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记忆

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三十年集”系列丛书。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思想文化事件。丛书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近四十位学者联袂出场，集体出现于公共视野。这批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三十多年前，随着“文革”的终结，这批知识分子受到命运与时代眷顾，被推到时代前沿，凭借他们的敏锐与智慧，以及对知识的渴求与激情，与时代同行，担当三十年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巨变的亲历者、思考者。

这批知识分子是一拨幸运者。相对于他们之前以及之后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正好遇到了能够彰显知识分子能动性与主体性的时代。他们不是时代的寄食者，即靠时代之光来点亮自己，而是用他们集体的智慧和激情去照亮时代，与时代一起歌哭、燃烧，时代与生命的双重重量成就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三十年，是极具历史含量和人文重量的三十年，其中饱和着情感与理性、思辨与激情、沉思与忧患、高扬与低回、憧憬与失意。这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是一道引人入胜的生命风景线。目前，历史仍在他们面前延伸，这代人的思考还在前行，准确地说，这一代知识分子目前正处在其事业与人生的巅峰状态。即便有些学者已经退休，但其思考并没休止，他们的思想和激情还在噼噼啪啪地燃烧。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今天恐怕很难说出一个准来，也许要在多年之后才能体会出来。

阅读这代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各有各的精彩。从这套丛书的书名上就能够感受到一些。诸如，何光沪的《三十功名尘与土》，陈思和的《脚步集》，周国平的《人间学术》，张汝伦的《含章集》，许纪霖的《另一种理想主义》，何怀宏的《旁观集》，陈平原的《压在纸背的心情》，钱理群的《幸存者言》，俞吾金的《生活与思考》，李辉的《纸上苍凉》，葛兆光的《看澜集》，林贤治的《沉思与反抗》，黄子平的《失去的文学时代》，徐友渔的《与时代同行》……学术背景、人生阅历、思想底色以及气质禀赋的差异，成就了他们不一样的思想风景。进入他们个人化的知识、思想空间，追踪他们独特的思想脉络与人生沟回，读者会被各具风情的智慧与思想魅力所吸引。近距离地感受一个个思想者与时代的对话，我们可从他们个性化的文字中，感受到逝去时代的脉动。正如陈家琪所言：“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认识一个过去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文字的命运也就是时代的命运，文字的下场也就是时代的下场，我们也只能通过文字表达的特征去判断一个时代的特征。”

“三十年集”丛书所展示的知识分子群落，主要是一群人文学者，严格地说，他们是一群具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群纯粹的书斋学者，而是有济世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以“学术为业”的同时，还有思想的追求以及社会的担当。用陈平原的话说，就是他们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周国平把从事人文研究分为三种不同的方式：其一是学者的方式。即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与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是才子的方式。即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味，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即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他认为，最好的学者应该兼具三者，智、情、魂兼修，把真善美打通，努力做一个头脑认真、情感丰富、灵魂高贵的人。这一代人文学者，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学者。时代造就了他们成为先天的知识分子，造就了这一群体的“人间学术”品格。在思想与学术之间，没有“第三者”。正如钱理群所言：“我们追求学术研究与我们的时代和脚下的土地的血肉联系。”“在几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转型中，我一直紧张地审视、拷问着自己，并通过学术研究寻找自己安身立命之地。希望通过这样的写作获得学术、自我生命和时代精神三者的统一，不但留下个人的生命印记，也能从一个侧面，为所生活的时代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写下自己的记录，尽到‘时代书记员’的责任。”从学术规范来说，这一代学者可能因思想的过度介入，稀释了学术的纯度。但是，他们并不介意这些。即便有一些学者一度强调学术至上，思想淡出，他们也没有把思想赶出学术理想国。

理想主义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面对急转直下的世俗化社会转型，这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空前的精神阵痛。人文精神流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此，他们会本能地作出反应，向社会呐喊、呼告。许纪霖认为，一个世俗社会的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个人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切的中心问题。他们对世俗社会的来临，有着特别的敏感。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其说是理性的讨论，不如说是政治的抒情。

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三十年集”系列丛书是一个极富创意的出版行动。岁月与人，编织了历史，这套“三十年集”丛书找准了时间与人，丛书借助一代知识分子三十年的精神历程，展示历史的深度、厚度与温度。表面地看，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颇为讨巧的事情。文集中的文章，多是作者从过去文章中选录的，并不是作者现时的原创。但这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抽样过程。对于作者而言，从以往的旧作中选择年度代表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实际要做的，是要重温自己的思想史现场，对自己过往三十年思想、精神历程进行清理与反思。在此基础上，从中挑出一篇篇年度代表作，作为自己人生与时代交感的证词。这对于知识分子个人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精神反刍过程。几十位思想文化精英的集体回眸，自然会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思想文化事件了。

这套丛书是一次集体精神记忆的打捞活动。借助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返乡，打捞三十年中国的公共精神记忆。这种打捞行动，如果没有出版者别具创意的策划，恐怕难以成行。因此说，是别具眼光的出版策划者发动了这场思想文化界的集体演出。在“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出版策划者扮演的是“助产士”角色，准确地说，是“催生婆”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