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不得，重不得

文化，轻不得，重不得。缺了它不行，看得过重也不行。这尺度究竟如何拿捏，真的有点难。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型的文化体，要把文化分寸拿捏好，实属不易。甚至说，要把我们的文化理清楚、说明白，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文化这东西，你不说，我似乎还明白，你真要认真说它，我反而会越来越糊涂了。文化就像空气，它每时每刻就在我们身边，但平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多么重要；只有在它缺席的时候，或出问题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登上海拔几千米的西部高原，才能感受到空气的分量。平时它在我们的身体中进进出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只有当它缺席或打折扣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意义。文化是我们生活、生命的空气。一般情况下，文化以“轻”的形式贴身呵护我们，给我们以生活与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们平时似乎并不知道感恩与敬惜。只有在失去它的时候，或出了问题的时候，才意识到它不可轻忽之“重”。

在整个社会一边倒地为“胃”奔走之时，我们往往会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把全部的精力智慧都用到物质上来，把“物质”变成了“硬道理”。于是乎，社会变得“物质主义”起来，把“物”视为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第一标准。其结果是，轻慢了文化，荒芜了文化，甚至造成文化大面积沙化、钙化。物质成了物质的通行证，文化成了文化的墓志铭。文化是我们的“心”。为了我们的“胃”，却冷落了我们的“心”。这里不是说，“胃”的需求不重要，“胃”给我们生命提供能源和动力，但离开“心”的引领，生命就会失去方位和意义，迷失方向。

近年来，比比皆是的失德事件不断刷新中国社会道德“吃水线”，诸如“地沟油”、“染色馒头”、“奴工事件”等。2011年10月13日，在佛山街头又上演了一出耸人听闻的惨剧。一名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事后肇事车辆逃逸。随后开来的另一辆车辆直接从已经被碾压过的女童身上再次开过去，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国人对生命的惊人冷漠，令人齿冷，让人心寒！10月20日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常委会上呼吁，要认真反思“小悦悦事件”悲剧的根源。他说，我们在消除贫穷追求财富增长的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是导致这种社会冷漠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指出，要用“良知的尖刀”来解剖自身的丑陋，要忍着揭开疮疤刮骨疗伤的疼痛，唤起全社会的警醒和行动。汪洋此言，切中时弊，击中了问题要害。这么多年来，我们深陷GDP围城，唯“物”是瞻，有失斯文，造成文化、道德大面积沦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过，“GDP只是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一个质的指标。GDP没有考虑财富分配，也没有道德价值观。”GDP最大的一宗“罪”是没有考虑社会和人的发展。诚哉斯言。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核心议题加以强调，将文化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反映执政党治国理政方略的重大突破。同时，意味着文化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意味着“唯GDP化”的发展主义的终结。

文化“失重”是不行的。我们曾为文化失重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次的六中全会，意在纠发展功利主义之偏，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同时也要防止文化“超重”取向。文化“失重”，会引致精神贫血、道德缺失。重视文化是必须的，但应以文化的方式重视文化，防止以非文化的方式折腾文化，赋予它不能承受之重，从而将文化压向另一个极端。文化是“无用之用”。它关乎人心，是一个共同体安身立命的根脉，它轻不得，也重不得。压得过重，会挤压文化的发展空间，造成沉重的压迫感，不利于文化的良性生长。在我看来，要防止两种文化“超重”现象。

一是防止文化的“物化”。要防止将文化功利化，防止以建设文化的名义伤害文化。警惕GDP的路径依赖，将文化GDP化、指标化，以GDP思维进行文化建设，大搞文化大跃进，运动式、工程主义地造出一些速朽的文化景观。应该知道，文化有其自身规律性和生命周期，须顺势而为，不可逆向行使。否则，只会在反方向上越走越远。

二是文化的过度意识形态化。文化肯定与意识形态有关，但文化又不全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可能全面覆盖文化。意识形态引领文化的前提是：尊重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只有沿着文化的逻辑设置意识形态议程，寻求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最大“交集”，在意义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收获共赢。在意识形态面前，文化通常以“轻”、“弱”的形式显示其文弱的一面，但意识形态时常会有控制冲动，以“强”示人。换句话说，文化也有刚性的一面，它以柔克刚，以其绵长的韧性销蚀强者的任性。因此，需要打通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内在规律，理顺二者关系，实现彼此合力，才能和谐共处，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