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

第三节　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

经济改革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提供了主动力，但是由此引发的变化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畴，经济的先发效应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辐射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出于本论题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将梳理一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当下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演变轨迹，考察中国近20余年思想文化演化的基本底色。把握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为我们考察电视剧提供了一幅粗线条的思想文化地图，便于我们在研究时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方位感。

一、20世纪80年代:现代思想文化的“二次革命”

20世纪的一头一尾，中国都被现代性的启蒙所困。一头是在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一尾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两次启蒙有一个相似点:都是以激烈的方式对既往及既存社会、文化秩序加以否定，而启蒙者所用的思想文化资源都是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虽然两次启蒙的具体内容和行动策略存在不少差异，但是两者在历史语境的内在理路上是比较接近的。

“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是对传统的断然拒绝。中国知识精英在经历了多次的政治失败之后，开始转向思想文化战场，这说明，这次思想文化启蒙的出发点并不仅仅在于思想文化的内部革命，而在于借助思想文化启蒙来带动社会变革。从实质上看，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启蒙还是功利主义的，造成了激进主义的高热。有研究者认为是激进主义造成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启蒙的半路流产，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五四”时期，来自域外的各种思潮非常丰富、驳杂，其中有自由主义思潮，也有激进主义思潮。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激进主义?主要的根源不在于思潮本身，而在于启蒙主体的社会及价值选择。启蒙者在选择这些来自域外的多元思潮的时候，不是本着纯粹的理性态度，而是怀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动机，他们倾向于那些可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启蒙者在选择激进主义思潮时，会凭借自己的了解和现实诉求，为我所用地对这些理论、思想进行阐释和改造。所以，“五四”之后，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是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自然逻辑使然，不存在启蒙传统突然间中断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解放的背后，启蒙者同样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最初，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主要是针对“文革”政治的，直接的现实指向是否定“文革”，由此出发，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运动。整个80年代的历史舞台一直很热闹，一幕连一幕的话剧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心态被急切的现代梦和强国梦折腾得骚动不宁。透过惊涛拍岸的历史浪花，我们可以发现，在8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精英分子(主要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那场启蒙运动的主要角色，其中，知识精英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舞台上的表现特别活跃。

1.“人”的启蒙: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张扬

“人”的启蒙曾经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当时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启蒙主义思潮在这一轰轰烈烈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五四”时期启蒙思潮的核心主题是反封建，反封建是启蒙的反题，而其正题则是“科学”和“民主”，即当时盛行一时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启蒙者认为，封建专制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把人民从思想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觉，实现鲁迅所说的“立人”的目标，才能使“沙聚之国”成为“人”的世界。一时间，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启蒙者队伍用他们声嘶力竭的呐喊，为国人“招魂”。但是，这一运动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而言显得过于匆促，启蒙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不足。后来，急切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成为一种比较微弱的声音时隐时现于历史风潮之中。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像丁玲、王实味等曾作过一点努力，试图重新拾起启蒙主题，但是，在共产党政权还面临着生存危险的历史情境中，启蒙被迅速挤到了幕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以及国民党政权倒台的前夜，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了一时短暂的高潮。这时期，有人重提启蒙，但是，在民族危机和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历史关头，启蒙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新政权，对各种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整肃、清理，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启蒙主义不可能有多大的存在空间。

“文革”结束后，沉寂多年的启蒙主义在地下憋足了冲天的力量，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喷口。人们常常把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并提，认为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的回归，被中国人丢掉半个多世纪的启蒙主义在历经磨难之后，又被找了回来。

在80年代初期，启蒙主义思潮中的时代主题首先表现为“人”的启蒙，即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张扬。启蒙的过程就是“祛昧”的过程，启蒙者用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消除人们的愚昧观念，把他们从专制和奴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意识到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在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中，知识精英承担了一个十分活跃的社会角色。他们不甘心守着一份职业，成为在书斋里寻找乐趣的知识者，或者沉溺于艺术想象的艺术家，他们更痴迷于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广场启蒙者。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很深的启蒙情结，有研究者把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的回归。“这一传统的意义归结起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种紧张地批判社会弊病、针砭现实、热忱干预当代生活的战斗态度。”“‘文革’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的身份重新确立起来，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几代作家都以复活的政治激情和极大的勇气来直面人生，重新凝聚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他们最初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省、否定，揭发它的罪恶性，进而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病给予大胆的暴露，他们把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审视现实的批判目光结合起来，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投向社会上与人民群众的意愿所不相容的阴暗面。”^[13]“文革”后的启蒙就是从对现实的批判开始起步的，作家们最重要的启蒙目标就是把人重新唤回到人的起点上，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像刘心武的《班主任》、戴厚英的《人啊，人》、卢新华的《伤痕》等小说，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从这个时期的电视剧所表现的主题看，电视剧在对社会问题介入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远滞后于时代脉搏。当时，电视还不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聚焦点，电视的敏感度远不及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领域，电视的影响力也远在文学之下。人文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文、史、哲领域，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依靠思想文字的力量，而电视作为赶潮者，紧紧跟在人文思潮的后面。可以这么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电视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话语，它只是文学思潮的影子或尾巴，它所反映的主题其实在文学领域很早以前就有了，比如上海电视台制作的《永不凋谢的红花》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文革”期间民主斗士张志新与“四人帮”反动势力作不屈斗争的英雄事迹，电视剧的内容是典型的启蒙主题，而这一流行主题其实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文学主题的电视翻版。

2.社会启蒙:“改革”意识形态的勃兴

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当它还没有来得及走向深入，就被急切的主题所替代，社会危机将人的意识拖到了社会功利的偏斜轨道。80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并没有沿着单纯的思想文化思路继续前行，而是转向现实社会里最迫切的问题，即要解决民生问题。如何解决?在当时，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中国要发展、腾飞，必须走被我们一再耽搁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改革。80年代中后期，改革就成为时代思潮中最响亮的主旋律。

在当时的现代化想象中，人们认为改革是最优的发展策略。普遍的社会心态是，只要改革，社会就有希望，人们的生活就有奔头。很多人对改革怀有理想主义的幻想，甚至出现了改革崇拜、改革迷信，不切实际地认为，改革是万能的。人们把解决历史危机的一切希望全托付于改革，这就使得改革被赋予了过多的人文想象，而显得热情有余，理性不足。

在改革的目标和改革路径上，知识分子与保守派政治精英的预想存在很大分歧。前者的思路是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发展样板，打破原有的体制和观念束缚，一步一步地向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后者出于意识形态禁忌，不愿意将当代中国演化成为西方制度的另一个版本，他们要在保持正统的意识形态持续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地走中国的改革之路。到了80年代后期，两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共谋关系的破裂。这标志着启蒙主义的政治努力的终结，此后开启了另一个时代。

二、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图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人们习惯于用“多元化”来描述那个年代的历史文化图景。多种文化思潮起伏消长，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共生的局面，其中形成规模的主导性思潮有以下几种:

1.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关键词的思潮

市场化导向在90年代以后变得更加明确，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凝聚社会多方力量的核心目标。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上高调，政治上低调。经济单兵突进，优先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经济改革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性思路，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政治、社会或者其他的问题暂时不放在优先考虑之列。王晓明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似乎仅仅意味着创造了一个以利润为唯一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它要的只是效率、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应许的也只是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至于其他的那些事情: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伦理建设、文化教育……都不在它的视野之内。”^[14]那是一个经济挂帅的时代，是GDP至上的时代，衡量一个人或组织的价值标准是刚性的经济标准。在这样的社会导向之下，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你曾是一文不名的乞丐，还是身世显赫的贵族，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只要你是市场上的赢家，你就是社会的主人，你就会享受到被尊重的感觉。我们的媒体是制造“发展”和“市场经济”舆论的大功率鼓风机，在我们的媒体上是连篇累牍的成功人士的神话，这些成功神话不断地塑造着社会公众的成功想象，在社会上渲染了极端功利性的思想文化观念，这些观念经过社会舆论的渲染造势，形成了一股汹涌浪潮，这就是新意识形态的威力。这些像空气一样充斥着整个社会空间的新意识形态因为正好迎合了社会各界“发展”和渴望“好日子”的心理，最终形成了一个威力无比的巨型磁场。其实，这种以“经济”、“发展”、“市场”为关键词的意识形态系统遮蔽了90年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新意识形态占据了当代中国社会相当的舆论空间，这与80年代的现代化的民族想象有着内在关联。应该说，这种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是80年代现代化梦想的逻辑延伸。现代化的目标本来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维等方面，但是，后来的发展思路强调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这一层面，不断升级后就衍生了90年代后的新意识形态。

2.民族主义

在90年代的主导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话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一直是凝聚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民族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一直是凝聚中华民族意志、增强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资源。在近现代中国面临迫切的民族危机的时候，民族主义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整合的力量，抗日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新中国建立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话语实现成功嫁接。但是，后来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使民族主义一度处于低潮。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现。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民族主义往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标识。同时在国内，民族主义也成为社会转轨时期填充意识形态断层的重要补充资源。

3.知识分子精英文化

在80年代的整体语境中，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启蒙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等方向性问题上达成了很多的共识。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改革节奏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矛盾也随之出现，原先结盟的社会共同体开始解体，不同社会力量的分歧也渐渐加大。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的力量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原先目标一致的知识精英开始产生多种声音。

(1)保守主义文化。

进入90年代以后，曾经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传统文化，像“儒家文化”以及“国学”又重新进入当代文化的视野，一时间成为舆论和海内外知识分子热炒的话题。“儒家文化”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知识分子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之后，一直被钉在文化的耻辱柱上，但是，儒学研究却意外地在海外悄然升温。那些新儒家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虔诚，在反省西方现代文化偏见的基础上，重新检视儒家文化经典的精义，追寻历史上的儒家精神，尤其是它对于现代人人生和生命的意义。新儒家知识分子把东亚的经济繁荣一相情愿地简化为儒家文化的作用，说明儒家文化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反而还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儒家文化优胜论找到了实证性的理由。这些对于正走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中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激励。原先人们习惯于一致往外看，认为现代化的文化，西方才是正宗，而新儒家让人们发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照样可以发掘出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于是，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回潮的现象，“国学热”也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把知识界的兴趣引向传统文化，固然是对以前对于传统绝对化的偏见的一次大批判，但是，这次的“国学热”还与主导意识形态的默许甚至大力鼓励存在着某种联系。保守主义文化和主导意识形态在面对各种激进、自由、开放的思想文化时，面临着共同的对手，于是，它们彼此联手，共同对付其他文化力量。

(2)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80年代同属于启蒙知识分子阵营。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一系列新的社会文化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大于共识，后来演变为面对面的争鸣甚至争吵。

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上，即中国是否已经变成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被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中国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15]在新左派看来，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其社会批判的功能，批判这一现实，可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在90年代已经丧失了社会诊断能力，放弃了批判的责任。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没有卷进全球化。“时至今日，宪法条文中只说到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尚未在宪法中得到确认。”^[16]意在说明新左派对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没有依据的。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优先性”，由个人自由为出发点，派生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因此提出权力机构的制衡。”“倡导多元文化观，主张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认同不同的道德文化价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17]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社会可以自然产生社会民主和公正，“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而“国家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前者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后者以公共选择的结果为前提”，因此，市场本身的发展将保障个人充分的自由权利^[18]。而新左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由市场而自然达致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正、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19]新左派更强调社会公正，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公正问题。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权利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认为中国知识界最大的谬误就是把自由归结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20]。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虽然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仔细分析，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暗合之处。首先，它们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一根藤上结出的果实，思想源头都来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其次，双方在自由/民主、市场/国家、民族/全球化等方面的争论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次，它们在论证方法上都存在拿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而且存在为了证明理论的说服力，不惜割裂中国现实的偏向。所以有人认为，90年代知识界的论争是“代理人之间的论争”，此话不无道理。各方分别拿一套西方的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关公战秦琼”的戏剧。

(3)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兴起之后，很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风暴。这一文化思潮的勃兴主要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它以反叛的姿态标新立异，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科、杰姆逊等，其理论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从总体上看，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反叛权威，嘲弄传统。有研究者认为，“它不相信任何庞大和具有综括覆盖性的意识形态，也不相信艺术和理论、高级和通俗、艺术形式和艺术形式之间存在什么绝对界限”^[21]。尤其反对启蒙主义时代以来所形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相信真理和终极价值;二是与大众文化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后现代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日益发达的消费社会的反映，消费社会发育得日益成熟的特征是“物”的极大丰富化以及人们生活的镜像化，在支离破碎的镜像文化背景下，原先的现代主义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越来越繁复的社会文化，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三是后现代文化也对新的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政治、文化、性别关系做出新的阐释，这种阐释开辟了另一个思考和考察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认识自然、社会、人类的可能性;四是拒绝宏大叙事，不屑于英雄传奇。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一切都是孤立、破碎的，历史不是被我们虚构成按照一定逻辑演绎开来的，而是由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缝合成的巨大文本。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潮风云激荡，旧的还没有谢幕，新的已经出场，文化失序与价值失范导致各种文化思潮纷纷在中国舞台上匆匆路演，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后现代主义”也在这个时候鸣锣登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理论。后现代主义鼓吹者把西方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拿过来，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才刚刚显现进入消费社会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者就不无兴奋地鼓噪消费社会的汹涌大潮已经在中国四处蔓延。后现代主义充当的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吹鼓手和辩护者的角色，这就造成了知识界对消费社会本身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遮蔽了知识界对现实背后权力关系的深入考察，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批判力量。后现代主义在文化进化论的逻辑支撑之下，认为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已经过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再拿原来老套的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合时宜。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并不是中国的社会真实，而是为西方理论寻找中国注脚，而这种解释是以扭曲问题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代价的。另外，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拒绝真理的价值，产生了巨大的颠覆性后果，因为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在清理了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把启蒙时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一股脑儿地泼了出去。后现代主义颠覆权威、亵渎崇高、解构一切价值和精神的终极归依的做法，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空心化，其负面影响十分巨大。

我们对上述几种文化思潮的梳理并不能说明这些分门别类的思潮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截然分明的，实际上，它们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汪晖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在90年代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互相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在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采用的学院政治式的批评方式中，隐含的是他们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拥抱大众文化(虚构的人民欲望和文化的市场化形态)、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重返中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独特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部分。”^[22]此言切中要害，揭示了9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关系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