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题的变奏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后的电视剧:多元主题的变奏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明朗化，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动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时期的电视剧也进入高速发展期，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电视剧的生产不再是单色调，而是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元化色彩。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电视剧中的精英主义色彩开始淡化，世俗主义色彩日渐鲜明。多种力量介入电视剧影像的生产，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等，均进入当代文化语境中进行博弈，其中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占据了强势地位，相比之下，精英文化遭遇重创，处于边缘化角色的位置。

一、主流意识形态主宰电视剧生产

到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疏离渐渐拉大，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分化和思想分歧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加强对社会整合的力度，除了利用行政力量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之外，还利用符号市场来强化宣传工作。

进入90年代之后，大众文化轰轰烈烈地兴旺起来，颠覆了精英文化的霸权。由于大众文化的社会覆盖面广阔，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重视它，希望通过大众文化扩大自己的影响。而电视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它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接受便捷等特点。中国拥有10多亿电视观众，说明电视媒介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热媒介，而电视剧在电视市场中占有很高的份额，于是主流意识形态就紧紧抓住电视剧这个影响广泛的电视文化载体。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电视剧的生产，始终强调电视剧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电视剧肩负着培育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人，激励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责任。”“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坚决制止宣传愚昧、暴力、迷信和落后，坚决制止宣传有害身心健康的东西。电视剧不但要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应该以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强烈责任感进行电视剧创作。我们的电视剧应该展现我们的崇高理想、优良作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反映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提倡艰苦创业，激发人们与祖国、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炽热感情，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益、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欢乐。要教人学好不要学坏，要鼓劲而不要泄气，要增强信心不要丧失信心。电视剧创作要立足全国，面向世界，要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丰富的素材作为创作的源泉，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特色，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2]

为了加强对电视剧的管理，更好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相关主管部门对电视剧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从选材、加工、播放都有严格的制度管理，本书第五章将对此作详细介绍。

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

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其生产和消费的市场化。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效益，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无论是电视剧生产单位、中间商，还是播出机构，都将电视剧的市场效益放在重要位置，市场法则成为制约电视剧生产、流通和传播的重要通则。虽然电视剧的商业交易在8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那个时期的电视剧生产还是在“事业”体制内进行的，市场效益并不是电视剧的主要目标。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市场化，电视剧的市场化程度也在提高，大量资本进入电视剧市场，每年的投入达15亿元～20亿元。电视剧是一个高投入、高回报的产业，其利润底线一般在20%左右，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加入电视剧制作大军，“二八法则”也出现在电视剧市场上，20%的电视剧占了80%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电视剧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电视剧作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文化商品，它的流通和销售也必须遵守市场规律。投资者在进行电视剧投资时往往是比较理性的，他们总是倾向于收益最大化，为此，一方面必须尽可能地节约成本，把分母做小;另一方面必须把分子做大，尽可能提高市场占有率。从成本角度看，80年代制作一集电视剧的成本为1万元～2万元，而90年代以后，电视剧制作成本迅速提高，一般室内剧的成本每集约在15万元～20万元之间;都市剧、时装剧、农村题材剧的每集成本在20万元左右;古装剧在30万元左右。而一些大型电视剧，像《水浒》、《三国演义》、《太平天国》等，甚至要专门修建影视城、影视基地，耗资惊人，《水浒》每集投入高达104万元，而《太平天国》的总投入达到1.5亿元。高成本要求高回报，《三国演义》单出售给海外市场获得的收入就达到300万美元。再从市场占有率看，随着电视剧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电视剧渐渐形成了垄断竞争的局面。一些大的电视剧生产机构(主要是国有电视剧制作单位)在市场中越做越大，几乎控制了电视剧题材、人才、资本、发行渠道、播出渠道等环节，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电视剧市场。这些资本雄厚的电视剧生产商，抗风险能力也很强，但是一般的中、小生产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彻底拖垮，这就造成资本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大制作商手中，从而形成垄断。

我们知道，电视台主要依靠广告获得财源，而电视剧是大多数电视台广告收入的功臣。根据1999年的资料统计，当时电视媒体的广告总收入约200亿元，其中电视剧广告的贡献就高达150亿元，占75%的比例，可见电视剧的“含金量”之高。《还珠格格》(第二部，45集)曾经卖出高达2 700万元的价钱，但是这个价钱与它创造的广告贡献相比，还只是“毛毛雨”。据一位制片人估算，按照每一集电视剧10分钟广告600万元计算，45集电视剧创造的广告高达3亿元。如此丰厚的市场回报，足以让任何一位电视剧投资者艳羡^[3]。

电视剧对于广告的高度依赖，意味着电视剧生产、制作必须以受众为本位，于是收视率就成为考核电视剧市场效益的一个核心指标。影响收视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内容、时段、地区、营销、品牌等等。其中，内容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它构成了电视剧的基本面。像《还珠格格》在有的省市收视率高达45%，《刘老根》在很多城市的收视率超过20%，如此辉煌的收视效果主要归因于内容的精彩。为此，电视剧制作商往往会花大投入选择好的故事题材，聘请好的编剧。近年来，海岩、王海鸰等人在电视剧业界名声大起，就是因为他们写的剧本质量很高，有很好的市场前景。此外，明星演员的加入对于电视剧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明星的高超演技和品牌效应可以使其参演的电视剧备受关注，如红遍中国的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其成功与赵本山、高秀敏、范伟等人的出色演技密不可分。

有了好酒，藏在深巷里，也很难卖得好价钱。内容精彩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流通、播出渠道，也很难获得好的收视效果。因此，电视剧制作出来之后，还得进行电视剧的推广、宣传、营销。给电视剧做广告，是电视剧营销环节中不能缺少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有机会做广告。电视剧广告成本居高不下，使一般的电视剧望而却步，只有资本雄厚的大片才有能力投入不菲的资本做广告。电视剧的播出则成为电视剧价值实现的最后环节。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学问，放在什么时段，什么频道，哪座城市，以什么形式播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电视剧的播出效果。黄金时段如同城市的黄金地段一般，寸时寸金，同样的电视剧，在晚上20:00～21:00点播出与在夜里23:00以后播出进行比较，收视效果甚为悬殊。因此，电视剧对黄金时段的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地步。每年近万集的电视剧，不可能全挤进黄金时段，对于一个电视剧频道而言，每年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是非常有限的，于是，多数电视剧播出频道想方设法挖掘其他时段的价值。比如以模块化的方式，将连续几集的电视剧捆绑在一起推出，并冠以“青春剧场”、“女性剧场”、“男性剧场”、“雄风剧场”等名称，以满足观众的需求。不过，即便播出机构绞尽脑汁挖掘非黄金时段的潜力，还是不能大跨度地改变观众的收视习惯，人们的休闲时间资源的有限性控制了电视剧的播出规模和结构。有人说，媒介经济实际上是注意力经济，这是没错的。但是从深层看，还是人们的休闲时间问题，休闲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注意力的稀缺。

看电视剧既然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休闲时间又是有利可图的稀缺资源，为了吸引更多的电视剧观众，各商家不顾一切地争夺电视剧的消费时间，导致电视剧市场鱼龙混杂，电视剧内容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是奢华风。电视剧内容的商业化、贵族化、奢侈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过分追逐金钱、权势，集中渲染物质生活的奢华，对于农村生活、城市底层等关注不多;二是三角风。电视剧中过度渲染三角恋、畸形情感，大大污染了收视环境;三是涉案风。电视剧反映违法犯罪事件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过度反映涉黑事件、司法黑幕，黑色影像污染了人们的视野，会让人们产生比较消极的联想;四是戏说风。在电视剧中反映现实题材还是有一定限制的，这样，电视剧生产者就把历史作为一个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加之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源，广大老百姓对此也具有浓厚的兴趣，生产历史剧一时间蔚然成风，尤其是戏说题材备受欢迎。但是，一窝蜂地开发、消费历史，产生的副作用是很大的。首先是造成人们对历史缺乏起码的敬畏感，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历史的理解产生偏差;其次是对历史的过度开发必然会冲击人们的现实经验，影响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同;最后，别有深意的作者以及善于联想的观众可能在历史中寄托现实关切或寻找真实故事，把虚构的历史故事与现实社会中的事件对号入座，产生负面影响。

电视剧的商业化趋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以前少有的，比较一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电视剧，即可从中感受到明显的差异。80年代的电视剧关注经济和市场，都是精英主义、理想主义的，以启蒙主义思想、文化作为精神底座，但是90年代以后的电视剧，即便不谈市场，不谈经济，其背后也有消费主义的影子。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保守意识形态而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进步，它是以认可人们的正常利益诉求、价值诉求为前提的。对于一般的社会人而言，关注世俗利益和切身生活，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过去的意识形态刻意否定、拒绝人们的世俗生活欲求，片面追求精神的伪崇高、假道学。所以，在80年代90年代之交，以王朔的小说和改编的电视剧为代表，就开始无情、放肆地解构那些伪崇高和假道学，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嘲弄。“顽主”们的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在社会上刮起了一场风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显现出强大的力量。

三、精英文化烟消云散

在80年代风光无限的精英文化进入90年代以后，迅速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80年代的知识精英阵营在90年代以后迅速分流，原来那些在同一战壕里战斗的战友开始各奔前程，有的从商，有的从政，有的即便留在文化、知识圈，也消退了精英热情。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从十字街头退守到象牙塔，他们的兴趣从思想启蒙转移到学术研究上，从社会关怀撤离到专业研究中。知识精英的大面积撤退一方面出于主动，一方面也出于被动，特别是大众文化在中国蔓延开来的时候，知识精英的话语权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大众文化占据了当代社会的话语空间。

在90年代以后的电视剧所展示的影像世界中，精英文化也变得越来越稀薄。我们从电视剧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发现，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形象往往被分割成不同的社会角色，如官员、商人、技术人员、教授、律师、医生等，而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阵营。而且，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批判色彩越来越淡，世俗色彩越来越浓。与其他的社会角色比较，知识精英的形象比较苍白，外在形象装饰有余，而内在思想、性格揭示不足。知识精英的形象虚弱不能仅仅从电视剧的创作层面进行解释，它至少说明，知识精英在现实社会中的声音越来越小，在虚拟世界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了。或准确地说，现实社会和影像世界需要的不是批判型的知识精英，而是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即认同当下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不过，一个健康的社会还是需要有批判型的知识精英的，他们是社会的牛虻，不断地刺激社会处于清醒状态，使人们不敢懈怠，因此，一个社会中知识精英的批判力量过于弱小，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之，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面对着多种力量的博弈，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价值观、知识精英文化等多种思想文化介入其中，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思想文化局面。从电视剧影像来看，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电视剧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而精英文化，特别是知识精英的批判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成为电视剧影像中的薄弱环节。在电视剧影像世界中，两大强势力量即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和妥协，彼此之间有时候互相对立，有时候又相互携手。比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它基本上是认同现实政治，以现实秩序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因此，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影响是双重的。

【注释】

[1]尹鸿:《意义、生产、消费:电视剧的历史与现实》，载《尹鸿影视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吉炳轩在2000年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的讲话，载《中国电视》2000年第7期。

[3]《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