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热闹中的单调
早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是一个十分粗糙、边缘性的文本。受制于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社会语境,同时也受制于那个时期电视剧生产技术的落后,电视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很小。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在文化精英主宰的文化场域中,没有所谓的通俗文化发言的机会。影响所及,电视剧这个电视媒介中的文化类型,也被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时代底色,那就是启蒙主义色彩。
80年代的电视剧是一个依附性的文化样态,缺乏自身独立的话语模式。它的依附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技术的依赖,二是对其他文化的依赖。在80年代,电视剧还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样态,它对精英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依赖很大。那个时期的文艺主战场是在文学创作界,那是作家们激扬文字的黄金岁月,电视剧虽然也是演绎虚拟故事,但往往被视为文学末座,无法分享精英们的光荣与梦想,其影响力远在文学之后。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样态,无论是市场销路,还是其自身的艺术品质,都很不成熟。社会上流行什么主题,电视剧中就复制什么样的主题,电视剧不是原创性地发现问题,而是跟在精英文化的后面,成为精英文化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我们知道,80年代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改革,而这个时期的舆论造势要远甚于改革实践。所以,我们在讨论80年代的改革的时候,要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具体的改革实践,二是改革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路演,而后者则更为重要,因为它是80年代改革的真实景观中的主要内容。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反观80年代的改革之路,不难发现,那个时期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第二个层面上的热闹。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精英文化,大众传媒则充当了喇叭的角色,它成倍地放大社会场域中的强势声音,成为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表演的舞台。由于还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大众传媒需要依附于其他角色来体现它的价值,下面我们将选择几个样本看电视剧是如何附和当时的主流声音的。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的时候,文学立即起而作出反应,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改革文学”,出现了一批受到人们广泛追捧的改革文学作品,如《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跋涉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这些作品有力地触动了社会神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旋风。在改革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电视剧也立即尾随其后,电视剧《新星》和《乔厂长上任》即是改革文学的影视翻版。
电视剧《新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厉行改革的改革家李向南的形象。这个人物形象既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当时思变心切的社会心态的反映。当时的电视剧在构建改革者形象的时候,习惯于把改革者的人格、智慧以及改革情境理想化,我们从电视剧《新星》的故事叙述中就可窥见一斑。电视剧把改革家李向南放在改革与反改革两派势力的对垒阵势中进行生死考验,以李向南为代表的改革派是正义的一方,而以顾荣为代表的反改革力量则被放在非正义的一方,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矛盾就被简化为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较量。在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改革者作为正面英雄,虽然遭遇到重重阻碍,但是正义和智慧最终还是站在他这一边;而作为非正义的保守派虽然猖狂一时,最终还是倒在英雄的战刀之下。电视剧与其说是写实的,倒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的。剧中的改革者,被想象成一个单面人,即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符号:改革者=英雄。对改革者在道德上进行美容,让其彰显英雄本色,这是80年代电视剧叙事的一个显著特征。再看《乔厂长上任》。这部电视剧把改革的战场从一个小县城转向了城市,剧中主人公乔光朴是国营企业的厂长,他和身为县委书记的李向南相比,两者地位尽管不同,但是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保守势力反对改革。结果也是一样的,改革者必然笑到最后,因为他们拥有优势明显的道德资源,正义、善是站在改革者一边的。
上面两部电视剧比较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的时代特征。那个时期电视剧的叙事逻辑往往是二元化的:正义/邪恶,进步/退步,开放/保守,黑暗/光明等等,把世界分成彼此对立的两块,把人也分成截然分明的两大阵营,这种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寻找解释。同文学一样,电视剧对改革意义和正当性的强调要大于对改革实际进程的兴趣。为了突出改革的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电视剧所采取的策略是,突出改革英雄的感召力和魅力,通过改革者的高大形象来演绎时代的宏大叙事。比如,在改革家李向南和乔光朴的身上,作品突出改革者的高贵品格——正直、无私、无畏,他们的能力也是常人无法比拟的。作品把改革英雄神化、道德化,将改革家视为改天换地的救世主,这与80年代高涨的改革思潮存在密切关系。
改革思潮的涌动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流行主题的热闹喧嚣遮蔽了改革历史本身轨迹的复杂性。在启蒙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社会普遍对改革寄以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整个社会的集体想象都集中在改革身上,赋予改革以特殊威力和神奇功效。这个时期的纪实性电视剧就是改革舆论高烧状态的产物,如《新闻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等。这些电视剧是政论、新闻专题片和电视剧杂糅的结果,内容多取自现实生活,其中的人物和主干事件几乎都有生活的原型,但它又不是完全忠实于生活原型,作者在内容里注入了很多的情感和见解,使得这种电视剧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这一体裁的出现、流行与这个时期报告文学的风行不无关联,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类电视剧看作是电视报告文学。《新闻启示录》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放在沸腾的改革叙事背景之下:农村包产到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深圳之行等,这些带有鲜明纪实色彩的历史事件渲染了当时的主旋律——改革意识形态。在作者的创作意图里,具体的改革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述改革思想,可见这种“启示录”体裁深深地烙着启蒙主义时代的印记。《女记者的画外音》以女记者的视角观照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改革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名噪一时的改革家步鑫生,在社会的改革热情普遍高涨的时代,改革者本来平凡的改革行为很容易被放大成石破天惊的旷世奇迹,步鑫生在高烧的社会心态中自然被看成是超凡卓越的“当代英雄”。剧中的“女记者”成为故事中的另一个“在场”主角,这个角色不仅仅是故事的结构性角色,同时在她的身上还负载了极重的“意义”和“情感”,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和价值倾向。在这里,女记者承担着启蒙者的角色,其职业化的特征并不十分鲜明,而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却很突出。
由于城市改革还停留在起锚阶段,所以电视剧在反映这一主题的时候还显得比较粗糙,与城市题材的改革电视剧相比,反映农村改革的电视剧则相对深入。农村的改革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改革使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大胆与物质贫困告别,实现发家致富的愿望。电视剧《雪野》中的农村妇女吴秋香的人生经历就典型地说明了改革对于农民的意义。电视剧通过女主人公的创业故事,向农民们许诺,改革可以带来财富和幸福。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还带来了农民观念的变化,让农民活出了尊严,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这在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中也得到了反映。《雪野》中的吴秋香并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在她追求财富的同时,她也大胆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她曾与一个自己并不相爱的男人结婚,农村改革解放了她的思想观念,她不再患得患失,毅然从不幸婚姻中走出来,追求真爱。
80年代的电视剧在主题设计、形象塑造、叙事结构等方面的鲜明特征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不能把电视剧所建构的虚拟现实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等同起来,但还是能够看出它们之间的正相关性,即电视剧呈现的影像世界所演绎的主题、生产的意义都有鲜明的现实指向,电视剧中所突出的改革想象正是由现实社会的改革语境造成的,是现实需要刺激了艺术想象。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固然需要改革者发扬英雄主义精神,突破阻力,但是这个时期的改革主要是依靠政策推动的,而不是英雄推动了改革。这就体现了艺术与历史之间的差异。政策和制度是抽象的,在艺术作品中不容易显现出来,这就需要在艺术上进行巧妙的转换,就是通过一定的形象来体现抽象的政策和制度。因此,李向南、乔光朴等改革者的身上就被赋予了时代的意义,通过人物形象来凸显主题,历史真实就转化成艺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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