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的定义辨析

第一节　新闻评论的定义辨析

新闻评论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许多研究者已用多种方法对这个概念下过多种定义，我们无意也不必限于其中的某一种解释，因为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与理由，并打上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烙印，具有不同的借鉴与取法意义。

以下几种定义使我们多少能了解到新闻评论所包含的内涵:

“新闻为事实的客观记载，评论为基于事实而发表的意见”。^[1]

“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2]。

“新闻媒体或作者个人就新近发生的事件、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象或思想倾向、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等阐述自己观点、立场的新闻文体”^[3]。

“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述评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4]。

“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上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或文字，或声音，或音像结合，或图文并茂，在新闻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要站在历史与未来相结合的高度，真正全面客观地把握新闻评论的内涵与外延，并非易事。况且以上那些定义已经足够帮助我们理解新闻评论是什么了。因此，本书不再画蛇添足，在此又添加一个大同小异的所谓的新理解。

借助上述几种说法，本书想要提示读者的是，最普遍意义上的新闻评论是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的:新闻、事实、论述或评论。其实，简略地说，“新闻评论是对新闻事实所进行的评论”^[6]。这里的关键词是“新闻事实”。选择什么样的新闻事实，或者将社会生活中的何种现象认作是“新闻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评论的性质与特征。本书指涉的“新闻事实”一词来源于苏州大学杨新敏老师的说法，“是指那些对接受主体而言有价值的事件，或者说，是能受到大众重视，或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并能在实践中产生较大影响和作用的事件。”^[7]

出于对新闻事实的不同把握，我们在此有必要分辨清楚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尤其是与深度报道的同异。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政论家大卫·布劳德，在接受中国学者关于美国公共性新闻报道的一次对话中曾提到:“我与杰·罗森（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擅长报道公共性新闻——笔者按）以及其他公共性新闻的奠基者明确产生分歧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新闻界仅仅去发现和显明问题是不够的，他们同时具有同等的责任去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在社区中为这些解决方案营造支持。我认为，这对于媒介的社论和言论也许是一个合适的角色，但是对于这个行业的新闻报道而言，却是不合适的。”^[8]布劳德的这一席话，可以说点出了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即他所说的社论与言论）最本质的区别:新闻报道通过新闻事实去“发现与显明问题”，但新闻评论则需要“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在社区中为这些解决方案营造支持”。

新闻评论与深度报道之间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譬如两者都倾向于对新闻事实的深入挖掘，都强调从深层揭示反映新闻事实的真相等等。这使得有些研究者将深度报道与新闻评论混为一谈。例如有人这样表述深度报道:“深度报道没有固定的格式，也不应过多地受篇幅长短的限制，只要能从深层反映新闻事实真相，通讯、特写、评论（着重号为笔者加）、专稿、调查报告等都可以成为深度报道，即便是一条消息，只要它立意高远，对问题的反映深刻，也可以被看做是深度报道。”^[9]其实，就他的描述而言，该对象更适合新闻评论而非深度报道。

那么，如何区分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乃至深度报道呢？

我们还是先来阅读3个案例，这3个案例均来自2003年春天中国那场关于抗击“非典”的新闻宣传战役。

案例一

中国内地无新发“非典” 世卫认为疫情已得到控制

新华网北京5月19日电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19日下午通报我国内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监测情况。

通报显示，5月18日10时至5月19日10时，我国内地无新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报告。

在北京市地坛医院住院治疗的两名确诊病例中，杨某已体温正常9天，一般情况良好，北京市专家组认为其已符合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出院标准，将于近日出院；张某因原有基础疾病较多，目前仍病重，但北京市专家组认为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隔离期已满，已符合解除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隔离标准，将于近日转出传染病院继续接受基础疾病的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5月18日发表的新闻公报指出，鉴于中国近期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中最后一位病人已经隔离治疗超过3周的时间，人与人的传播得到控制，表明此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赞赏中国政府，在发现和报道疫情后采取深入的追踪接触者和对其采取医学观察的措施，作出迅速反应控制了此次疫情。

案例二

“非典”危及北京警戒线^[10]

根据本刊独家调查获得的资料推算显示:随着非典型肺炎的扩散正在进入高峰期，感染率与死亡人数的一再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慌，“非典”的短期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微观成本数以10亿元计，宏观经济成本则更为巨大，达到数以百亿元计的水平。

本刊记者／孙亚菲 王晨波

执笔:高善文

非典型肺炎的扩散正在进入高峰期，感染率和死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非典”和由此带来的恐慌效应，正在给中国部分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中国经济将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呢？

6 000人，北京能承受的警戒线

从中短期来说，“非典”的成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微观层面上，最明显的是不断上升的感染和疑似病例的隔离和治疗成本。据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护士长称:“非典”比较正常的治疗期为2～3周，然后观察一周之后方可出院，这样的病例大约一人花费1万元左右的药费，而如果时间延长，则这些费用会随之增加。

广州人民医院一位医生透露:普通“非典”病人如果顺利出院大约花费2～3万元，而严重者可能达到20万元左右。如果按照2万元／人的标准推算，目前“非典”和疑似病例的直接治疗成本至少已经达到6 800万元，达到亿元的量级只是时间问题，这还不包括大量留置观察人员的成本。

据隶属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海闻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对北京大学附属的多家医院调查，一个轻症“非典”病人每天的各种花费在1 100元左右，重症病人每天费用3 200元左右，国家应给予的应急补贴包括设备费、治疗费和医务人员加班费——按目前的状况预计，北京需要财政应急拨款7亿元，全国需要15亿元。

根据海闻教授主持的调查，一个“非典”病人需要6个医护人员，北京现有18万医护人员——但能从事传染病医护的不到1／3，而按现有的医护人员25%的感染率估算，只有3.6万人可以参加医护。

所以，一旦“非典”病人超过6 000人，那么就会因医护人员紧缺带来严重后果。6 000人，是北京现有医疗系统能承受的一个警戒线。

有关部门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早做预案。

“非典”消耗的成本:不低于100亿元

考虑到北京的医疗条件好于全国其他地区，一旦其他省份出现“非典”爆发的局面，由于当地医院的接待能力更为有限，为购置设备、治疗等所需要的应急拨款将非常可观。

除此之外，微观层面的成本还包括，为防止疫情扩散对社会公共设施所需要进行的连续和高强度的消毒形成的成本；为普及疫情知识和防护常识的宣传成本及组织研究治疗方法的科研成本；为控制潜在感染者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对全社会，特别是大规模流动人群进行拉网式动态巡查，以及在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进行特别体检形成的成本；以及普通民众购买必要的医药和医用器材的成本。

由于数据的缺乏，这些成本暂时难以估算，但从北京大街上“口罩”大军的壮观景象、“非典”药品紧俏出现投机商哄抬物价的情况等来推断，由于该项成本涉及人数极为广大，其耗费至少不会低于前述的直接治疗成本。

从宏观层面上看，一项是部分经济单位因人员感染，或者为防止人员感染，而重新调整生产过程和管理模式所带来的效率下降形成的成本，以及这些措施本身的实施成本。这方面的成本比较难估计。从泰国普通流感的经验看，其每年流感的直接治疗成本为4.5亿美元，而由于部分员工无法正常工作形成的间接成本达16亿美元，后者接近前者的4倍。如果以海闻教授的调查为基础，即目前全国需要15亿元财政应急拨款，则该项间接损失可能不会小于60亿元。

由于“非典”的高传染性和暂时无法治疗的特点，此间接成本也许不会低于100亿元。

北京:影响约为300～600亿元

更主要的宏观经济成本是社会公众为避免感染，减少外出导致消费的下降带来的成本，表现为商业零售、旅游运输、酒店餐饮等销售的下降形成的成本。在这方面，海闻教授主持的调查提供了比较详尽的推测。

从影响旅游消费的角度，海闻教授主持的课题组，选取了酒店、旅行社、旅游景点、航空公司、铁路部门、餐饮、零售、会展和出租车九大行业进行调查，发现除零售业中的连锁超市以外，其他被调查的行业自4月始，经营情况都受到了SARS的负面影响，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

课题组成员的调查还证明了餐饮业的萧条:大部分餐馆客流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减幅最大的高达80%，平均减幅达30%～40%。

超市成为零售业中唯一的一个亮点。“毕竟，不少人必须到超市买日用品，维持平常生活。”海闻教授分析说，“非典”恐慌会对顾客消费信心造成很大伤害，以人流量取胜的零售业必将遭受强烈冲击，即便是不得不去的超市，也出现了集中购买和囤积食品的现象。

2001年北京市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外地游客在北京总花费832亿元，本市游客总花费55.7亿元，因而北京的国内旅游收入的90%以上来源于外地游客。海闻教授分析说，如果北京疫情不能迅速得到控制，北京市的第二、三季度的国内旅游收入将大幅度下滑。

从3月份开始，北京的境外游客减少了80%左右，估计北京市全年的对外旅游收入将减少60%～70%，此项损失可能将达160亿元人民币。国内旅游部分，北京市在今年的收入预计下降25%～35%，这可能会增加200亿元左右的损失，国内外旅游总计损失可能在400亿元左右。

海闻教授称，加上一些间接损失，SARS对北京市整个经济的影响也许为300亿元至600亿元。另一方面，北京市去年GDP的增长率为10.2%，GDP总量为3 130亿元，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率为10%，预计GDP总额将达到3 443亿元。

“在SARS的影响下，如果北京市不采取其他一些积极拉动消费的措施，保守估计北京市的GDP将出现零增长，极有可能出现负增长。”海闻说。

全国:“非典”将损及今年GDP

SARS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影响也主要在旅游行业，据海闻教授的课题组对我国旅游业的损失进行的分析和推算，境外游客人数在全国减少的情况与北京类似。

因为其一，很多国家政府是对到我国旅行发出警告，而不是针对我国的某个省区发出警告；其二，现在大部分省市区发现了疫情；其三，从去年的统计资料看，广东和北京分别接待了1 526万和310万境外游客，名列第一和第二位，分别占全国接待境外游客人数的38%和8%，而这两个地区都是主要疫区。估计全年的对外旅游收入将减少50%～60%，按55%计算，损失将达900亿元。

去年我国“五一”期间实现旅游收入331亿元，预期仅今年取消“五一”长假这一项的损失可达200亿元左右。国家旅游局于2003年4月21日发出紧急通知，提出限制跨地区旅游。保守估计全国的国内旅游收入将减少10%，损失可达500亿元。

去年我国GDP的总量是102 398亿元，今年预期的增长目标是8%。由于SARS的影响，要达到这个目标将有困难。SARS造成旅游等消费活动的低迷，从而产生对全国GDP的影响估计约为2个百分点，考虑到政府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估计今年经济的增长率在6%～7%之间，比预期低1～2个百分点。是否能刺激其他形式的消费将对今年经济的增长起重要作用。

最后一项宏观经济成本是潜在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因为对安全环境的忧虑而减少投资所形成的成本。

当然，“非典”成本的大小最终取决于疫情的实际扩散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与恐慌相关的宏观经济层面的成本，如旅游业受到的打击等无疑将是最主要的成本。

中长期:利弊互见，关键看应对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非典”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因恐慌导致的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可能在疫情消失后得以释放，形成经济在中期内的部分反弹，与短期的经济下降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波动的加剧；当然该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宏观经济调控进行管理。

中国经济增长在今年第一季度猛增至9.9%的高位。认为今年后几个季度增长可能放缓，但依然推断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在这种背景下，“非典”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许会是正面的，即在放慢短期经济增速的同时提高中期的增长前景，并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

二是在“非典”控制过程中暴露的管理体制存在的部分问题，如信息不透明、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危机应对不够及时有力等，可能一般地影响国外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带来外资流入的下降。

但是问题的暴露也提供了问题解决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亡羊补牢，采取得力措施进行补救，并能够部分或全部地改革和清理这些流弊，也可能消除该影响，甚至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

三是如果“非典”导致公众健康安全感的下降，和预防性储蓄的提高，则一方面加剧经济短期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经济中长期的增长。

据美国学者最近的估计，美国1918年的大流感导致了经济在1920—1930年间增长速度的提高，（流感导致的）死亡率千分之一的上升可以将随后10年期间年均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超过一半的原因来自储蓄率的提高。

当然，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效率依旧低下，并将大量储蓄继续投入国有企业等低收益的部门，则经济浪费也将进一步扩大，还可能加剧资本外流。

四是如果部分医学专家的担心是正确的，即“非典”预示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病毒和细菌的变异可能性正在增加，从而在未来可能反复出现类似“非典”的怪病，则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前景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如果人类因此提高警觉，并加大预防和研究类似传染病的科研投入，这种负面影响也许是可以控制乃至消除的。

一言以蔽之，“非典”的短期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微观成本数以10亿元计，宏观经济成本更为巨大，达到数以百亿元计的水平。在中长期内其影响利弊并存，关键看如何应对。

（本文得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专业支持）

案例三

挥别“非典”阴影 重建社会生活
（《北京青年报》2003年6月25日）

张天蔚

昨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市解除旅行警告，同时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疫区名单中删除。这一“双解除”的决定，是世卫组织对中国社会抗击“非典”工作成果的一次“验收”，也是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团结一心抗击“非典”工作成就的肯定。如昨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所言，世卫组织的这一决定，意味着中国全国范围内均已解除旅游限制，中国将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也如高强在记者会上所言:“在防治SARS最关键的时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部署和决策。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深入到防治SARS的第一线，强调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求各级政府把防治SARS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正是党和政府“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决心和决策，成了对全国人民最有效的动员。在此指导思想下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和果断措施，使得全国人民了解疫情、走出恐惧，相信政府、坚定信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使抗击“非典”的工作迅速走出误区，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这次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证明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在“非典”的冲击下经受住了考验，证明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中国社会具备了迅速动员、团结一致以取得胜利的能力。而在这次“非典”斗争中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和一系列经验及教训，将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

北京市的“双解除”，使与“非典”疫情艰苦斗争了半年多之久的中国终于挥别“非典”阴影，中国从此开始了新阶段，走上了新征程。但是也必须看到，“非典”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全方位的巨大冲击，人们恢复日常生活并不算难，但部分停摆的经济生活不但造成即时的损失，而且其重新启动的过程也将是艰难的。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实力不足的社会中，建立一个完整、高效的公共卫生体系，更是一项牵扯到观念、技术、经济、政治等诸多问题的庞大工程，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更长久的努力。因此，今天的胜利不仅仅是终结，更是新的开始。

我们今天的挥别“非典”阴影，并不意味着“非典”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我们还必须时刻做好准备，警惕“非典”的重来。而如果果然有“非典”重来的一天，则我们今天从抗击“非典”中所学习到的一切，都将再次接受检验。而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

大家读完这3篇文章，是否迅速得出了答案——案例一是新闻报道、案例二是深度报道、案例三是新闻评论。尽管关于三者的区分给不少新闻从业者，甚至一些研究人员带来过困惑，但事实上，三者的差别仍是比较明显的。如果围绕同一个议题，三者的区分就更加鲜明了。这种鲜明的差别来自哪里？就在于三者处理新闻事实的不同方式。

在《中国内地无新发“非典” 世卫认为疫情已得到控制》这篇新闻报道中，它的重心在于提供客观事实，传播新闻事实——中国的“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基本结束了，并要求在这样的事实报道中显示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其中事实是否准确可靠，是否客观反映了事实，是它的生命。所以，这篇报道的一开头以及其后都显示了权威的新闻源——“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和“世卫组织”；它的时间精确到小时——“5月18日10时至5月19日10时”；它把表明“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事实阐述得十分清楚，清楚到最后两名患者的细节状况乃至他们的姓——“在北京市地坛医院住院治疗的两名确诊病例中，杨某（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已体温正常9天，一般情况良好，北京市专家组认为其已符合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出院标准，将于近日出院；张某因原有基础疾病较多，目前仍病重，但北京市专家组认为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隔离期已满，已符合解除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隔离标准，将于近日转出传染病院继续接受基础疾病的治疗”。有了这样的细节与事实描述，一般人是不会怀疑这则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

新闻报道是否也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倾向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新闻报道作为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选择与加工方式，必然带着记者、编辑等重重把关人的主观态度与意志，这就意味着它也是一定思想观念的体现。当中国媒体报道中国“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基本结束这一客观事实时，自然传达出了中国社会安全稳定的信息，自然表现了对带领中国人民抗击“非典”的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只是，这些思想观点的表达是无形的，它不是这篇新闻报道的本来目的，而是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体人立场的一种显现。

那么深度报道呢？在《“非典”危及北京警戒线》这篇深度报道中，大家的第一印象恐怕是它那长长的篇幅。它从宏观到微观，从北京地区辐射到全国各地，从旅游业、餐饮业、酒店业等行业延伸到各个经济领域，既有某地某个行业的分析，又有全国总体情况的报告与预测。显然，深度报道的内容全面广泛。它集中报道了“非典”这场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可能损失。在写作方法上，强调以调查的成分为主。调查，尤其是“本刊独家调查”是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篇深度报道时时、处处都不忘展示“调查”痕迹。文中不仅引用了大量有说服力的研究数据，而且还反复出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海闻教授主持的课题组调查结果”，也有2001年北京市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结果。它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经济分析线索，一步步显示了“非典”对中国社会经济，尤其是对北京医疗系统容纳“非典”病人能力的考验。

这就不是简单的一般新闻事实的报道了。它围绕一个主题吸纳了多个新闻事实，在对多个新闻事实的展示分析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事实的相关性了解了事件发生的原因、现状与趋势，从而揭示出新闻事实后面隐藏的社会现实。这一过程同样隐含了新闻报道把关人（传者）的主观态度和倾向，而且相对于一般新闻报道而言，隐含的程度比较浅。换句话说，深度报道的主观态度与倾向比一般新闻报道更为鲜明直露。可它仍不是新闻评论。因为相关新闻把关人不会对这些事实做出明确评价，更不会就这些新闻事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指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等等。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是国内一个知名的深度报道栏目，它通过记者调查，层层剥笋般展示事件的发展过程。记者的观点看法隐藏在作品的叙事结构中，蕴含在记者的调查思路中，体现在记者选择的他人议论中，但记者自己不会跳出来现身说法。即使画面上出现了记者的声音，可这种声音只用于陈述事实，承上启下，表明事件背景。一旦记者或主持人现身表明自己的观点或立场，或表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乃至中央电视台或党和人民的立场，那就是《焦点访谈》，就是新闻评论了。

《北京青年报》的《挥别“非典”阴影 重建社会生活》是一篇典型的新闻评论。它也有新闻事实——“昨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市解除旅行警告，同时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疫区名单中删除”。可是，与新闻报道和深度报道不同的是，这里的新闻事实不过是评论的一个由头，用不着过分描述它的细节（像案例一新闻报道那样），下面也没有出现深度报道的方式——将新闻事实进一步扩展，而是直接点明这个事实的意义——“这一‘双解除’的决定，是世卫组织对中国社会抗击‘非典’工作成果的一次‘验收’，也是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团结一心抗击‘非典’工作成就的肯定”。——这可是案例一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话。接下来的各个段落，分别从不同层面进一步挖掘这一新闻事实的意义。整篇文章评论的是“非典”结束对中国社会、人民、政府的意义。意义的表述是一种主观陈述，它反映了评论者对相关事实的主观判断、态度与意见。表达对新闻事实的主观意见，是新闻评论独树一帜的特色，主观意见的形成完全取决于评论主体的立场态度。在这里，评论主体的态度必须是旗帜鲜明的，容不得丝毫含混隐晦。这篇评论的末尾还不忘提醒大家不要放松对“非典”的警惕，这正是评论主体主观愿望的典型反映。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彻底挥别“非典”的解决方案——“建立一个完整、高效的公共卫生体系”。

《纽约时报星期刊》总编辑马凯曾用3个句子来形容新闻报道、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的区别。在他看来，报道苏联正在发起一次和平攻势，是新闻报道；说明苏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和平之鸽咕咕地叫，是深度报道；而表示对任何苏联的和平试探都应加以拒绝，就是评论^[11]。这种区分方式虽然略显粗糙，却有助于大家分辨三者区别，加深对这些区别的直观印象。

◇ 思考与练习:

1.你认为什么是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深度报道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除了书中指出的那些因素之外，你还能想到什么其他因素吗？

3.请你关注近期新闻媒体上的热点现象，用一个例子来集中说明新闻评论、新闻报道与深度报道的区别。

4.请留意你身边（校园或社区）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或新事物），用200字左右的篇幅依据这一新现象（或新事物）撰写一篇新闻报道后，再用800字左右的篇幅创作一篇新闻评论。

5.你如何理解大卫布劳德所说新闻评论需要“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在社区中为这些解决方案营造支持”？试举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