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定采访提纲

第二节　拟定采访提纲

采访提纲是记者对采访活动的基本设想,包括采访的目的、要求、步骤、方法、时间、采访对象、采访问题、相关背景,以及采访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处置方法等。采访提纲应拟得详细、具体,包括一些意外情况的应对与处理。

西方记者很注重这一点,他们的要求是10∶1,即采访1分钟至少准备10分钟的内容。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主持人华莱士曾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次采访都要有采访提纲,并且采访提纲中应该准备30至40个扎扎实实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采访提纲,临时很难提出有价值的问题^[6]。可见,写好采访提纲,可避免盲目性,争取采访的主动。

一、采访提纲的内容

采访提纲如何定?要因人因事而定。一般来说,简单的采访活动,写出概要的计划与访问提纲即可；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深度报道的采访,则需要拟出较为详尽的采访计划和访问提纲。无论是哪种情况,采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充足的信息,为写作报道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撰写采访提纲时,要注意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明确采访目的,即采访要解决什么问题。在开始采访前,记者应该知道自己希望报道朝什么方向发展,每个报道都应该有一个目的,一旦确定目的,就可以设计问题,然后通过采访帮助记者达到这个目的。

第二,确定采访重点对象、一般对象以及应涉及的领域、部门和现场。

第三,设计采访的方式是个别访问、开座谈会,还是现场观察,选择什么场合进行采访,现场观察些什么内容,采访的顺序和时间如何安排等,都要进行周密的设计。

第四,设计提问。可以将要问的问题一一列出,以便采访时作为参考。采访需要做必要准备的重要性就在这里,通过资料和初步采访后得来的信息来组织这些问题。记者需要通盘考虑如何问这些问题,当寻求事实性信息时,问题应该比较集中和具体。当寻求意见性信息包括观点、评价等内容时,问题应该比较开放和概括(下一章将对提问做更深入的探讨)。

第五,预测采访的难点,选择采访的突破口。

以上这五个方面,组成了采访的整体构思。这其中,采访的目的最为重要。当一个新闻线索到后,记者在确立自己的采访目标和要求时,往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方面是自己采写这篇报道要表达什么思想,告诉受众什么事实；另一方面是受众的需求以及新闻政策的制约。

除了对采访内容的准备之外,思想准备也需要做足。采访小人物、小事件不要马虎大意,而采访大人物、大事件也不要紧张和自卑,应该树立起作为记者的责任心与自信心。面临一些艰苦的采访,还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二、尊重事实、及时调整

客观情况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即使事先的采访计划考虑得如何详细和周密,也往往很难在实际的采访中不折不扣地进行。因此,应当根据变化的客观情况调整计划,撰写新的访问提纲。为了能够及时做到这一点,在拟定采访计划的时候,可以设计多套方案,当一种方案行不通时,立即更换另外一种,免得措手不及。当然,采访时的临场应变也相当重要。

到了采访现场,提问顺序有可能会调整,有些问题记者是知道答案的,有些不知道,有些采访对象的回答和事先了解的不同,可能会意外牵扯到另外的问题,就需要记者顺势转移阵地,融会贯通。

三、从一个案例看采访提纲的设计过程

2006年1月19日,《南方周末》推出了对海南省省长卫留成的专访,题为《“做官我宁可糊涂,但干事我不糊涂”》,这个报道获得2006年1月南方周末新闻奖,被访者卫留成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后决定至少半年内不再接受任何专访,因为他们的“采访是最深入的”。记者寿蓓蓓在回忆自己的采访时,认为“写采访提纲是绞尽脑汁的思想过程”^[7],在见报的35个问题中,事先列在采访提纲上的有25个,另外10个是现场追问；而这25个采访提纲上的问题,14个来自书面资料后的思考,11个来自预采访过程中的发现。记者寿蓓蓓认为,“一次扎实的访谈所经过的阅读分析、实地调查、追问,三者不可互相替代”。

她在采访卫留成之前,从网上搜到了60页的资料,除了卫留成的各类报道和讲话,他到任后制定的《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修订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2004年和2005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其准备的重点。通过阅读材料,列出了很多问题,有的可以直接提问,有的则需要经过前期的了解、核实再形成问题。

记者到了海南以后,没有直接采访卫留成,而是从省长外围的人入手,进行预采访。如从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处得到的关于卫留成的信息提了两个问题,从省长周围的官员及一些职能部门的采访中获得的信息帮助记者提出了9个问题。如关于卫留成在海南推行问责制,雷声大雨点小,记者问道：“问责制最重的处分是责令辞职和建议免职,到目前出台10个月了,投资环境中心也已经结案24件,还没有一个处分结果比较重的例子。”这时,卫留成瞪大眼睛说：“这个数字我都不知道。”十分专注地往下听,记者接着问：“我们了解到一些人对新制度有比较大的期待,我想问的是,问责制迟迟没有用起来,是不是该问你省长的责呢?”而问责制的落实情况,是记者头一天从省监察厅查到的。

记者的采访目的是剖析卫留成从企业家到省长的角色转型,以及海南特区在其执政下的发展思路和前途。采访提纲的问题围绕这一目的来组织,在实际采访中也没有大的调整。

记者寿蓓蓓认为,“酝酿采访提纲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化学反应,吃下一堆材料问了一堆人之后,理性的思路变得鲜活了,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自己会跳出来,我的工作就是排兵布阵,按逻辑给它分堆儿。”

我们从《南方周末》对卫留成专访的最终报道中,可以看出记者的采访提纲下了很大的工夫,采访的成功依赖于一份完善的采访提纲。请试着分析一下,看哪些问题是资料中得来的,哪些是预采访中得来的,哪些是现场追问的。

“做官我宁可糊涂,但干事我不糊涂”

本报记者　寿蓓蓓　朱红军

角色突变

拍板如果拍错了丢人呐,马上人家会感到,这个省长是笨蛋。

记：从企业家到省长,面对反差这么大的角色转换,2003年9月29日中组部找你谈话时,你心里怎么想?

卫：这时候只能有一个想法,就是感谢中央的信任,怎么样不辜负中央的重托,去做一件对我挑战性很大而不辱使命的事情,你不能再有别的想法。我早几年跟中央领导讲过,我希望就是做企业。我不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企业家吧,但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在我当总经理这四五年,我那个企业变化还是很大的,但是中央挑到你了,给你这么个重任,那不能再说别的话。我当时就讲,感谢中央的信任,绝不辜负中央的重托,就这么两句话。

问：这个调动你比大家只早知道了一天,在24小时中你做了什么?

答：谈话是在晚上,根本没有24个小时,只有12小时。

问：这一宿你睡着了吗?

答：我睡得不好。我也就想了两件事,一是我到海南以后首先应该做点什么,另外就是在中海油要怎么交代,因为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就宣布了,然后我就退出,至少我要讲几句交代的话。只有12小时,呵呵,给我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问：赴任前你对海南是什么印象?

答：中海油在海南扶贫好多年,另外在海南有很多项目。我对海南的印象不多：工业几乎没有基础；农业嘛我没有概念,只知道海南出一些热带水果；旅游秩序比较乱,脑子里就这点印象。所以我来了之后花一个多月时间走了18个市县,走马观花看了一遍,形成一些初步印象。

记：到海南后发现实际上是怎样的?

卫：确实发现就像你刚才说的,海南地处东南沿海,号称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但是它的观念、经济、竞争力、社会发展程度,确确实实是一个欠发达地区。当我2003年底来,我讲到海南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时,好多老干部都说,你说了实话。我来到海南感到一个问题,干部急于发展的思想很重,说我们发展太慢了,要快,很多时候有一种暴富的思想。海南建省之前走私汽车,建省之后房地产泡沫……

问：你是企业家出身,反而很警惕经济快速发展。

答：我是很警惕这个东西,关于十一五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问题,有人说我们提9％的发展速度太慢了,我在很多场合都讲发展速度与质量、与基础问题。广东省“十五”期间平均发展速度超过12％,十一五提出9％以上,它有一个结构调整、环境整治的因素。海南省“十五”期间的平均发展速度9.8％,我们现在提9％我认为已经不低了。在政府报告中我不主张提海南进入一个“跨越式”发展阶段,这个词我不用的。

记：其实好的企业家反而是务实、规避风险的。

卫：绝对是,基本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政府也应该这样,否则要出毛病的。我认为海南还需要三几年打基础。

记：那你的任期不就打完了?

卫：这也是我的一个思想,我能做点事就行了。海南再有三年,也就是十一五的前三年,还要继续打产业基础,形成几个100亿以上的大产业。有些产业像农业、旅游业是上档次上水平的问题,有些产业是形成的问题,把基础打好了,十一五后期可能会加快发展。

记：你从政之前三十多年在企业的工作经验,包括国际资本市场的背景,能给海南省带来什么?

卫：从1970年到2003年,我在企业做了33年,从一个公司老总到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跨度是很大的,但是我适应得非常快。我感觉政府本身也有一个执政经验问题,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资源、资产,包括行政资源和一些经济资源,都跟一个大型企业的运转规律、模式有很多相同之处。

8日正式宣布,9日我就开始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处理一摞摞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出过政策上的偏差,那倒不是因为我聪明,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与政府官员的很多东西比较接近,比如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出席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旁听人代会；另外,大的政策路线,只要你用心去研究,不会出错。我第一次主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政府部门规章,我心里也有些发憷啊,十几个厅长人家发了言你得拍板,拍错了丢人呐,马上人家会感到,这个省长是笨蛋。

记：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卫：万幸,哈哈。

官场

官场文化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去研究它,在这个问题上我宁可糊涂,但是我干事不糊涂。

记：海南省四年换了三届书记两任省长,大都提出海南发展思路,比如“一省两地”、“三个特色”、“四大发展战略”,可你没有提出任何发展思路,为什么?是没有,还是只做不说?

卫：我感觉担任省长也好,市长、县长也好,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这个思路还得稳定,不要换一拨人、换一届班子就换一套东西,这很重要。比这更重要的,是把思路一步一步变成现实。人人都能提出来一两套发展思路,但是能做到的可能不多,因此一些地区就发展慢。我来了两年零两个月,没有提任何新的发展思路,我觉得能够把历届省委的这些精华保持延续性,然后把这些事干成,就行了。

记：你做的一些事,让人一听就觉得是企业家作风,或者说不合通常的为官之道。比如你在当选省长的当天,对媒体说年底前要做三件事,简单说就是查账,要全面清理政府的债权债务。我没有搜到后续报道,不知道这事你干成了没有?

卫：我干成了。总的债务,包括我们政府欠国外的,欠国家银行的,200多个亿,我记不准了。但是它的还款期都很长,其中一些我相信中央会考虑,比如海南发展银行的欠款,包袱太重。

记：查账的这个举动是典型的企业家做法,接手一个企业一定先摸清家底,但在官场上是不是犯了忌——“新官不理旧账”?

卫：是的。应该说我也忌讳涉及历史上的一些欠账,以现在的观点看过去的事情,会感到有些事情很麻烦,而且收拾起来很困难。但是有些账我清楚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要改善投资环境,正在统计政府欠投资者的钱。最近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我们文昌市欠泰国侨领2600万元,10年了,他们当年满腔热情,联合组织了公司来投资,最后投资未成,地也收了,钱也未还,非常让人伤心。另外政府工程款的清欠工作也在抓紧做。从现在开始,政府不能再不守信用,你答应过人家的事,你签了字的事,必须兑现。同时,对过去的历史旧账也要进行清理,采取措施,如果不做好的话,这个负面影响很大,涉及政府诚信问题。

记：有人称你为“教育省长”,其实投入基础教育对GDP没有贡献,有些老同志好心劝你,这样抓教育不行,应该抓短期能出成绩的,你为什么不听呢?

卫：你说得对,教育是花钱的,不能马上见效,但是关系到海南的长远发展,而且关系到老百姓最切身的利益。这跟我的经历也有关,我小时候上学那个苦劲啊,比现在农村的孩子还要苦。我今天跟财政厅研究明年的资金安排,跟他们讲,人民政府的省长盯着发展,没有钱啥也干不成,但是当你有了有限的财力,你去干什么事?我觉得应该去解决老百姓最需要解决的那些事。一个是教育问题,2008年之前,还要解决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

海南发展得慢,有各种原因,其中人才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花上十年、十五年时间去解决好,海南发展没有后劲。我带着情绪说,人民政府不能把穷困老百姓的孩子上学问题解决好,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刚才我算了算,全部解决中小学危房改造,省内得多拿3个亿；免杂费,大数每年两个亿；解决贫困地区教师工资3个亿,就这几项教育投入,每年净增投入8个亿。

记：2005年底,海南省政府第一次把教育发展的指标细化,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项目,但这跟你自己接受中央考核你政绩的指标并不吻合,你不在乎自己的仕途吗?

卫：说心里话,我觉得为官一任,能够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点事,够了,真的。这不是说漂亮话,咱们也是苦出身,父母亲都是农民,我看重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真正给老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真正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点贡献。

记：有的人是为做官而做事,有的人是为做事而做官……

答：我也不敢说我是为了做事而做官,我不做官也在做事,呵呵,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不做会当官而不会为老百姓办事的这种官。现在很多人对当官研究得很透,什么官场文化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去研究它,在这个问题上我宁可糊涂,但是我干事不糊涂,我要把它干好,每年要干成几件事。我跟市县委书记、市县长说,为官一任,你每年干几件事,五年干成十几件事,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你这个地区变化就大。而你每年发一堆文件,五年你发了几十本文件,你如果事没办好,零,再做几年还是老样子。

记：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企业家性格?就是进退自如,比较超脱,不那么看重官位。

卫：这也没什么,到哪个山,唱哪个歌吧。我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进入这种角色。

送书

《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据说在海南两次脱销,因为我送了100本出去,应该是起了作用的。我明显感到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记：你曾经说改造了一些环境,也适应了很多东西,你改造了什么?又适应了什么?

卫：我可以这么说,执行文化、执行理念、执行力,这两年多政府机关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家接受了。

记：你怎么知道大家接受了?

答：《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据说在海南两次脱销,因为我送了100本出去,这些领导给他们的下属又买,下面的书记又给下属买,有些地方不排除有作秀的成分,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了,看过的人更不是都理解了,但是它的最精华部分就是执行,应该是起了作用的。我明显感到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执行力也明显地提高了。

不过有些东西也在慢慢习惯,比如说人家叫我省长,我说别叫,叫我老卫或叫卫总,现在叫省长就习惯了。当然底下的人叫我卫总我还挺高兴。有些不习惯的东西你得习惯。

记：你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脱稿讲话,口才很好,有时候一字不差地照着念,什么样的场合你念稿子,什么时候即兴脱稿?

卫：讲话稿印就印吧,但我还是要讲我想讲的事情。比如前天的政协常委会上,有讲话稿,但是我觉得给政协委员们讲那些套话没有太大意义,还是讲一讲真实的东西,一些思想、思路、真实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好,求真。那次讲话听他们反映,还算好,求真务实,不过要做到也太难。

记：企业家精神中最闪光的一点是创造性,你觉得企业家精神与官场文化是不是冲突?

卫：我们平常说的官场文化带有贬义,官场也好政府也好,应该有一种正常的文化。那些负面的东西在你的脑子中印象太深了,比如说裙带关系、买官卖官、贪污腐化、光说不干……这种东西给人印象太深了,因为太多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更讲究效益、效率,政府更讲究诚信、程序,从体制上来讲,它牺牲效率,这没办法。你一个会开了半个月,讨论了半天结果可能什么事都没讨论出来,我真希望政府在保证程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

记：你说过要努力去找省长和企业家之间的最佳结合点,现在你找到了吗?

卫：企业家和政府首长的结合点,既严格地讲程序,又要讲效率效益。企业也讲程序,但没有这么复杂,说实在的,既讲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更注重社会效益社会发展,但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首长,都是一个责任心,当一个上市公司老总,你对股民、股东负责,你当地方首长,最基本的就是要对老百姓负责。

问责

“像这个问题,提出这种不疼不痒的意见,还不如不提,重新给我提出来。”

记：你说过应该由一个领导把一个项目一抓到底,完成得好该晋升的晋升,完成不好该处分的处分。这有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卫：应该说是有的。像我们省的《问责暂行规定》是跟这个相联系的,跟改变海南的投资环境和招商有关系,应该联系到一起。我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一个地方的发展就是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来,才能带起它的发展,讲空话没用,所以我很重视这个。

记：2005年初,你有一个令人关注的举动就是省政府问责制的出台。按照问责规定,启动问责程序的按钮是在省长手里,你有没有启动过这个按钮?

卫：组成调查组调查过(几件事),但我还没启动过处分的按钮。比如说,我叫他们到有些市县调查港商反映的问题,再比如台商反映了养虾苗的问题,我都叫监察厅去调查,都已经纠正了。

记：纠正是一回事,处分责任人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只能按照调查组提出的处分建议来执行?

卫：我跟你讲,按他的执行更麻烦,第一次提出的处分建议就抹得看不清楚了,反正这个事是真的,确有其事,但是处理问题嘛,请他们进一步研究之类的。我给它批了一通,退回去,“提出这种不疼不痒的意见,还不如不提,重新给我提出来。”重提出来的处理意见帮人家实实在在解决了些问题,并对这个事情提出通报批评。

记：问责制最重的处分是责令辞职和建议免职,到目前出台十个月了,投资环境投诉中心也已经结案24件,还没有一个处分结果比较重的例子,真没有适用的案例吗?我们了解到一些人对新制度有比较大的期待,我想问的是,问责制迟迟没有用起来,是不是该问你省长的责呢?

卫：我也想找这个突破口,但是我觉得执行要慎重。问责制是执行文化中的一种深化,提这个制度,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处分谁,而是为真正改变这个环境、提高执政效率,如果这个制度已经起作用了,那不是挺好吗。如果发生重大事故……但是我这个人对人呢,有些人也说我,你说你挺厉害,到时候心就软。关于投资环境的问题,省委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今年年底对机关进行正式评议,我想到那时候效果会更明显。

记：除了问责规定之外,2005年6月30日出台的《关于加强投资环境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你很看重的,这里面最得意的是哪一条?是不是对官员的评价引入社会评议机制?

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里面我最想做的事情两条,一是政府诚信问题,再就是社会评议问题。交给谁去评议,大家有不同意见,原来说政府评议,可你自己组织评议自己不公平,再说党委评议也不行,最后研究一个办法是由省委办公厅和监察部门牵头成立一个工作组,但只负责制定评议评价方案,而真正执行评议的是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公民、企业,体现了公平公正。

我是农民的孩子

(我的名字)不是现在媒体演绎的概念,说税多留点成,而是留下来了,活了,留下来就成啊。这有个小故事。

记：你是中国第一个从企业家直接做省长的,当省长和做中海油这样企业的CEO,你觉得哪一个成就感更大?

卫：我走到现在,还不能说当省长是成功的,但是我有成就感,就是我坐在省长这个位子上,能为老百姓办几件事。在中海油也许利润每年增加几十个亿,但是它的成就感是不能等同的。

记：你做省长给自己打多少分?

卫：我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是很难打。无论做老总也好做地方官也好,都很难让社会百分百满意。当省长有个70分左右我就已经很满意了,现在应该有个六七十分吧。

记：你说过要搞好一个省取决于四要素：好的带头人和好班子、清晰的战略思路、好的制度、好的执行文化,现在四大因素海南具备了几个?

卫：我们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记：如果说你在中海油使了十分力气做事的话,在省政府使了多大力气?

卫：我想我用的力气比中海油还要大。坦率地讲我在海油没有用足劲,在地方上要复杂得多、辛苦得多、卖力得多。你看到一个事情应该干,也应该能干,但最后你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你会感到非常痛苦。这不是说谁不让你干,它这个环境、条件、各种制约因素,弄得你也不敢说是欲哭无泪吧……

记：在海南这个海岛上,你有没有孤立的感觉?

卫：偶尔有。

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卫：哈哈哈,那时我最想干的事情,就是能让我去打一场高尔夫球……

记：有人说你当了省长以后脾气变化很大,你自己能感觉到吗?

卫：我自己也有感触,一个就是温和得多了,能够听各种意见听很长时间,尽管有些话听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但你还是要听。再就是耐着性子要参加各种会议,省长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很多会议一定要出席,你出席了大家认为重要,你讲话了大家认为你重视这件事情。很多事情按我的看法也未必真需要,但是社会需要,那我就去做了。在海油我可以完全不做这种事情,我跟媒体接触得也特别少,每年年底见一次。过去我的头发特别乱,现在我都很注意,因为代表政府形象,自己不在意,马上一个会议,摄像机就对准你了,我老婆在电视上看到了有意见,说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乱。

记：听说你夫人在北京工作,当省长使你们夫妻两地分居?

卫：是啊。她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做编辑,大风车那个栏目的编辑,她经常来,我也经常回北京。

记：孩子的名字一般寄托着父母的希望,你的名字“留成”有什么寓意?

卫：我的名字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故事,我出生在河南上蔡,家里很苦,生下来就得了“七天风”,这是我们农村的叫法,实际上是破伤风,一般在农村是很难治好的。后来奄奄一息了,我母亲觉得不行了,就真把我扔了。结果同院的一个邻居陈大娘说,这个孩子还有气啊,得捡回来,捡回来又活了,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前面一个哥哥叫留住,这个活了就叫留成吧。留下来就成啊。

你写我个人的东西,我不反对,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从小我是农民的孩子,吃苦、上学,就这么熬过来的,现在有了点小本事了,能干点活多干点活,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