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社会”

第一节　“总体性社会”

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语境下，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包揽一切，将其威力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统统被网罗在国家政治权威的控制之下，就连个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巨大影响。有研究者将这种社会形态命名为“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孙立平等人认为，“这是一个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集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这个社会结构具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也包括如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以及就业机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同时也是社会权利和名誉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第三，从纵向角度看，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社会动员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实现某一目标，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争光项目和应对危机方面，其社会动员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由于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当国家控制受到削弱时，社会具有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倾向。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势，社会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支配不同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危机^[1]。这种社会结构具有高风险性，往往是难以持续的。表面上看，它坚固、强大，但实际上十分脆弱，因为它缺乏多元、柔性的调节机制，缺乏安全性。

总之，“总体性社会”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驱动。这种社会体制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时新政权根基未稳，面临着敌对势力颠覆、破坏之虞的情况下，加强国家政权对全社会的控制力量，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有利于国家集中全国性资源从事重点或者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初步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都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权在宏观调度和全局控制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新政权根基的日益巩固，国家政权全面干预的社会控制方式渐渐地暴露其负面影响，这种全国一盘棋，不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片面一刀切的“总体性”社会结构窒息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创造性及活力。这种以政治逻辑统摄一切社会领域的状况必然会扭曲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态，“文革”就是这种状况引发的历史灾难，这说明这种“总体性”社会结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