的愿望所主宰，其报道既不准确，又带有偏见。该研究为内容分析法的形成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内容分析法的定义，最权威的是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1952）在其著作《内容分析：传播研究的一种工具》中所下的定义：“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显性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地描述的研究方法。”传播内容是指任何形态的可以记录、保存的传播信息，可以是报纸，也可以是广播电视的录音、录像。客观是指研究者按设计好的程序研究现有的资料，对变量分类的操作性定义十分明确，不受研究人员的主观态度和偏好影响。系统是指要分析的内容是根据严密的系统的抽样方法抽取出来的样本，并且必须用一致的、标准的方法进行分析处理。编码员或评分员接触的内容、时间必须一致，而且其编码或评分标准和统计方法必须一致。只有保持严格的系统性，才能避免其他影响结果的因素干扰。定量是指将各种形式的内容转换成可以使用数量方式表达的资料，即以频次、百分数等图表，并进行统计分析。

二、内容分析的类型

1969年，霍尔蒂斯指出，内容分析法除对假设进行科学检验外，还具有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说明信息来源的特征、分析劝服的方法、说明受众对信息的意见、描述传播模式等功能。德国学者阿斯特兰德在《经验性社会研究方法》一书中将内容分析法分为描述式内容分析、推论式内容分析和交往的内容分析三种类型。跟其他研究方法一样，在运用内容分析法时，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的目的，包括提出研究课题和假设以及规定分析对象的范围。然后抽取分析样本，选择分析单位，制定评分定量标准，进行预测并检验分类标准的可信度等。最后对内容进行评分，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并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结论。

为了调查传媒表征的本质，内容分析在传媒研究中得到了频繁的使用。典型的情况是，研究者根据可能的表征类型（如观看电视的人口分布）和包含的不同文本（如不同类型的电视秀节目），制定出研究计划。传媒心理学中较有代表性的内容分析例子，是利文斯通和格林（Livingstone＆Green，1986）所做的英国广告片中性别形象的研究。检验内容分析所得的数据，通常采用X²检验的方式，该检验只要有少数几个分类就可采用。例如，假设我们已经收集到啤酒和食品广告中男女出场情况的数据，可以将之整理成表11.1这样的表格，它通常称作或然表（contingency table）。

表11.1　假设的内容分析数据

X²检验的第一步是计算表中每个单元的期望值（expected value）。即将相关行的总数乘以相关列的总数，然后除以表中的单元数。因此，第一个单元是这样计算的：

117×102/228＝52.3

通过男女总的分布情况和不同广告的频率，我们便可以预测，啤酒广告中男子的人数在某种程度上低于我们的观察值（observed value）68。如果我们对啤酒广告中女子出场的人数进行同样的计算，可发现期望值为64.7。我们的观察值偏低。这个情况在食品广告中刚好相反。对单元中的偏差相加，便可计算出X²值。一般来说，X²值大就认为有显著性，即表中存在意料之外的离差，说明啤酒广告更乐于使用男子形象，而食品广告更乐于使用女性形象。大多数内容分析当然要复杂得多。处理更大的或然表可采用一种更复杂的技术，称作对数线性分析（log-linear analysis）（Giles，2002a）。使用该方法可以考察几个不同类型广告中的性别形象，而且还可以将儿童包括进来考察，以及考察不同播放时间或节目类型的效果。

三、内容分析的步骤

一般将内容分析研究的实施分为4个步骤：确定研究目标、抽取信息样本、分类和编码、统计分析形成结论。下面结合“《新闻联播》样本分析及研究”（周晓普，2002）作简要介绍。

1.在研究的开始就要明确研究目标。《新闻联播》是中国最重要、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综合电视新闻节目。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联播类新闻节目的现状，代表了中国电视新闻的形象。目标是研究《新闻联播》中新闻的状况和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2.内容分析中抽样一定要考察样本的代表性。《新闻联播》每天30分钟，研究者在连续两年的11月份选择了两个星期作为研究对象：1999年11月8日至14日（以下简称样本一），2000年11月13日至19日（以下简称样本二）。如此选择的理由如下：首先，出于从日常报道状态研究的考虑，这两周不逢年节，也没有重大活动、重要会议，属于节目常规播出时期；其次，在两年的同一月份选择相近的周次，时间上有可比性；第三，这两年处于20世纪的最后两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电视新闻上个世纪所达到的报道水平；第四，这两个样本以自然周为单位，这既是人们工作、生活安排的一种基本时间周期，同样也是一个报道周期，又便于样本数据的计算、统计。

3.分类和编码是内容分析最主要的部分，是保证内容分析“客观性”和“系统性”的主要手段。分类的所有类目应相互排斥而且互不包容，涵盖全面而不是部分。编码是按照分类的标准去处理资料，需要三名以上掌握分类标准的编码员，分别对同一资料进行分类。

研究人员将新闻从国籍上分为2类。国际新闻，从内容上又分为五类：地区热点、突发事件、国际关系、会议报道、后续报道；国内新闻，又分为时政新闻（又进一步细分为会见、外交、会议、领导活动、宣传重点、公告等6类）、其他国内新闻（又以行业和社会分工分为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医药卫生、军事、人物、法制新闻9类）。

研究人员按新闻时效分为5类：今天、昨天、最近、无时间、将来。对几类加权处理，可以得到新闻的平均时效。对不同时效的新闻赋予不同的得分：“今天”新闻得5分，“昨天”得4分，“前天”给3分，“最近”得2分，无时间得0分，“将来”新闻因无法加权不计算在内。

研究人员还按是否有同期声、新闻时长、新闻来源进行了分类。

4.统计分析的方法可参考前一章和其他统计分析教材。研究者通过多方面的统计分析，认为《新闻联播》在国内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政令，引导舆论，传播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积弊也正在日渐削弱着《新闻联播》的传播效果。《新闻联播》只有尽快克服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才能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家级电视台第一新闻节目的地位吻合起来。

本章介绍的所有研究方法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它们是互补的。在从事传媒心理学研究时，要根据研究的目的和主题，根据研究的不同阶段，灵活使用各种研究方法。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更没有一成不变的研究方法。西方传播学者斯坦利·迪兹曾经就这一问题作过非常精辟的阐述：“今天的所有理论将来都会过时，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有错。这种情形至少跟过去那些理论大致是一致的，它们在处理人类的不同问题方面曾经是有用的，那些问题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不怎么有道理，甚至有些傻，就像将来的人看我们一样。留存下来的是我们寻求有助于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理论的努力。我们在努力寻找思想和谈论我们今天的情况，帮助我们建设希望的、未来的、有趣的而且是有用的方式。”大众传媒在发展，研究方法也在发展，传媒心理学研究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与新方法的采用分不开的。我们不但要跟踪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还要善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走在时代的前列。

本章要点：

1.质化研究是在自然环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搜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其特征是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质化研究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但质化研究所选择的问题具有特殊性、意外性、模糊性、陌生性、深层性等特点，适合于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等。

2.访谈研究（interview survey）是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交谈来搜集心理特征与行为数据资料的一种方法，是心理学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研究方法，也是质化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在访谈前，首先要明确访问目的、选择访问方法，然后选择有代表性的被访者，接下来才能根据确定的访问项目拟定问题，并按规定的访问流程予以实施。质化研究的访谈一般是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或一对多的焦点访谈。

3.心理传记是一种个案研究，起源于弗洛伊德对达·芬奇、摹西等人的研究。该方法是把人当作“故事”，通过分析个人的生活资料和叙述来了解人们如何建构他们的世界，是凭借个人世界观的重建而寻求宏观与微观观点相结合的方法。心理传记是研究大众传播效果，特别是影视剧等娱乐节目对人们心理的长期影响的有效方法之一。心理传记研究的核心是选择案主、搜集资料和写心理传记。

4.民族志是研究者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一般认为，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民族志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

5.实验设计是指控制实验条件和安排实验程序的计划，是实验研究的基础，决定实验的信度和效度。其目的在于找出实验条件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结论，来检验解决问题的假设。在实验设计时，需要明确实验的目的，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控制无关变量的方法，以及如何进行实验评价。

6.实验法是有目的地严格控制各种条件，使用一定刺激，引起相应的行为反应，进行验证性研究的方法，分为准实验设计和真实验设计。

基本概念：

1.量化研究：一般要收集第一手资料，即通过观察现象和设计实验，得到数据资料，从而得出结论。

2.质化研究：是在自然环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搜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

3.访谈研究：是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交谈来搜集心理特征与行为数据资料的一种方法，是心理学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研究方法，也是质化研究最基本的方法。

4.个案研究：旨在对某个个体的各个侧面进行综合分析，侧重考察某个人、某个社区或某种媒介。

5.民族志：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一般认为，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民族志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

6.实验法：是有目的地严格控制各种条件，使用一定刺激，引起一定的行为反应，进行验证性研究的方法，分为准实验设计和真实验设计。

7.内容分析：是对传播内容客观的、有系统的定量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分析传播内容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传媒心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思考题：

1.选择下列“研究题目”中的一个，讨论使用质化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并提出自己的研究设计。

大学生自尊结构的探索　　　　　　　　公务员考试培训需求研究

一个成功者的心路历程　　　　　　　　电视台办网站的决策研究

外出民工打工动机的动向研究　　　　　对×××志愿者的研究

宿舍电视使用研究　　　　　　　　　　对热衷于探险行为的人的研究

2.你想比较大学生和老年市民某一电视频道的反映情况，你选择了一组被试，进行笔头测试，在这一实验中可能威胁内部效度的因素有哪些？为什么？

3.如果你决定去测验人们看电视的时间是如何随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你会采用什么类型的实验设计来研究？为什么？

4.请对最近的一次灾难性报道中的媒体的价值取向作内容分析。

延伸阅读：

统计学对医学的贡献——吸烟与肺癌

1945年，英国生物统计学家布拉德福德·希尔（Bradford Hill）运用统计学原理，设计了一个精妙的实验，证明了链霉素能够杀死结核杆菌。从此，肺癌的死亡率首次超过了肺结核，成为人类最致命的肺病。

194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又给希尔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找出肺癌和吸烟之间的关系。那一年英国的肺癌死亡率比25年前提高了15倍，这个数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都想找出其中的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工业化造成的空气污染，还有人说这是由于新式柏油马路散发的有毒气体，只有少数医生怀疑是吸烟造成的。

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大批吸烟者，据统计，英国当时有超过90%的成年男子都是香烟的瘾君子。正是因为吸烟人数实在太多，希尔犯了难。他不可能去统计得肺癌的人当中抽烟的有多少，不抽烟的有多少，因为他几乎找不到不吸烟的人。

怎么办呢？希尔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首先，他做了个合乎情理的假设：如果吸烟确实能引起肺癌，那么吸烟越多的人得肺癌的几率就越大。其次，他认为必须排除其他的致癌因素，比如空气污染，初次吸烟年龄，居住环境等等。换句话说，他必须找出一群人，其他方面都比较相似，只有吸烟的量不同。

1948年，他从伦敦的医院里找出了649个肺癌病人，以及同样数量的情况相似的其他病人。然后他雇佣了一批富有经验的调查人员，挨个询问病人的吸烟史，把结果做成了一个统计表。结果显示，肺癌病人中有99.7%的人吸烟，其他病人则有95.8%是瘾君子。这两个数字当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可当他把病人按照吸烟数量的多少分成不同的组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4.9%的肺癌病人每天吸50支烟以上，而只有2.0%的其他病人每天吸这么多烟。也就是说，吸烟越多的人患肺癌的几率就越大。

1950年，希尔把这个实验结果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首次科学地证明了吸烟和肺癌的对应关系。但是这个结果相当微妙，不懂统计学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重大意义。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希尔又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实验。他给6万名英国医生发了份调查表，请求他们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吸烟史详细记录下来寄还给他。之所以选择医生做为调查对象，完全是因为希尔相信医生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描述能力肯定比普通老百姓更精确，也更诚实。

有4万名医生寄回了调查表。希尔把他们按照吸烟数量进行了分类，并要求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属）及时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2年半后，有789名医生因病去世，其中只有36人死于肺癌。但是当他把医生们的吸烟量和发病率联系起来后，发现只有肺癌的死亡率和吸烟量有对应的关系，其余疾病都和吸烟量没有任何关联。比如，每天吸25克烟草的人的肺癌死亡率比每天吸1克烟草的人多2倍以上，而其他疾病的死亡率只比后者多20%。

1993年，大约有2万名当初接受调查的英国医生去世了，其中有883名医生死于肺癌。如果把他们的吸烟数量和肺癌发病率联系起来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每天吸25根烟以上的人得肺癌的几率比不吸烟的人多25倍！后来其他一些类似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现在，吸烟和肺癌的关系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发达国家的烟民数量正在逐年下降，其肺癌的发病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那些因为戒烟而免于肺癌的人真应该感谢希尔当初所做的贡献。

希尔使用的第一种方法叫做“对照研究”（Case Control Study），第二种方法叫做“定群研究”（Cohort Study）。这两种方法是目前群体医学研究领域最常用的两种生物统计学方法，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关于健康的忠告都应该经过这两个方法的验证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

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会从报纸上读到大量这类忠告，有些忠告根据的是确凿的科学实验，有着确凿的因果对应关系，这当然没话讲。但是更多的忠告来自于统计学，因为它们所涉及的病因都十分复杂，必须运用希尔博士发明的“对照研究”和“定群研究”等方法找出内在的规律。就拿吸烟和肺癌来说，我们并不能说“吸烟能够引起肺癌”，因为我们经常能在生活中找到吸了一辈子香烟也没有得肺癌的人。我们只能说“吸烟能够提高肺癌的发病率”，这才是科学的描述方法，因为肺癌的发病机理还没有完全搞清呢。

评论：希尔以职业的医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所收集数据的客观性、有效性和针对性，而可信的数据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一点对于传播学也不例外。

传播学有着交叉性、多科性和边缘性的特征，传播学的很多研究资料来源都存在于社会学和行为科学、艺术以及人文学科里，它的研究方法同样来源广泛，可能来自卫生、教育、医学、企业管理等其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传播学者，你不但面临着在某个传统的传播领域中学习传播方法，还要尝试综合其他学科的方法于一体。

（资料来源：James Le Fanu著，袁越译.《现代医学沉浮录》（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Publisher：Carroll＆Graf Publishers，2000）

附　录

研究一

准社会交往测量实证研究

葛进平　方建移

内容提要：本文以杭州市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为研究对象，用自编的李克特量表和顾特曼量表，在国内首次进行了准社会交往的实证研究。根据测量的数据，研究者对两个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作了分析，并对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的准社会交往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关键词：准社会交往　老年人　外来务工者

准社会交往是指受众将大众传媒中的人物当作真实人物做出反应。1956年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Horton and Wohl）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首次提出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这一概念。在准社会交往中，受众所“交往”的传媒人物既可以是节目主持人或新闻播音员，也可以是虚构人物，甚至以非人类的形式存在，但受众仍像面对面交往那样对其做出认知和情绪反应。

霍顿和沃尔所提出的准社会交往概念，本身就隐含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准社会交往是出于对不充分的人际交往的补偿，第二种解释认为准社会交往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动机，它需要受众具备理解、同化节目内容的能力，遵循着面对面的日常社会交往中同样的规则。

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项研究对个体通过准社会交往满足其交往需要的意图进行直接的测量，西方的量表和结论是否适合中国的人群，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本研究旨在提出具有高信度和效度，且能适应中国人群的准社会交往测量量表，并根据测量数据得出了一些结论。

一、准社会交往实证研究综述

准社会交往是人们使用传媒过程中极普遍的心理现象，但实证研究十分困难。在霍顿和沃尔提出这一概念20多年后，才有传播学者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

1.测量方法的研究。1979年Levy编制了7个题目的调查表，以240人为对象的研究表明，社会交往机会越多（测量群集度、是否单独看新闻），准社会交往就越少。但该研究没有进行效度检验，信度也较低（alpha＝.68）^[1]。1984年Houlberg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和电话调查了哥伦布市的258位成年观众，考察其对电视新闻主持人的准社会交往。通过因子分析，将18个变量归纳为准社会交往、专业、身体三个因素，其中准社会交往5个变量的特征根为4.8，贡献率为26.7%。

Rubin对准社会交往进行了长期的实证研究，是准社会交往实证研究的关键性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准社会交往量表的研制和测量。他所编制的量表（1987）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应用。1985年Rubin和Perse、Powell采用问卷，对390人的准社会交往进行调查，使用因子分析将29个变量减少到20个，有0.93的信度，贡献率为45.7%。结果表明，准社会交往同孤单和寂寞不存在正相关（r＝—0.09，p＝0.13），但跟受众对电视的信任、观看目的、节目的吸引力和观看时间呈正相关。1987年Rubin和McHugh采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303人，通过路径分析，将变量减少到10个，信度仍有0.88，同原量表的相关系数高达0.96，达到极显著相关。该研究还表明，电视节目的社会关注度和节目的吸引力同准社会交往相关。

2000年Auter和Palmgreen编制了受众与媒介人物交互作用量表（APS：Audience Persona Interaction Scale），有47项陈述。使用417个大学生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发现，准社会交往表现在四个方面（22项陈述），即对电视人物的认同（6项陈述）、对电视人物的兴趣（6项陈述）、团体认同或互动（6项陈述）、电视人物的问题解决能力（4项陈述）。这22项陈述可解释总变量的49.4%。为进一步测量信度和效度，研究者又调查了247名15—19岁的高中生，22项陈述的信度是0.84。两个（大学生和高中生）样本的研究显示，22项陈述的API量表及其四个主成分同看电视的时间、电视的吸引力和电视对现实的代表等都具有正相关，证明APS量表具有相当的效度。

2.影响准社会交往的因素研究。1988年Rubin和Perse以肥皂剧为研究对象，对328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观众同肥皂剧人物的准社会交往、观后的认识和行为（讨论）都与工具性的收视目的呈正相关。1989年Perse和Rubin借鉴个体建构理论^[2]的观点，认为准社会交往中的认知复杂性同社会交往中的认知复杂性一样，随时间的增加而加深。他们通过对105人的问卷调查，证实了准社会交往同信任因素呈正相关，认知复杂性同对电视人物的了解程度呈正相关。1991年Conway and Rubin通过对331人的问卷调查，发现准社会交往同观众看电视的目的——获得信息、娱乐、放松、消磨时间呈正相关。1997年Kim和Rubin通过对633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进一步研究了准社会交往同观众看电视目的的关系，包括观看动机（信息窥探、社会效用、刺激娱乐）和促进活动（注意、卷入、选择性知觉），这6个变量对观众跟肥皂剧人物的准社会交往的贡献达43.1%。2000年Rubin和Step研究了观众跟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准社会交往，对235人的问卷调查表明，准社会交往跟收听时间、对主持人的信任、听从主持人劝告而投票（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成正相关。2003年Rubin等人研究了谈话节目中的准社会交往，对354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不同谈话节目的准社会交往显著不同，对实话实说型的Oprah Winfrey^[3]的准社会交往高于粗鲁型的Jerry Springer^[4]。

3.国内的研究。迄今为止，我国传播学者对准社会交往的研究很少，而且还未有人进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2004年方建移和张芹所著的《传媒心理学》，专门用一节介绍国外的准社会交往；2006年艾娟的硕士论文中，认为具有明显准社会交往行为和准社会关系的要数青少年一代，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准社会交往的三个层次（了解、满足、依恋）上与影视和体育明星等公众名人建立起准社会交往关系，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影响。2006年方建移、葛进平、章洁的论文，综述了西方准社会交往的研究。2007年章洁、詹小路的论文，用准社会交往的相关理论分析了青少年的偶像崇拜。2007年马云云的论文，以齐鲁电视台《拉呱》节目主持人小么哥为例，将明星主持人与公众间的“准社会交往”分为认知、态度、行为三个层面，分别对应围绕传播内容的交流、公众和主持人的情感交流以及公众对主持人行为的自我内化三种形式。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1.研究方法

在参考大量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访谈了23位老年人和20位外来务工人员，编制了45项陈述的李克特量表和20项陈述的顾特曼量表。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邀请本校对准社会交往和量表编制熟悉的8位老师，通过三轮评选，最后确定本研究量表的各项陈述，即由27项陈述组成的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和10项陈述组成的顾特曼量表（Guttman Scale），陈述中的电视人物包括主持人、演员、电视报道的人、电视剧中的角色、卡通人物等。

李克特量表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量表，我们所收集到的国外准社会交往的测量量表都是李克特量表。本研究以A.Rubin＆Perse编制的准社会交往量表（1987）为基础，将10项陈述增加到27个，包括7个逆向陈述（见表2）。

顾特曼量表是按照被访问者的态度强弱程度来排列各种说法，因此，如果被访问者同意某种说法，也有可能同意该说法之前（或之后）的说法，从理论上讲，被访问者的答案呈金字塔型。顾特曼量表在国外的使用越来越多。诺布尔以儿童为对象，将准社会交往分为承认、认同、身份遗失三种状态（Noble，1975）；罗森格伦从互动和认同两个维度，将准社会交往分为高互动和认同的捕获（capture），低互动和低认同的漠然（detachment）两种状态（Rosengren，1989）。他们的研究都表明准社会交往有从低到高的趋势。为此，我们将准社会交往划分为认同、讨论、模仿、希望交往、准备交往几个阶段，以此为线索构建顾特曼量表。该量表包括以下10项陈述：

（1）电视人物十分脸谱化，我讨厌他们。

（2）电视人物是虚拟的，不能打动我。

（3）许多电视人物是我崇拜的对象。

（4）我经常与人谈论流行的电视人物。

（5）我会收集并保存电视人物的信息。

（6）我会购买电视人物做广告的商品。

（7）我希望同电视人物见面。

（8）我会模仿电视人物的言行。

（9）我经常梦到我同电视人物在一起。

（10）为了同电视人物交往，我会不顾一切。

要求被调查者在上述10项陈述中选择一项最适合自己的说法，并在相应的数字上打“√”，对应的序号为被调查者准社会交往的得分，得分与准社会交往程度成正比。

李克特量表和顾特曼量表的得分同准社会交往的程度正好相反，即李克特量表得分高，准社会交往程度低，而顾特曼量表得分高，准社会交往程度高。因此下文的相关分析中，如李克特量表与准社会交往的相关系数为负，则表示正相关。

2007年5月，我们使用自行设计的李克特量表和顾特曼量表对杭州市区242名老年人和307名外来务工者进行了准社会交往调查，调查内容还包括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最近一个月的媒介接触情况等方面。

2.研究对象

以杭州市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为研究对象，主要理由一是这两类人群对电视的依赖大，二是这两类人又有显著的不同，既便于对比，又可检验量表的适用范围。

老年人看电视时间最多。中国最著名的媒介调查公司央视索福瑞（CSM）的调查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多。2006年15—24岁青少年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最少，只有142分钟，而65岁及以上的老年观众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最长，达到241分钟，比青少年人均收视时间多了100分钟左右。

表1　2003—2006年不同年龄段观众人均日收视时间（分钟）

数据来源：王兰柱主编，《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7》，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即属于老年型人口。据2005—2007年《杭州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2004、2005、2006年底杭州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分别达到10.87%、11.03%、11.12%。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下降，导致社会接触范围趋于狭窄，其所应享受到的情感沟通、物质保障及人文关怀也相应匮乏。很多老年人将这种人际沟通需求转换到了传媒接触上，以电视为主的传媒接触行为已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其获取信息、休闲娱乐、消磨时间的主要渠道。

外来务工者是城市的弱势群体，看电视是他们最主要的休闲娱乐和社会沟通方式。杭州是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是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外来务工者的主要输入城市。尽管外来务工者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们的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却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关注。浙江大学叶旭军在其博士论文《城市外来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2003年）中，认为外来务工者极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浙江省人民医院有关专家（2004年）曾对200名20—40岁年龄段的外来民工进行随机调查，结果表明“感到寂寞孤独”的占90%，“难以适应环境”的占65%，“担心受欺负”的占48%，“为感情困扰”的占35%。

外来务工者由于人际交往环境的局限和收入的微薄，看电视往往成为他们了解外在世界和休闲娱乐、打发时间的主要途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无论成人还是儿童，人们接触最多、使用最频繁的大众媒介仍是电视。2005年我们完成的课题“杭州有线电视用户消费行为调研”的结果表明，看电视的消费成本（平均每小时仅0.18元）远低于其他消费方式（上网、旅游、看电影、泡吧等，平均每小时高达3.27元），对收入不高的外来务工者来说，收看电视是其最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

三、准社会交往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1.李克特量表各陈述的鉴别度

首先对7个逆向陈述进行数据转换，然后计算每个被调查者27项陈述的总分。鉴别度即高分组的平均分同低分组平均分之差。老年人的高分组有49人，从91～133分；低分组有50人，从52～71分。外来务工者的高分组有56人，从82～122分；低分组56有人，从38～67分。表2是李克特量表各陈述及其鉴别度。

表2　准社会交往李克特量表及其鉴别度

续表

将上表的鉴别度从大到小排序，可以把27个陈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鉴别度高的陈述，可以继续使用。对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鉴别度都强的有9个，鉴别度排前14位，分别是3、4、6、8、9、10、13、16、24号陈述。第二类是鉴别度低的陈述，对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鉴别度都弱的也有9个，鉴别度排后14位，分别是第1、5、18、19、21、22、25、26、27号陈述。对后一类一般应予排除，但也可以具体分析，如第26号陈述“我会模仿我喜爱的电视人物的衣着打扮”，对于老年人可能是缺少了激情和勇气，对于外来务工者可能是没有消费能力，也许对城市青少年是一个鉴别度高的陈述。第三类是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的鉴别度差异大，也有9个，分别是2、7、11、12、14、15、17、20、23号陈述。特别是2、12、23号陈述对老年人的鉴别度高，对外来务工者的鉴别度低，值得进一步研究。

2.李克特量表的信度

使用SPSS13软件的Scale Reliability Analysis过程对我们编制的李克特量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的信度都大于0.8，分别为0.903、0.852，表明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较好，且老年人好于外来务工者。国外的研究表明，准社会交往量表的信度大于0.8，则有好的信度。

陈述的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分别删除第17、22号陈述后，26个陈述（一次仅删除1个，下同）老年人的信度都大于0.903，均为0.904；分别删除第18、17、21、19、1、22号陈述后，26个陈述外来务工者的信度都大于0.852，分别为0.858、0.855、0.855、0.854、0.853、0.853。从敏感性分析的数据看，量表对老年人的信度高于外来务工者。

表3、表4的方差分析和多重交互作用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27项陈述的均数间差异极显著（F＝74.15，P＝0.000）。Tukey的估计量为1.193，检验统计量F＝2.497，P＝0.107，结论为不存在多重交互作用。外来务工者27项陈述的均数间差异极显著（F＝657.47，P＝0.000）。Tukey的估计量为1.291，检验统计量F＝2.497，P＝0.114，结论为不存在多重交互作用。这样的结果再次表示，量表对老年人的信度高于外来务工者。

表3　李克特量表陈述的方差分析和多重交互作用检验（老年人）

Grand Mean＝3.0592

a　Tukey's estimate of power to which observations must be raised to achieve additivity＝1.193.

表4　李克特量表陈述的方差分析和多重交互作用检验（外来务工者）

Grand Mean＝2.7830

a　Tukey's estimate of power to which observations must be raised to achieve additivity＝1.291.

3.李克特量表的效度

效度是指量表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研究者想要测量的特征。这里只分析结构效度。我们将准社会交往按强弱程度假设为4种类型。第一类是准社会交往最弱或不存在，包括11、13、15、17、18、19、22号7个逆向陈述；第二类是积极的心理活动，包括1、2、3、5、7、9、10、12、14、21、23、24号12个陈述；第三类是隐蔽的个体行为，包括4、8、16、25、27号5个陈述；第四类是公开（或暴露）的个体行为，包括6、20、26号3个陈述。

使用SPSS13的Data Reduction Factor过程，指定提取4个因子，选用主轴因子提取法、按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如下数据。

（1）KMO统计量（Kaiser-Meyer-Olkin measure）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性是否足够小，这里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的KMO统计量分别达到0.875、0.838，故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球型检验表明，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均达到P＜0.001，27个陈述间并非相互独立，适合因子分析。

（2）经过7次旋转，提取4个因子，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的方差贡献分别为52.643、45.173。得到因子负荷矩阵，表5中各陈述编号的因子系数大于0.3。由表5可见该李克特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最突出的是因子3和4，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都由7个逆向陈述组成，同准社会交往最弱完全对应。因子2由26、27、14、20、21、23、25等7项陈述组成，主要对应强烈的准社会交往，产生了隐蔽或公开的个人行为。因子1由10、9、7、12、6、8、16、4、3、5、2、1、24等13项陈述组成，主要对应积极心理活动的准社会交往。

表5　李克特量表理论和因子分析对比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将测量准社会交往的李克特量表确定为以下12项陈述，即表2中的2、3、4、6、8、9、10、12、13、16、24、23。这12项陈述（7个来自Rubin，5个自编）有10个是积极的心理活动，1个隐蔽的个体行为（4号），1个逆向陈述（13号），符合准社会交往测量的理论，对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测量的信度分别达到了0.877、0.830，是一个高信度和效度的李克特量表，而且对老年人的信度和效度好于外来务工者。

4.准社会交往的顾特曼量表

在收集到的准社会交往测量中，无一使用顾特曼量表。从我们编制的顾特曼量表的测量数据看，顾特曼量表同李克特量表呈极显著的负相关。169个老年人样本的数据显示李克特量表和顾特曼量表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591，双尾显著性为0.000001，达到极显著水平；183个外来务工者样本的数据显示李克特量表和顾特曼量表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404，双尾显著性为0.000001，同样达到极显著水平。

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顾特曼量表的第一、二项陈述不理想，使重现系数降低了0.225，即10个陈述的重现系数为0.665，而后8个陈述的重现系数为0.89。

四、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涉及两类样本，5个人口统计变量和13个媒介接触变量。从调查数据可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老年人的准社会交往低于外来务工者，且同类样本中准社会交往与年龄不相关

李克特量表得分越低，准社会交往越强烈。177名老年人27项陈述总分的平均数为82.599分，中位数为81分，众数是71分，标准差为15.91分；204名外来务工者27项陈述总分的平均数为75.14分，中位数为75分，众数是80分，标准差为14.96分。从顾特曼量表的测量值看，更为明显。169名老年人的平均数3.426，中位数为3，众数是2，标准差为1.876；183名外来务工者的平均数为4.322分，中位数为4，众数是2，标准差为2.44。可见老年人的准社会交往低于外来务工者。

国外有研究认为，准社会交往与年龄呈正相关（Levy，1977；Houlberg，1984），这跟我们的研究结论不同。为此，我们对数据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老年人样本中，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准社会交往与年龄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45，双尾显著性为0.56，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水平；顾特曼量表测量的准社会交往与年龄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68，双尾显著性为0.38，也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水平。在外来务工者样本中，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准社会交往与年龄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35，双尾显著性为0.64，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水平；顾特曼量表测量的准社会交往与年龄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093，

图1　顾特曼量表对比图

双尾显著性为0.9，也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水平。由此可见，准社会交往与两类被调查者的年龄均没有相关关系。

本研究结论与国外的研究不同，可能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如文化、性格、生存环境等。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对之作进一步的探索。

2.准社会交往与外来务工者的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

表6是与准社会交往的相关分析达到统计显著的人口统计和媒介接触变量。其中3个变量与老年人的准社会交往显著或极显著相关，3个变量与外来务工者的准社会交往显著或极显著相关。

外来务工者的受教育程度与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准社会交往达到负的极显著相关，即文化程度越高，与电视人物的准社会交往越弱。国外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Levy，1977）。对老年人样本，受教育程度与准社会交往的相关没有到达显著水平。

表6　相关性达到统计显著水平的变量

续表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3.准社会交往与媒介接触时间呈正相关

老年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与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准社会交往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即看电视越多，准社会交往越强。有10名被调查老年人选择“几乎不看”，其李克特量表的平均得分仅为3.937，也就是说，几乎不看电视的老年人的准社会交往很弱。而外来务工者的看电视时间与准社会交往没有达到显著的正相关，但平均每天看报纸的时间与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准社会交往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原因是外来务工者看电视机会不多，在被调查的外来务工者中，宿舍有电视机的占65%，没有电视机的占35%。外来务工者生活在杭州城区，看报纸机会较多，因而准社会交往的程度与看报纸的时间具有极显著的正相关。

国外同行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看电视时间与准社会交往呈正相关（Rubin和McHugh，1987；Perse，1990）。

4.准社会交往与受众对电视的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对现在的电视节目是否感到满意”与受众的准社会交往存在相关。李克特量表测量的老年人的准社会交往与电视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顾特曼量表测量的准社会交往与电视满意度呈极显著负相关。李克量表测量的外来务工者的准社会交往与满意度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而顾特曼量表所测量的准社会交往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一般认为，受众对电视节目越满意，对其电视人物越认同，准社会交往会越多。该研究结论与我们一般的推理不符。这有可能是由于被调查者看电视的仪式性而不是工具性动机造成的。被调查者是否看什么电视都满意，因而对电视人物涉入程度浅、反馈不积极，这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国外的研究认为准社会交往与工具性的收视目的呈正相关（Rubin和Perse，1988）。

综观西方准社会交往实证研究的轨迹，可以发现，准社会交往研究已经从关注受众特征的缺陷范式，发展为既关注受众特征又关注媒介人物特征的通用范式；从纯理论研究发展为危机传播（Mileti and Darlington，1997；Slovic et al，2002；Wakefield and Elliot，2003；）和灾害预防（Liu，et al.，1996；Mitchem，2003；Paul et al，2003；Blanchard-Boehm and Cook，2004；Kathleen Sherman-Morris，2006）的应用研究。

国外学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符合中国受众的情况，我们进行了初步验证。上述的4个结论，第1个同国外学者的结论不同，另外3个相同或相近，无论是相同或是不同，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研究二

病理性准社会交往：电子媒介对青少年明星崇拜的影响

章　洁

摘要：准社会交往研究缘起于精神病学研究，在“使用与满足”理论提出后开始在传媒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其研究一个重要方向是青少年与明星偶像之间的准社会交往。伴随着电子媒体影响的日益加大，青少年与明星之间是一种类似人际交往的准社会交往状态，这种准社会交往若越过一定的“度”，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理性特征。本研究对青少年与明星的准社会交往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尝试对病理性准社会交往提出干预对策。

关键词：明星崇拜　病理性准社会交往　青少年

准社会交往研究的缘起

1956年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Horton＆Wohl）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准社会交往”概念（Para-social Interaction），用来描述媒介使用者与媒介人物的关系，即某些受众特别是电视观众往往会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包括播音员、名人、虚构人物等）产生某种依恋，并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由于其与真实社会交往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霍顿和沃尔将其命名为“准社会交往”。霍顿和沃尔最早是在电视的收视情境中发现准社会交往现象的，他们观察到当地方新闻播音员在节目结束时说“晚安”时，很多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回答“晚安”，就如家庭成员在睡前互道晚安一样。

尽管“准社会交往”这一概念起源于精神病学领域的研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心理学话题，但霍顿和沃尔的研究论文发表后，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心理学家很少关注这一概念，传播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不多。20世纪70年代，大众传媒的相关研究验证了准社会交往的存在，尤其是在“使用与满足”理论（McQuail，Blumler，＆Brown，1972；Rosengren＆Windahl，1972）提出后，有关准社会交往的研究才逐渐得以开展。

麦奎尔等人（McQuail，1972）在一项有关英国电视受众的研究中发现，霍顿和沃尔描述的这一传媒现象就出现在受众对肥皂剧的反应中。在电视连续剧《加冕街》里发生汽车碰撞事件后，一位观众这样评述：“你感觉他们就像真实的道路交通事故，你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p.157）。研究者认为准社会交往有两个基本的功能：友谊（companionship）和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肥皂剧人物常常使观众回想起他们所认识的人，而且观众会将剧中人物出现的情境和行为作为理解自身经历的途径。麦奎尔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人际交往”功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大众媒介能够提供人际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s）方面的满足，媒介提供的材料可以满足人们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结伴与结群的需要，人们独处时可以在媒介中“给自己找个伙伴”，并渐渐地“了解”媒介中的名流与角色，仿佛他们都是自己的私人朋友。自此准社会交往开始在传媒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方研究者对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西方的准社会交往更多地转入了对名人和电视角色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名人崇拜和追星研究，青少年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人生阶段，所以被列为明星崇拜的主要研究对象。

青少年明星崇拜——影像文化主导下的准社会交往

在完成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偏执追星与病理性准社会交往——浙江青少年明星崇拜现象及对策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对浙江省青少年的明星崇拜情况进行了专题研究。本项目的前期调查表明，超过80%的浙江青少年选择明星作为自己的偶像。从偶像选择的绝对票数来看，排名前十位的无一例外是娱乐明星。这说明，在电视等大众传媒成为个体社会化“主要力量”的现代社会，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打上了深深的传媒影响的烙印，媒介一手打造的，附着了明显的流行元素、时尚因子、消费价值的明星已经成为青少年偶像崇拜的首选，青少年中明星崇拜已成普遍现象，比例远远高于上世纪90年代的历次调查。

作为准社会交往的典型表现形式，青少年与明星的“交往”产生的重要基础是“交往对象的可视性”，明星等媒介人物藉由电子媒介，变得具象直观，引发的准社会交往的对象由社会交往的通常对象——真实社会环境中的真实个人，转换为拟态环境中的虚拟人物，突破了真实社会交往中空间上的接近性和交往对象的熟知性。

这种转变其大的社会背景是现代商业社会影视文化的流行，当距离性感官——视觉作为社会中的压倒性感官时，人们普遍受其整合作用的影响，进入一种影像消费的状态。影像消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它的现实性，它在表面形态上与外在客体具有相似性，在形式上具有重合性。由于它是具象的、直观可感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对环境认知、感受的同步性与统一性。^[5]

当影像文化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现代人逐渐成为一种视觉上的速食主义者：消费过程简单、快速、刺激，无需多动脑筋。这种快餐式的消耗和享用刺激了人们对虚幻的、与实质无关的外在形式的病态追逐，使得人们对于表象的、外在的东西越来越重视。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社会消费影像要比消费物品更贪婪。^[6]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不朽》中也用“意象形态”这个概念来指称广义的影像，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已经从依赖亲身经历到依赖影像，后者正在为人们的种种判断提供越来越重要的证据。在如今的世界里，影像撤去了文字形成的屏障；影像的空间逻辑令人感到，欲望的对象与自己同在。人们将自己想象为欲望对象周围的一个角色，甚至朦胧地构思自己与欲望对象的种种生动情节。当今的青少年是伴着电视长大的一代，从其具备接受能力开始，影像就充斥其日常生活，明星又是典型的影视文化产物和影像产品，因此其与明星“准社会交往”的行为特征比上一代更为明显。

换言之，准社会交往实际是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源于电子媒介的兴起带来的新的场景特征，这种场景特征与社会行为的通用规则相互作用，并改变了社会交往的特征。借助于电子媒介，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对象可以超越空间距离，甚至可以脱离初级和次级群体，而来自于参照群体。

狂热追星：青少年的病理性准社会交往

追星作为一种准社会交往行为其卷入程度存在不同阶段。美国佛罗里达德福瑞大学奥兰多分校（DeVry Institute-Orlando Campus）的心理学家麦克卡臣（Lynn E.McCutcheon，2003）采用准社会交往量表对追星者的行为进行了测量，根据追星者的行为和态度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们追随明星是因为所谓的“娱乐社会化”（entertainment social）的原因，人们对名人产生偶然的兴趣；第二阶段为“强烈——个人的”（intense personal）态度，人们已经不能将幻想、白日梦与现实分开，开始宣称自己喜爱的名人是自己精神上的伙伴，并认为自己跟所喜爱的明星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追星者中有10%的人处在这一阶段，此时明星崇拜已经成为一种上瘾行为。最后，是最强烈的名人崇拜，这种情况达到了“临界病理状态”（borderline-pathological），可能会导致犯罪和危险行为，这部分被试认为“如果偶像要求我干什么非法的事，我可能会干”。追星人群中有1%的人会发生这种情形。这类人包括那些打着名人旗号去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的人，1984年为了向影星朱迪·福斯特示爱而刺杀里根总统的欣克利即为一例。从第二个阶段开始，明星崇拜者开始坚信自己与明星之间有一种亲密的个人化联系，也就是进入了典型的准社会交往行为阶段，并且开始带有病理特征。

为了获得国内青少年的追星及准社会交往行为的一手数据，我们采用麦克卡臣在准社会交往量表基础上修订的20个陈述的名人崇拜量表（Celebrity Worship Scale，CWS）对浙江省某高教园区273名17—24岁大学生（其中男生90人，女生183人）的明星准社会交往状况进行了测量。其中16名被试声称无特别喜欢的明星，而其他的257名大学生被试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学生对明星偶像的准社会交往程度非常高：

首先是大学生对于喜爱的明星认同度相当高，65.41%的被试认为“我喜欢的明星非常有魅力、非常吸引人”。

大学生与明星间的“熟人效应”相当明显，52.98%的被试认为“我喜欢的明星就像是我生活中真实的朋友”；69.23%的被试认为“当在电视上看到我喜欢的明星时，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孤单”；53.84%的被试“期待在今晚的电视上看到我喜爱的明星”。

大学生对于明星有对交友对象的基本要求，并将明星的个人观点作为重要参照指标。68.481%的被试认为“我喜爱的明星是否诚实、真诚对我来说很重要”；65.57%的被试“喜欢将自己的观点与我喜爱的明星的观点相比较”；63.01%的被试认为“了解明星的感受能帮助自己的理解”。

明星的言行能引发崇拜者的情感情绪反应，如40%的被试“看到喜欢的明星的负面新闻会觉得难过”；34.05%的被试“看到喜欢的明星在节目中出错时觉得难过”；36.76%的被试“在喜欢的明星一段时间不在电视上出现时，会想念他/她”。

明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崇拜者对他们的忠诚度很高。39.34%的被试认为“即使节目内容很乏味，我喜爱的明星也能让我不换台”；37.29%的被试认为“如果我收看的节目里没有我喜欢的明星，我会觉得不满足”。

明星还能引发崇拜者的“追逐”行为。36.76%的被试“会通过网络等媒体去寻找我喜欢的明星的其它信息”；56.21%的被试认为“如果我喜欢的明星出现在另一个电视节目上，我会看那个节目”；52.44%的被试“如果在杂志或报纸上出现有关我喜爱的明星的报道，我会阅读”。

明星能成为崇拜者的话题，59.45%的被试“经常与朋友谈起喜欢的明星”。

崇拜者不满足于与明星的准社会交往状态，希望开始与偶像的真实社会交往，79.46%的被试“想在现实中遇到喜爱的明星”，但近三百名被试者中仅有30人将此付诸实际，尝试与明星偶像联系。

除了这些单项统计数据外，按照量表评分标准综合分析后发现有13名女生的准社会交往处于“强烈—个人的”阶段，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强度，结合深度访谈，发现她们的追星行为类似于宗教仪式，经常与同道们举办集会并招募新的成员；喜好具有排他性，追逐一个偶像并且毁誉其他的名人；对偶像的虔诚类似于宗教信仰；力图不错过偶像出现的所有场合；收集所有与偶像相关的信息和物品；并且无一例外，确信偶像与自己有个人关系，尽管其中仅有2人曾经与偶像见过面。当进入“强烈—个人的”阶段后，崇拜者的交往行为以明星偶像为中心展开，表现为基于想象的与偶像的虚拟的准社会交往，以及与其他同道者的交往，其社会交往有了明显的局限性。而与情感上的高度卷入不对称的是，这些狂热追星者对其明星偶像往往更多地停留在浅表性欣赏的层面上，而较少涉及偶像的内在特质。

在我们的研究中，13名狂热明星崇拜者均为女性。在我们所作的准社会交往调查中，量表的第20题（如果我喜欢的明星不出现，我会转而喜欢另一个同样个性的明星）中，男生的赞同率高出女生将近10个百分点，说明女生对明星的感情比男生的忠诚度高。

影响浅表性欣赏的往往是一些感性因素，因而浅表性欣赏容易发展成为狂热追星，导致病理性准社会交往；女性通常较男性感性，这可能也是女性卷入程度较高的原因之一。尽管偶像崇拜是青少年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特别是青少年女性，对偶像的浪漫依恋可能是青春期亲密关系发展的一种彩排。但是，从根本上讲，如果明星的魅力只能通过表面的方式获得，那么角色榜样的害处可能要大于益处。

那么，如何对青少年的病理性准社会交往进行干预呢？除了加强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帮助其更好地认识明星的造星机制，树立更高层次和更健康的媒介使用动机之外，结合笔者近年来所作的一些研究探索，我们尝试提出以下对策：

1.提供给青少年关于偶像的文字材料，并引导其重拾阅读

当今的青少年是伴随着影像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是“易被催眠”的一代。影像的直观性、具象性，对现实的生动再现，使它首先成为一种完全感性的符号。与抽象干瘪的文字相比，这种符号讨好人们的感观，且并不需要对文字进行解码时活跃的想象力和独立判断力的参与，因此影像是一种非常轻松的符号，极富亲和力和感染力。影像的感性与轻松，使人们容易迷恋上它，同时又对人们产生一种感性的“迷醉”和类似于催眠的作用。影像最大限度地煽起“未经理性反思”的情感，绞尽脑汁让理性靠边。可是，视觉感官的过度刺激，只能带来感知的麻木，抑制人的理性能力的发挥。而人的正确判断来自于情理合一，依赖于感性与理性相互制衡下的协同作战，任一方面的单向度膨胀都将导致人的本质从整体上下降。^[7]

调查中我们发现273名大学生获得信息来源的排序依次为互联网、电视、新闻杂志、报纸、广播、手机、其他，这表明当代大学生信息来源的主渠道为电视、网络等屏幕媒介（screen media）。后续研究中我们再次证实这13名女生获知明星偶像信息的主渠道为网络和电视中的图像。除一人外，12名女生的学习成绩均居于班级后20%，在日常生活中文字阅读习惯均较差，阅读量较低。

当我们对13名女生进行干预，控制她们获得偶像的信息的可视性渠道，并替换为文字材料时，其病理性卷入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说明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重建他们的理性具有巨大的意义。而一旦恢复了理性，病理性准社会交往行为就丧失了繁衍的土壤。

2.引导对科学家、政治家等媒介人物的关注，并可尝试将他们包装成明星

同为媒介人物，科学家、发明家等“生产性名人”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远不及娱乐明星等“消费性名人”，他们作为青少年偶像的选择率只有3—4%。同样，实际的媒体操作中媒体在分布注意力时往往也存在着极度不平衡的状况。

既然一些仅具有外在优点的明星能够藉由大众传媒跻身为大众偶像，并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媒体多一些报道和包装，具有卓越贡献和内在魅力的科学家等杰出人物也完全能够被大众所“崇拜”。杰出人物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载体，假如大众传媒对其不遗余力地推荐，完全能成功地抢占青少年头脑中的“意义空场”。在媒体实践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案例，从人民网近日推出的“什锦八宝粉丝团”来看，政治家等杰出人物只要在媒体中强化自我表白、减少不确定性和增加人际吸引，他们同样能在青少年中引发较高的准社会交往，成为青少年甚至成年人追星的对象。这种将杰出人物明星化的操作方法可以将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转译为日常社会意识，同时作为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手段，成为社会联合和稳定的强大力量。

3.加强青少年的真实社会交往

进行病理性准社会交往的人群，其真实社会交往往往存在问题。13名女生中，11人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得分超过20分，表明其人际关系行为存在严重困扰，而且在心理上出现较为明显的障碍。另2人的得分在15～20分之间，其人际交往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在病理性准社会交往中，人们对于媒介人物的使用专注于寻求真实社会交往的替代，其行为对真实社会交往形成功能障碍。这实际上是一种“代偿机制”，即弥补现实中真实交往的不足。

在病理性准社会交往发生的过程中，青少年的正常社会交往受限，较多地表现为与同道者交往。尽管当追星者的追星行为由个人转入公开之后，个体会欣喜地发现身处同道的洪流之中，暂时性地缓解其社会疏离感和身份焦虑，而实际上“粉丝”们（少数人群的成员）是因他们感受某些权利和经历受到限制而团结在一起。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之所以感受到自己是处在一个少数人群，是因为他们感到被排挤在大的参照群体之外。很多少数人群在他们有意识地宣布其特殊身份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期待至少部分地丢掉这种身份，因为非常有力的群体身份通常是无意识和直觉的。^[8]

真实社会交往具有认识功能，即人们可以从中认识他人和认识自我。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可以获得从他人眼中来认识自我的宝贵视角，社会学家库利、米德和戈夫曼无一例外地认为：只有当个人将自己看成是“社会物体”时才能理清自己的行为，当他们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时对自己才会有真正的了解。^[9]准确的自我认知作为交往理性的基础，是个人心理成熟度和真实社会交往能力的基础和指针，能帮助个体更好地进行个人整合和社会整合。青少年如果能够积极地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交往，就能有效缓解准社会交往的症状。

电子媒介的兴起，带来了新的场景特征，而这种场景特征可能与社会行为的通用规则相互作用，而且还会改变社会交往的特征。透过准社会交往这种新的社交方式，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电子媒介对社会交往和社会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作用。

研究三

【注释】

[1]Levy，Mark（1979）Watching TV News as Para-Social Interaction.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3（1）

[2]Rosengren，K.E.，＆Windahl，S.（1989）.Media matter：TV use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Norwood，NJ：Ablex

[3]Rubin，Alan M.，and Mary M.Step（2003）Impact of Motivation，Attraction，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n Talk Radio Listening.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44（4）

[4]Rubin，Alan M.，and Mary M.Step（2003）Impact of Motivation，Attraction，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n Talk Radio Listening.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44（4）

[5]李思屈等.广告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240页.

[6]李思屈等.广告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238页.

[7]李思屈等.广告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177页.

[8]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127页.

[9]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