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软”风险的舆论风险

风险是指人类社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威胁、危险和危机。风险是危机的前兆，是潜在的和可能的危机。一旦风险进入公共领域，社会多元主体卷入对风险的感知和表达，并采取行动，风险就转化为危机了。风险可分为“硬”风险和“软”风险。“硬”风险是一种实体性风险，像战争、生态环境恶化、经济风险、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贫富分化、利益冲突等方面的威胁和危险，都属于“硬”风险。而“软”风险则是一种弹性风险，往往是由人和社会系统中的主观性因素造成的，诸如社会认同、文化观念、社会舆论、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威胁、危险，即属于“软”风险。“硬”风险比较显见，而“软”风险可能会隐蔽一些。因此，人们对“硬”风险往往比较敏感、重视，而对“软”风险可能会不大关注。著名的风险理论学者贝克、吉登斯所理解的风险社会，主要关注的是“硬”风险。实际上，在全球化与媒介化时代，“软”风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巨大威胁。

在当下中国，舆论风险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也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差异化的社会。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利益、价值、观念的分殊和差异，有时可能还会出现利益和价值冲突的激化。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舆论环境复杂、多变。在这一时期，舆论易燃点增多，利益和价值、观念冲突加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等“硬”风险引发的问题不断出现。近年来，突发性事件激增，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多发，这些“硬”风险都有可能引发舆论风险。我们处在“硬”风险高发时期，同时也可能是舆论风险的易发、高发期。舆论风险作为一种次生性风险，如果没有得到重视，它可能会反过来引发、加剧实体性风险。从近年发生的多起突发性事件以及群体性事件来看，有不少事件是因为舆论风险失控造成的。比如说，瓮安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等，都曾因舆论风险的恶化造成整个事件局面的一度失控。一旦舆论风险演变成现实性的危机，实体性的危机就容易被放大、扭曲，容易产生难以预测的负面效应。风险本身可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舆论风险放大或扭曲的风险。中国社会管理者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在加大“硬”风险的管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软”风险的控制。

但问题是，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趋于多元化，致使风险传播处在极大的不可测性。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往往是被动的、有限的信息接受者，其信息接受和传播范围是有限的。而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传播和网络传播、手机传播多头并进，形成了三维一体的传播“立交桥”。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信息主体拥有更多的信息选择，这就增加了风险传播的变数，大大增加了舆论风险控制的难度。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握舆论风险的发生、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对舆论风险进行有效控制。舆论风险是语境化的产物，要把握舆论风险的运行规律，需要注意到全球化、媒介化以及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三个语境因素对中国舆论风险的重要影响。这三个语境交互影响，加剧了舆论风险的不可测性，自然也加大了认识舆论风险的难度。只有充分把握上述三个语境因素对于中国当下舆论风险的影响规律，才有可能找到解决中国舆论风险问题的门径，继而掌握舆论风险控制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