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弋于纪实与虚构之间

近年来，关于媒体黑金或记者腐败的问题，时有耳闻。这说明媒体这一增进社会能见度的职业，自身也存在问题。读者从媒体上获得媒体自身问题的信息非常少，根本满足不了人们对媒体内幕认知的饥渴。哪里有需求的敲门声，哪里就有市场的服务生。“记者小说”正是应对人们这种需求流行起来的。

前几年，以媒体或者媒体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十分活跃。就笔者有限的阅读，就有《我是记者》、《实习记者》、《新闻记者》、《记者》、《记者站长》、《首席记者》、《我是娱乐记者》、《流氓记者》等等。这些以“记者”为关键词进行命名的小说，也被人习惯性地称为“记者小说”。而且，“记者小说”的另一意思，亦指由记者创作的小说。从上述列举的作品来看，其中多数作品的作者至少是有过媒体经历的人。

为什么“记者小说”突然间在这几年扎堆“赶集”？这些“记者小说”的勃兴的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一个文学现象。对媒体而言，“记者小说”究竟是双面镜还是哈哈镜，值得仔细思考，认真揣摩。

在当代中国，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出现了剧烈的分野。以市场发行率为目标、以文化消费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通俗文学十分活跃，其中以揭幕小说尤为高产。

反腐题材是近些年特别火爆的题材，著名的就有《国画》、《羊的门》等，在圈内获得广泛好评，并赚取圈外的诸多喝彩。后来，这一类题材被市场力量强力推动，在通俗文学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揭幕”冲击波，尤以官场小说为甚。从其主题和故事结构上分析，可以发现，权力、金钱、女人往往构成这类小说的三原色。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作品中所调配出来的故事情境可能是不同的，但其故事的基础结构多有近似之处。这类小说的艺术技巧相对粗糙，上乘之作寥寥无几。

“记者小说”的作者所走的也是“题材决定论”路线，彰显题材的新锐、刺激。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往往并不是冲着艺术旨趣而去的，而是冲着题材和故事而去的，往往带着窥隐似的好奇，从文字编织的故事中，获得对权力内幕的替代性认知。因为，在新闻中不能获得的信息，可以在小说中获得替代性的满足。在很多读者眼里，这些“记者小说”名义上是虚构的，但其逼近现实，触及权力真相的写实风格，迎合了读者对于媒体无知的信息期待，这些作品很容易被读者当作认识当下官场内幕的教科书。

“记者小说”是揭幕小说在一个往常很少涉足的领域的延伸。从写作的基本套路来看，与官场小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彼此的区别主要在题材层面，前者揭示的是媒体内幕，后者披露的是官场黑幕。媒体是揭幕作者新开掘的又一矿脉。不过，将媒体作为揭幕目标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阵地，历来是作家和文学作者不敢轻易僭越的“雷池”。

这一领域成为揭幕小说的热土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不无关系。但作者在这个领域开采腐败题材资源，也不敢肆无忌惮。作者不断放出“本故事纯属虚构”的烟幕弹进行自我保护，可这种半遮半掩的写作策略并不能打消读者从虚拟故事中索隐现实的好奇心。

这种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的固执偏见，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造成读者在虚拟故事中索隐“新闻”的原因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针对媒体领域真相的信息供给存在严重不足。媒体是专司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职业，人们对于周遭世界的感知，主要源自于媒体，媒体是人们延伸的触角，是被延伸了的“耳目”与“喉舌”。

但问题是媒体生产和传播信息，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表现在非核心信息的严重过剩，而核心信息则相对稀缺。比如，媒体对公权力腐败的报道就非常吝啬。高层虽然高度重视舆论监督，但舆论监督的威力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被大打折扣，致使媒体对于权力腐败的披露甚为谨慎。这就造成了读者所期待的核心信息的短缺。在媒体上得不到的信息，读者就在虚拟或半真半假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某些认知现实的信息，从而获得替代性的满足。近年，反腐小说的大兴，于此不无关联。

媒体把眼睛盯着自家院外的世界，对自己领域的披露往往很忌讳。媒体这个信息工厂，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出信息，但对自身的报道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对媒体问题的披露更是稀少。于是，媒体就成了人们眼里“熟悉的陌生者”。但在如今媒体遍地开花的媒介化社会中，人们对媒体的好奇有增无减。他们想知道这个圈子的真相，希望了解其中的规则和潜规则。

浏览业经问世的“记者小说”，包括正式出版的小说和网络小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社会之病与媒体之病。

媒体与社会在转型中国中是唇齿相依的，记者在媒体与社会两大系统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作为媒体人，记者对于处身其间的社会变化是敏感的，同时，出于职业使命和责任，有义务及时、如实地记录，传播社会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当社会系统出了某些问题的时候，更是考验媒体良知和能力的关口。当代中国，繁荣与失序并存，机遇与挑战同行。但在现实社会中，记者表达的空间相对有限。在这种尴尬的情境下，有的记者则采取了“曲线迂回”的策略，从小说之路突围，寻找入世的路径，获得干预生活的空间。“记者小说”的这种干预冲动随处可见。

正如长篇小说《记者》作者在其后记中所表达的：“作为一个长期处在新闻故事和行业的边缘人，我透过新闻媒体张扬起的绚丽彩虹，舆论监督掀起的惊涛骇浪，无数次地看到里面的‘黑咕隆咚’。但越是在找不到北的‘黑’中，我越能找到在沉甸甸的责任里涌出的创作冲动。”对现实社会以及自己职业的深切关怀，激发起作者创作的强烈冲动。《记者》生动记录了社会的蜕变和媒体的蜕变，一个个时而卑微时而跋扈的媒体人，是在“断裂”（社会学家孙立平语）的社会中一个特殊而又暧昧的角色。

记者在社会系统中，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角色。社会系统中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对他们来说都有分，但他们又不是对这些资源拥有控制权的人。在由权力、金钱和文化编织的社会网络中，记者深度介入其中，但又跟它们不即不离。而权力对社会乃至媒体的控制，记者是深解其中奥秘的。比如，《记者》对官场潜规则的披露十分到位：“尽管谁都知道官场‘攀岩’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那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但进了官场的人还是身不由己地往上爬，哪怕前面是一个沙丘，只要爬上去同样也会有成就感的。”这些话是作者借助小说中的一个媒体人余震之口说出来的。

长篇小说《记者》对媒体病症的描写也很精彩，暴露了形形色色的媒体“家丑”。这些媒体问题一方面来自权力的非正常作为。“报社虽算不上是正规的官场，但报社的潜规则和大小官场是相通的。”媒体处身于官场与社会之间，但与权力的距离最近。如果权力使用不当，对媒体的伤害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媒体之病来自于媒体自身的堕落。在滚滚红尘中，媒体也容易被欲望所捕获，自毁长城。“新闻圈是个大诱惑，里面有糖果和鲜花，也有毒药和污水。走对了，在这里实现真实、真情、爱憎分明、体现良心的人生价值；走错的话，在面对金钱、美色和种种想不到的诱惑下蜕变为败类。而文化人一旦堕落成败类，那比洪水猛兽的危害都不知道要大多少……”

“记者小说”对媒体圈子里的腐败和堕落的披露，也是触目惊心的。浪猴的日记体小说《女记者日记》对媒体腐败有这样的概括：一等人看稿子得外快；二等人编稿子得吃请；三等人写稿子得工资；四等人拉稿子得提成。这反映了在利益和诱惑面前，媒体自身的无奈和脆弱。小说中所描写的媒体人物，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记者小说”中，媒体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拥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主体和利益主体。正如《记者》中的人物所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这是人们把记者的作用夸大了，神话了。在大家的印象中，记者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甚至可以做到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而事实上呢，这只是我们善良的读者看到的表象的一面，记者的作用有时候也是微乎其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家不要把记者神秘化，如果神话了，不免会使无冕之王失去了方向，会给形形色色的真假记者以可乘之机。”作者正是把记者放在滚滚红尘中考验，便于真正还原媒体人的“人性”本色。

长篇小说《记者站长》就是这么来写普通的媒体人的。小说中描述了高扬这个鲜活丰满的记者形象。他靠个人奋斗考上大学，又靠自己的努力和聪明当上记者站站长。因写长篇通讯《百姓心中的榜样》在省报上发表，把韩家县县长韩顺塑造成“当代焦裕禄”，获得韩顺的贴体关照。彼此之间互相利用，配合得十分默契。因为高扬的出色宣传，使得韩顺官运亨通，迅速成为东江省政坛一颗耀眼的明星。没出三年就升任地级市常务副市长，之后又调任河东市委书记，紧接着又升为省委常委。韩顺为了报答，送给高扬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是在省城高档社区。面对诱惑，高扬先是惊诧、犹豫，但还是接受了韩的馈赠。小说在写官媒勾结时，并没有采取居高临下的审判姿态，而是不动声色地叙述彼此默契的交易。这种本色、平静的叙述，具有一种震撼性的力量。

媒体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是最为敏锐、活跃，极具社会渗透性的行业。这一特殊的行业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与风向标，它能够敏锐地感应外部世界的瞬息变化，及时反映世风民意的微妙起伏。作为社会的信息交感系统，媒体专司信息生产与传播职能。它源源不断地从社会中获取信息，再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社会中去。当代中国遭遇亘古未有之变局，媒体生逢其时，见证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在这深刻的变革中进行自身的修炼。30年的中国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但同时也伴生了诸多问题。媒体作为坚守在中国社会第一线的眺望者，对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非常敏感。相对于其他职业，媒体最有机会对这些社会问题及时、全面地反映。

但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对社会问题真相的揭示是谨慎的，其触及真相的表达是带有策略性的。媒体拥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和权力，在当代中国，舆论监督拥有客观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中国高层十分重视舆论监督，但当遭遇现实社会中的利益结构和历史积弊的时候，其效力就遭到大幅下挫。当一个个具体的媒体被嵌在具体的利益和权力缝隙之中，其施展拳脚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鉴于此，真实信息的短缺造成了虚拟信息以仿真的形式大量繁荣，而市场化社会又成为推动这种替代性信息供给的巨大推手。

“记者小说”正是一种以仿真修辞转手兜售社会真实信息的载体。“记者小说”的作者多有过媒体从业经验，他们把自己在真实世界里无法表达或不便表达的东西，借助虚拟的方式，获得安全表达的机会。戴上“小说”这个安全帽之后，作者们在虚构的世界里，可以对社会问题进行“超现实”的披露，在虚拟的空间中放纵自己的写实枪法，甚至可以把自己真实的职业经验“带土移栽”到作品中去，造成了“真作假时假亦真”的效果。对于读者来说，信不信由你。你信他说的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你信他说的是假的，那就是假的。把真假的裁量权交给读者，把想象的权利留给受众。

这种躲进小说中实话虚说的媒体人把戏，在“记者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在纯文学作者那里被信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规则，在他们那里可以获得豁免，至少可得到包容。那些文学戒尺如果打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可以为自己鸣冤叫屈。他们可以拿出“纪实文学”的借口逃出纯文学规则的约束。“记者小说”这一特殊的文本形态，游弋于纪实与虚构之间，在中间的灰色地带获得巨大生存空间。在专业人士（文学圈、新闻圈中的专业人员）那里，他们可能会遭到谴责，这些作品可能被认为既不是严格的艺术创作，也不是严肃的新闻写作；而他们的这些亦真亦假的作品却在读者那里广受青睐。而读者的兴趣，可能是“记者小说”的作者们最在乎的。

总而言之，“记者小说”的勃兴，反映了当代中国媒体表达的一种扭曲状态。记者的本职是从事新闻生产与传播。这种鸵鸟式的表达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论是社会病，还是媒体病，都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解决，需要制度硬件来纠偏。我们可以乐观地相信，中国人包括媒体人会有足够的智慧来建设性地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如果一些记者想从事真正的文学创作，则另当别论了。不过，那他就应该按照文学专业标准来修炼自身的艺术才艺了。而在这方面，目前的“记者小说”至多只有及格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