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者之于参与者

一、传者之于参与者

所谓参与者指在大众传播活动中，除传者之外所有参与传播活动的人。如采访对象、现场观众（听众）、嘉宾等。传者之于参与者的态度包括作者、艺术家深入生活，与百姓直接接触；新闻记者对采访对象；节目主持人对现场的观众（听众）和嘉宾等。其中因电子媒介的独特性（覆盖面大、同步性强），所以广播电视记者（创作者、节目主持人）在现场采访或主持（尤其是现场直播）节目，对观众的影响面最大，留下的印象也较强烈。

例如对于电视访谈节目，要明确节目以人为本的理念，第一要旨就在于要展现出人的个性，使被采访嘉宾的形象丰满起来。换句话说，每位嘉宾都是一本书，而且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味道。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就是要通过语言的交流和交锋，使嘉宾变得鲜活起来，让他们打开心扉，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观众，也就是说，要去除嘉宾的紧张情绪和作秀的成份，还原这个人物。另外，要照顾到观众的视角，不能让主持人和嘉宾自说自话。主持人必须要明确一点：自己只是观众的代言人，是代表观众来寻求一些感兴趣问题的答案的，而不是唱主角的那个人。

另外，为了让人物鲜活，访谈节目中以人为本的观念还体现在：节目不是为了塑造人，而是为了展示人。要尊重每位参与者的个体差异，不能将一种访谈模式和套路应用在每个人身上，更不能先入为主地按自己的思路、沿着一条线推动节目进展。例如，在一次《艺术人生》节目里，主持人朱军对香港影片《无间道3》的演员们的采访，人物倒是都鲜活起来了，不管是梁朝伟、刘德华还是黄秋生，都是个性凸显，展现一种个性格迥异的艺人形象。可这大部分的功劳应当说是嘉宾的个人魅力使然，与朱军的调度和驾驭关系不大。尤其是在对梁朝伟和刘德华的采访时，编导有意设计了几个问题让两个嘉宾为对方选择。结果，（按朱军的说法）两人都把最尖锐的问题替对方忽略了，然后朱军一再提问两个嘉宾想不想知道那个没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的嘉宾一般会顺从地表示想知道，可每天都在和媒体打交道的两个“天王”却不买帐，一再坚持不想知道。朱军没办法下这个台阶，最后只好强行将问题念了出来。这多少让人有些尴尬。可见，传者应当根据嘉宾的个性设计问题，驾驭对话。当嘉宾不按常理出牌应答的时候，应当意识到：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有意外才会有火花，观众喜欢听到的就是一个特别的声音，往往这种意想不到会比编导预期的更精彩，应当因势利导，把话题延续下去。另外，传者与参与者之间主要是凭借口头语言和非语言（身姿、表情、语调等）符号进行信息交流，因而记者或节目主持人的提问最能直接体现出传者对参与者的态度。随着电子媒介自身的改革和新闻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大多数记者和节目主持人对采访对象或现场观众、嘉宾的态度总的还是好的，其中不乏佼佼者。但是却也存在不少问题，反映出有些记者（节目主持人）缺乏人文意识，习惯于俯视自己服务的对象，损害了参与者的自尊心。现撮其要对之举例进行具体分析。

（一）审问式提问

有作者以《记者？法官？》为题，记录了一次真实采访中的问答^[5]：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望问者，怔了怔）我叫×××。

问：今年多大了？

答：××岁。

问：家住哪里？

答：我家住××村××。

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现在会干起这一行的呢？

答：因为……因为……所以……就……。

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我当时想……。

问：如果当时不成功或者发生意外你又做如何打算？

答：我，我当时没想这么多。

问：难道一点都没有想过？

答：这……。

问：这是不是假酒？

答：（欲辩）我们原来……。

问：（挥舞话筒）别说什么了，我只问你是不是假酒？

答：……

如果不知道这是记者在采访，人们会误以为是法官在审问。在传播活动中类似的采访问话并不罕见。在记者（主持人）冷冰冰的盘问下，在又长又黑的话筒前，采访对象被“挤压”，被问得惊恐不安。其实，记者这种审问式的提问法，伤害的不仅是镜头（话筒）前的采访对象，同样也伤害了屏幕（话筒）后的广大观众和听众。记者同法官性质不同，哪怕面对的采访对象是一个犯人，记者也应当平视对方。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温迪娅曾经去监狱采访一个犯人，她问话的“度”把握得比较适当，既尊重犯人的人格，又唤起他的良知，使犯人（包括观众）从记者的态度里体味到她对人的关注。还有《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柴静在2003年非典期间，带着充分的人文关怀和职业责任感大胆进入北京人民医院隔离病区进行调查，以一种平视和对等的关切态度与非典患者进行交流，该节目播出后广受好评。再比如，央视新闻频道访谈节目《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无论面对哪一种层次的访谈对象，都能不卑不亢，提问真诚而不失技巧。他的提问有时表面上看来咄咄逼人，但与那些审问式的提问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他锋芒毕露的提问中，实际是调动了采访对象的潜能，激发对方讲出真话，还原自我一个真实的情感空间。做到这种水平当然不易，需要在采访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不过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记者（主持人）有没有尊重他人的意识和习惯。

（二）有意触及对方的痛苦点

在采访中难免遭遇被采访者内心深处的痛苦点，怎样提问才能使对方在平静的心态中自愿地讲出来，反映出创作人员的人文意识。我们有的创作人员缺乏对人的呵护和关怀，他们“过于迷恋某种时尚的手法，却又忽视了这种手法的思想精髓”。某电视台曾播出过一部反映一位女律师的片子。看得出来，作者追求纯现实的手法，完全用现场同期声组接，不加解说，甚至连必要的交代也总让人物自己说出来。尤其面临尴尬的话题，那种“掏话”、“引话”的困难、窘迫尽显无遗。这位女律师的丈夫去世，她天天都要给丈夫留下的一盆花浇水，这是联系她与丈夫之间亲情的唯一一条纽带。她在浇花时说：“这花是孩子父亲留下的。”她当然回避了一个“死”字，这种含蓄人人都能理解。此时，可以由解说者予以解释，说明其丈夫是何时去世的。因为作为创作者对人物的主要身世不能不清楚。“但因为追求纯纪实，要获得同期声，于是主持人故作天真地问：‘他怎么……这花是他留下的是什么意思？’从而强行让主人公再一次正视痛苦的记忆。虽然主人公接受了这一话题，但我们显然感受到电视对她的胁迫和诱惑。”^[6]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陈鲁豫在《鲁豫有约》节目中，提问几乎从不对邀请来的人用咄咄逼人的追问方式，也不事先设计好圈套来增加节目对嘉宾隐私的窥探率。因为她知道人们往往不愿再触及以往的创痛，即使是最终的结果否极泰来，但中间的酸楚常常会让嘉宾感到揪心的疼痛。所以在遇到一些不得不提的焦点问题时也用发自内心的真诚来感染对方，让嘉宾按照自己的方式自主地向观众展示名人光鲜生涯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

（三）喧宾夺主

在热线电话一类的服务性节目里，主持人的作用主要是编串和组织听众提出的问题和嘉宾的解答，沟通嘉宾与听众之间的联系，达到交流信息、交流感情的目的。显然在这类节目里，嘉宾和听众是节目的主角。但有的主持人凭借“握话筒权”随意摆布嘉宾，无视听众的需求，他们把嘉宾视为“物”——制作节目的道具，而非“人”——某方面的专家。于是出现随意打断嘉宾的解答，使听众只能听到半截话，或喧宾夺主，自充专家，把嘉宾凉到一边，自己却喋喋不休地说，令听众莫名其妙，究竟谁是专家？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个别主持人公然与嘉宾唱反调，误导听众。比如，在一个有关生活知识有奖抢答的热线电话节目中，有这样一些对话，大意如下：

男主持问一抢答者：做梦有没有好处？

答：我认为做梦多不太好，做恶梦睡不好觉。

嘉宾：请你听清题目，不是说做梦多好不好，而是问做梦好不好？

答：不好。

嘉宾：那就不对了，做梦对人有好处。如空腹睡觉饿了，不能半夜爬起来吃东西，在梦里美餐一顿，就可以睡好，证明做梦有好处。

男主持：当然，做梦多了，第二天昏昏沉沉影响工作。好，你答对了，可以领奖品。

这位主持人作出与嘉宾相反的结论，令嘉宾既尴尬又无奈。

还有一种喧宾夺主表现在电视编导者对现场观众，他们颠倒自己与群众的关系，以老大自居，动不动就训斥观众，有一位观众撰文描述自己在电视台的一次排练中充当老百姓的遭遇。现场有普通百姓和战士，排练唱歌以表达军民鱼水情。而现场召集排练的导演却时不时地对着话筒大喊大叫：“老百姓怎么唱得有气无力？第一排的还东张西望，成什么样子！你们还要不要上电视？不愿意就站到后头去！”演播室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老百姓们一个个笔管条直地站着，扯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排练结束，饿了仨钟头，挨了一通数落，憋了一肚子气。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比比皆是，然而把自己放置群众之上者并不乏见。

以上种种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有别，但其实质就是一个，即传者对于参与者的错误态度：缺乏对人、对他人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