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老兵转行

媒体是一个大林子，每天都有鸟飞进飞出。媒体也是一个大池子，时刻都有水流进流出。记者编辑在媒体里走进走出，是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事业属性，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改革，渐渐地松动了媒体的用人机制，打破了媒体从业者“齿轮”与“螺丝钉”的传统职业理念。“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此话用在如今的媒体身上再恰当不过。在北京、南京、广东等地传媒界活跃着一批穿梭于多家媒体的流动新闻打工者，被称为“漂记”，成为媒体圈内的“流动人口”。在传媒行业，几乎每天都有“新人”笑着进，也有“旧人”笑着或哭着出。新兵下水，与老兵上岸，同时存在。这样的好处是：保持媒体劳动力的流动性，老人腾出了位子，新人再顶上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在如今的媒体中，可能少有“从一而终”、与所效力的媒体厮守一辈子的坚定信念的了。在媒体职业上敷上过多金粉，不是虚荣矫情，就是掩耳盗铃。在媒体干活，说得直白一点，多是为了谋生。

媒体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虽说，从事媒体生产的劳动力多是脑力劳动者，与富士康企业的产业工人不太一样，但二者本质上可能没太大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不过是：前者用脑子干活，后者用手干活而已。在市场化媒体里，媒体职业理念的民工化趋势甚为明显。大量的“新闻民工”活跃在新闻生产一线，成为媒体生产流水线上的主力军。为了让媒体生产流水线夜以继日地开动起来，需要大量的一线记者编辑，零距离地守候在新闻生产的现场。天长日久，单调的工作、低廉的薪酬、恶化的职业环境、逆行的生活节奏、不稳定的未来……时时磨蚀着他们心中残剩的新闻理想。这些人在媒体做了或短或长时间之后，选择了离开。

传媒老兵为什么转行？其原因多多，粗略分析，概有以下几种：

一是“做而优则仕”者。这部分人应是稀有的幸运儿。他们在媒体干得顺风顺水，多年媳妇熬成婆，由媒体人升格成新闻官。能从媒体一线一路顺利混上去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可遇不可求，属于上上签。除了看能力之外，还得看运气。

二是“做而优则学”者。近年来，有不少媒体精英栖身于高校或研究机构，进入这些部门的新闻传播专业，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其中的顶尖者甚或成为新闻传播院系或机构的负责人。稍差的，就做一个普通的教员或学者。其身份由媒体记者或编辑转变为学者，践行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三是迫于媒体生存空间狭小，知难而退者。这部分人在职业江湖上闯荡有年，从原来的不知深浅，渐渐感受到职业的水深火热。他们发现职业空间越来越局促，充满不稳定性，于是萌生退意。据沈菲、张志安两位博士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中国调查记者中，有40%的记者意欲转岗。调查记者的生存境遇，可能是中国记者中最严峻的。超负荷的职业压力，不断恶化的职业环境，时刻蚕食着他们的新闻理想。这部分人，除了少数“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多是一边拉车，一边寻路。若遇着合适的机会，就改“嫁”他人。

四是出于薪酬待遇考虑，选择待遇更高、环境更好的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做媒体的待遇并没多少优势。待遇不高，压力又大，付出与回报之间悬殊甚大，致使媒体从业者的心理落差拉大。一些意欲跳槽或转行的记者编辑，如果路遇待遇优越的差事，就会辞旧迎新。

五是新闻理想失落，寻找稳定港湾歇息。当初，很多人选择媒体这一行当，是冲着心中的新闻理想而去的。迎风沐雨多时之后，突然发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是天上地下。于是，他们在媒体转了一圈之后，身上挂满了疲惫与伤痕，身心俱乏，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养生息。

媒体的新陈代谢，就如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一样，需要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大面积的人员流失，难免会代谢失调。当下，有大量准新闻人门外排着长队要进媒体，媒体似乎不存在“用工荒”之虞。不过，笔者担心的是，媒体精英的大面积流失，会影响媒体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