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闻评论的特性

第二节　当代新闻评论的特性

因为对新闻评论的定义不同，人们对新闻评论特性的理解也就各有侧重。我们试举几例:

范荣康:“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12]

秦珪、胡文龙:“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为: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新闻性、广泛的群众性和严格的科学性。”^[13]

于宁、李德民:新闻评论“应该具有这样4个特点，即:鲜明的党性、较强的时间性、明显的指导性、广泛的群众性”^[14]。

滕朝阳:“新闻评论要注意五性:政治性、新闻性、群众性、科学性和战斗性。”^[15]

吴庚振:“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新闻性、政治性、群众性和指导性。”^[16]

杨新敏:“由新闻评论的定义，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来:1.以新闻事件为依托；2.时效性；3.思想性；4.论理性；5.大众性。”^[17]

大家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共同强调的新闻评论特性有:新闻性、政治性（狭义的说法是党性）、时效性、思想性、群众性（或大众性）。

我们先来看政治性。把政治性视为新闻评论的特性之一，在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与当代语境下，表面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因为新闻评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时事政治的教育，或者说，人民群众自觉地借助新闻评论来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立场。政论由此成为新闻评论中最重要的一支。可是，对照已有的新闻评论实践乃至未来的新闻评论发展趋势，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性并非新闻评论的必要条件。前文我们已经论及，当前新闻评论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展，除了政论之外，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娱乐时尚、体坛风云、婚姻家庭、医疗健康等等话题都已经进入了新闻评论者的视野。论及这些话题的新闻评论，是难以用政治性尤其是党性去涵盖与要求的。可这样的新闻评论同样包含了评论主体的观点立场，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生活状况。因此，将政治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性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譬如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提新闻评论的政治性，我个人以为是不太妥当的”^[18]。可以说，政治性是党报新闻评论乃至政论的一种特性，而并非所有评论的特性，用它来要求或衡量一切新闻评论类型也是不合适的。

因此，本书认为，就目前新闻评论的整体情形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它主要体现了以下4个方面的特性，即新闻性、时效性、思想性和大众性。

一、新闻性

新闻评论既然是对新闻事实所发的评论，并且一般出现在新闻媒体上，那么，新闻性必然是新闻评论的主要特性之一。

如何理解新闻评论的新闻性呢？

首先，它一般以新闻事实为依托，评论的对象或话题是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事情或事件。这一特性要求新闻评论“直接”针对客观实际，针对社会关注的焦点，针对自身媒体受众的疑难发表意见，表明态度。

2005年，党和政府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建设，在全党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活动开展的初始阶段，一些党员的先进性意识并不强，尤其在共产党员“为什么要保持先进”、“应该在哪些方面保持先进”以及“如何保持先进”等关键问题上认识模糊，把握不准。为此，2005年3月10日人民网的人民时评推出了评论工作者汪金有《先进要“先”》的评论文章。

这篇文章依托的新闻事实是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向单位“一把手”提出“公车改革从我做起”的建议并主动要求机关不要给自己配专车。最后单位决定，每个月给他500元汽油费补贴，其余养车需要的养路费、保险费、修车费等，都由他自己承担。

针对这一事实，评论者很自然地“想到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想到“什么叫先进”这样的问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开展的一项党员思想教育活动，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每一个普通共产党员都十分重视这一活动。党员叶青要求“公车改革从我做起”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新闻事实，正是有了这两方面的客观事实，才有了《先进要“先”》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没有这两方面的事实，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评论文章。

其次，强调新闻评论的新闻性在于要从新闻的视角去审视评论^[19]。

新闻评论是一件“易碎品”，因为它的存在价值、社会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它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程度。当然，这并不是说新闻评论不可能产生长久的社会影响，而是强调新闻评论应该“言当其时”，强调它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和主流新闻。由此，在新闻评论的生产过程中，就必须引入新闻观点，用新闻的某些运作方式和视角来审视新闻评论。

所谓引入新闻的观点，是指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和新闻现象，可以用新闻的归纳原则来加以概括和把握，最终实现新闻评论内涵的拓展与表达方式的开放。与信息匮乏时代的媒介环境相比，今天的受众处于信息过剩甚至泛滥的媒介生态中，他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如饥似渴地寻求着信息，而是从渴求转向了疲惫，他们希望对信息进行进一步的梳理整合，希望在了解新闻事实的同时能听到社会各方对新闻的认识与评价。评论工作者对评论议题的选择其实告诉了读者:哪件事是最近的新闻事件中最重要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闻价值的又一“评估”。同时，评论工作者“不仅可以强调新闻的意义，甚至还可以把重大事件首先在评论中加以披露。因为报道的对象必须是业已发生的明确事实，而评论则可以相对灵活，如预测动向，揭示一些隐而未明的事件。比如《泰晤士报》便一向如此。1929年它根据种种迹象在数月前就预示了经济大衰退；1936年，评论则提醒人们德国法西斯正在预谋一场战争。所以，评论员笔下的事件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论是否已由新闻版作出报道。这对读者关注现实起了向导的作用”^[20]。

中国的新闻评论曾经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最突出的是1992年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的署名，连续发表的3篇评论，这3篇评论的标题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21]。这3篇评论不仅透露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讲话的内容，而且坚定了全社会各阶层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与信心，为下一轮中国改革确定了目标和方向（即继续推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在当时是一种勇敢、大胆的预测与号召行为。因为中国社会自1989年以后，一些报刊就开始登载文章，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等等，这些批判文章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级思想上、政治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22]。受这些文章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这批文章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浇醒了一批处于矛盾犹豫、困惑彷徨中的头脑，以至于它们一时成为北京知识界的见面话题。这些文章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一些新闻事实，但它们不仅让更多的人关注思考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而且实际地推动了这一现实的进程。

借助新闻的某些运作方式意味着新闻评论可以按新闻版的方式进行操作，使“抢”新闻、扩大信息量成为一种习惯。比如对于一些公众普遍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可以通过选题策划，约请相关评论者进行不同层面的评论；或是通过标题的制作，尽量向新闻靠拢，使之包含更多的新闻要素等等。这是对新闻评论编辑的要求。新闻评论编辑要比其他编辑具有更多的判断新闻价值的能力，而且还要与一大批杰出的评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思想兴味与写作风格，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迅速组织最精干有力的人马，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出”新闻评论，形成冲击力。

用新闻的视角审视新闻评论，突出的是一个“新”字。有没有新的角度、新的思路，有没有原创性和新的认识高度等等已经成为当前衡量新闻评论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这既是对评论工作者业务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新闻评论编辑眼光反应的一种检验。

最后，新闻评论的新闻性是由其载体——新闻媒介的性质所决定的。

新闻评论作为新闻媒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满足新闻媒介对新闻性的追求。如果没有新闻性，它必然成为新闻媒介抛弃的对象，从而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基础。

二、时效性

时效性是由新闻评论的新闻性决定的。它要求评论工作者在新闻事实发生后，马上作出最迅速的反应，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评论写作，同时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开去。

2005年10月8日至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要讨论通过新一届领导班子制订“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而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党和政府在总结过去从“一五”计划到“十五”计划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在面对国内外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必须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与道路作出判断和选择的改革关键时期做出的，所以备受国内外各方的注意。

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即10月8日），人民网就发出了网友亦菲的帖子——《十六届五中全会何以引人注目？》，详细分析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与历史意义。接下来的两三天，全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作出反应。如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科学发展观与我们当代青年》的文章；10日《新京报》刊发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事关国家全局》的文章；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十一五”规划一字之差三大变化》的文章。会议闭幕的那一天（即10月12日），各大媒体又发表了从不同侧面分析总结这次会议成果与意义的文章。如《新京报》刊发的《科学发展观引领“十一五”发展》等等，其中尤以《人民日报》刊发的《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一文高屋建瓴、气势雄伟。应该说，以上这些评论抓住这次会议召开的契机，都相当及时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因此也及时准确地体现了这次会议的精神与意义。

不过，关于新闻评论的时效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媒介被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有人将评论的“失真、粗鄙、简陋”归咎于过分追求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认为正是因为强调了时效性，才使得评论文章失去了原本应该具有的基本价值。的确，在具体的评论写作中，尤其是在当下一些时评的写作过程中，由于一些时评作者急于抢热点、抢时机，由此赢得文章发表的几率，博得稿费与名声，就等不及看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匆忙下结论，有的甚至明知新闻事实有误也一味跟风纠缠，在新闻评论界乃至广大受众群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特别是一些时评作者的选题往往直接选自网络上发布的新闻，本人没有时间和条件仔细核实分辨新闻消息源的真伪，从而使自己的判断由此产生偏差错误，成为不负责任的舆论源，不仅不利于中国社会舆论环境的建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评论作为倡言之剑的威信与力度。一位名叫杨涛的时评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借鉴——

评论这条新闻当谨慎

杨 涛

前些天，一个关于“妻子拜小姐为师”的新闻成为许多媒体时评版的热点，赞成与批评形成两派意见，煞为热闹。说实话，对于这一离奇的新闻，我也很想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看到新闻源后，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了。

这一新闻来自今年2月23日的《扬子晚报》，该报报道说，南京一位女士凡林（化名）在丈夫变心后，非但没有选择放弃，反而要拜“小姐”为师学习性技巧来挽救婚姻的想法，令众多网友瞠目。但是，记者得知这一新闻并不是亲自采访所得，而是从西祠门户网站的一篇《捍卫婚姻，我要找小姐》的帖子上获知，就认定为是真事而发表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网络的出现，以其快捷、方便特别是不需要繁文缛节的审查与批准程序，给信息的快速传播与公民的自由表达带来了极大的空间。然而，正因为网络过于快捷，缺少把关人（正规网站通过自己记者采访后发布的消息除外），因而许多虚假信息混杂其中，增大了人们甄别信息真假的成本。传统媒体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是“把关人”制度的存在，使其公信力远远大于各种网络论坛上的消息。

作为针砭时弊、张扬正义为己任的时评，其评论的对象——新闻，最起码的要求应当是真实。如果所评论的新闻是虚假的，那么无疑就是将拳头对准棉花做成的靶子，不仅劳而无功，长此以往，还将严重影响时评本身的公信力。

去年，就发生过因假新闻而引起的评论失真的事件。有媒体称办案人员从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兼首都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的住处抄出现金1 000万元，而且毕玉玺对办案人员说贪污受贿6 000万元只是收点“喝茶钱”，于是便有时评人连续发表文章，对毕玉玺的这些“行为”大肆评论，表达义愤之情。但后来证实这一消息纯属虚假，时评家自讨无趣。这事件给时评和时评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因此，“妻子拜小姐为师”这一消息该不该去评论，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了。这则消息虽然来自纸质媒体，但是该报报道说这则消息的获得，来源于西祠门户网站的一篇帖子，这种帖子任何人只要在网站上经过简单注册，都可以贴上去，并没有专人对新闻的真实性进行把关。

因而，有无“妻子拜小姐为师”这种事情，很值得怀疑，说不准就是某些人搞笑的产品。那么，这种每个正常人都会引起怀疑的新闻，时评人就不应当据此进行评论。

当然，像上面提到的对毕玉玺案，还有被查处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焦玫瑰起诉《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题为《揭开“黑道霸主”刘涌的保护伞:干爹干妈和姘头》评论文章的一类案件，我认为刊登时评的媒体和时评人在法律上可以免责，因为他们引用的新闻源来自正式的媒体，这些媒体报道应当有公信力。但是，时评人免责的前提是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妻子拜小姐为师”事件本身离奇，而且报道明确指出其来源是网站的帖子，时评人在评论时就应当三思而后行。如果因此引发官司，恐怕难逃其责^[23]。

这里强调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要让位于真实性的基本原则。新闻事件发生了，想一想，等一等，评判一下该新闻的真实性程度是评论工作者必须常做的一项功课。不顾真实性的底线，盲目追求时效性的一个常见后果就是新闻官司的频发。这一点我们还将在《新闻评论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章节中详细讨论，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此外，把握好新闻评论时效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去追求时效性，而必须根据新闻评论自身的内在需求将时效性纳入其中。这里，“眼前的利益”既指评论者个人一己的私利，也包括媒介机构作为盈利性组织的一面，为了在新闻内容竞争中胜出而采取的手段；“新闻评论自身的内在需求”则是指在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人们期待的是对事件性质的判断而不仅仅是事件本身时，新闻评论必须快速反应，辨析事实，回答人们心中的疑问，指明社会前进的方向。就像上文提及各大媒体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期间对“十一五”规划的反应一样，这是对社会期待的反应，是新闻评论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与任务。

三、思想性

有过新闻从业经验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与其他新闻体裁相比，新闻评论是最要求有思想见地与理论涵养的创作。它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能说出别人没想到的话，也要能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2006年4月16日“人民时评”发表的《应该给“领导题字”立个规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应该给“领导题字”立个规矩

士　心

出差外出，常听到当地人指点着一些酒店、商场、景点等的题名:这是某某书记（或某某长）的“手迹”。有的口气是艳羡和向往，有的则流露出无奈与不屑。因为那题字，即使对书法外行的人看来，也实在称不上是“精品”，甚至说不上是“书法”。但由于题字者身份特殊，“领导书法”就成了各类招牌的“主角”。很少人想到有什么不妥。

不过，近日云南昆明市出台的一个“政府工作规则”，引起了人们对“领导题字”的思考。当然，昆明市只是把政府领导“不题字”，作为工作纪律提了出来。实际上，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得随便题字，意义不止于此。

胡长清作为“名贪”，“贪功”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收受的数百万元贿赂中，不少是有关部门和单位通过请他题字、送“润笔费”的方式行贿的。南昌市不少酒店、商场、夜总会、汽车站、药铺等“露脸”企业，都挂有胡长清题写的“金字招牌”。每题写一个店名，有关单位就要送上数额不低的“润笔费”。保守估计，仅此一项，胡就得到了近百万元“收入”。

果真胡长清是个大书法家，盖柳胜颜？事实并非如此。胡长清倒台后，南昌刮起了“铲字风”，一些酒店、商场、夜总会等纷纷将花大钱从胡长清处“请来”、精心制作的招牌统统端掉。莫非人垮台了，字也变歪斜了？非也，因为这种“领导题字”，与书法艺术无关，倒是与权力乃至腐败关系密切。

细分析，“领导题字”大行其道的原因，无不与权力有关。

首先，是向当权者献媚的人，催生出“速成书法家”。领导干部闲来练练字、养养神，本是一件有益的事，无可厚非。但由于权力的放大作用，只要领导敢于提起毛笔，很快就能“自成一体”，博得“书法家”的美誉。如果再挂上什么书协的领导头衔，那更算得到了“业内认可”，约请题字的就会源源不断。其次，是居心不良的人，拼命拉“领导题字”作虎皮。领导能给自己题字，当然表明自己“有背景”，后台硬。更有一些人，如山西的一个骗子，竟凭盗用的中央领导题字，就骗来几亿元巨款。因此，他们想方设法从领导那里“求字儿”。第三就更直接了，是一些出于各种目的的行贿者，借字行贿。因为凭空给钱，总有点顾忌，查出来双方都不利。借题字送贿金，送者感觉轻松自然，领导也会放心笑纳。有人名之为“雅贿”。

这种“雅贿”，没有明文禁止。至今，党纪国法都没规定领导题字不能收钱，甚至在中央有关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需要申报的收入还包括“从事书画等劳务所得”，等于认定题字收入为合法。如此一来，“领导题字”怎能不泛滥？

这一现象泛滥的危害性不可小视。“领导题字”是一种权力的炫耀，也是有可能滋生腐败的“非净土”。即使不存在“雅贿”问题，领导干部随便题字，亦属对权力的滥用，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当人们猜测题字背后的“猫腻”，了解到有人找领导题字的心态，面对满街“风而不雅”的“领导书法”，自然会对这种冠冕堂皇的行为产生不屑与反感。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单位领导酷爱题字，本单位可题字处无一幸免。于是职工编出一笑话:一位外来办事的人，到单位大楼内如厕，却见厕所门上并无“男”、“女”两字。他抱怨说，为什么厕所不标明男女？该单位职工回答:“正等着×领导题字呢！”

所以，应该给“领导题字”立个规矩。领导干部除政治活动、国家活动需要的之外，没有在公共场所弘扬书法艺术的“义务”。对于借题字谋取私利的做法，更应明文禁止，不能让“领导书法”到处刻挂，成为散发着权力与腐败气味的“招牌”。

“领导题字”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领域中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方面是求字方想借领导手迹这张虎皮来树大旗，为自己谋利益，另一方面则满足了某些领导的虚荣心、权力欲。对这种现象，一些人民群众是有不满与怨言的，但由于它的直接危害并不明显，况且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太普遍了（不信你留意一下身边的商场饭店，看看是否能轻易发现这类题字），使得人们产生了司空见惯的漠视心理。士心先生却没有熟视无睹，他抓住胡长清这个典型，结合昆明市出台的“政府工作规则”，大胆深刻地指出:“‘领导题字’是一种权力的炫耀，也是有可能滋生腐败的‘非净土’。即使不存在‘雅贿’问题，领导干部随便题字，亦属对权力的滥用，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这样的评论是颇有胆识并十分深刻的。称其“有胆识”，是因为由于领导题字过于普遍，除了胡长清这名已经被判刑的贪官，还有大量正在掌权的“现官”，他们还可能正在以到处题字为荣，或者是他们的字已经挂出来当招牌了，并且能够到处题字的官员都不是一般的小官员，而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高官，士心先生这种独树一帜的言论，无疑会得罪他们，侵犯他们的利益，是极有可能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的；称其深刻，是因为虽然人们四处常见“领导题词”，却很少将之与“腐败”相连，更看不到背后的利益交换本质，这对那些视题字现象不以为然的广大领导和群众来说，起了很好的提示警醒作用。并且，作者还提出了厉害的解决办法:“对于借题字谋取私利的做法，更应明文禁止，不能让‘领导书法’到处刻挂，成为散发着权力与腐败气味的‘招牌’。”

我们常说新闻评论是媒体的灵魂和旗帜，这种灵魂和旗帜说到底就是一种思想气质、意识观念，它是通过一篇篇评论作品、一个个评论版面来显示弘扬的。

四、大众性

新闻评论的大众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新闻评论的内容总是以受众最关心的话题为主，说受众想说的话。

新闻评论是就大众普遍关心、热心的话题加以评论，反映了大众舆论的基本倾向。这一特点不仅在网络这样的新媒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传统媒体，如电视、报刊、广播等，同样如此。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话题，总是被各类媒体、多个评论工作者反复论及。这种“轰动性”恰恰是大众性的集中体现。无论是2005年的“超级女声”还是2006年的“铜须门”事件，都是受到了大众广泛关注的话题，新闻评论通过对这些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说，实现了自身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当今新闻评论界有影响的评论专栏，在评论内容上大多注重从大众性方面着眼。不用说《人民日报》的“今日谈”、《文汇报》的“虚实谈”这些小言论专栏，就是《河北日报》“杨柳青”这样坚持了17年之久的党报中型言论专栏，其成功之道也在于“到现实生活中去，撷取一朵又一朵、一片又一片带着露珠的鲜花和嫩叶，编织成理性的花环，再献给读者”^[24]。显然，这些“带着露珠”的“鲜花和嫩叶”均是带有“新闻性”与“时效性”的大众关心的话题。

评论前辈邹韬奋先生极为重视评论的大众性。他说:“每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言论’，在下笔之前，要费很多时间考虑，什么是当前大多数人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沈钧儒在回忆韬奋的文章中也说:“从办‘生活周刊’到‘全民抗战’，每周他都要写一篇社论。他曾告诉我，这种文章字数虽不多，但是写起来极不容易。因为他自己限定了它的内容一定要讨论当时群众所最关心的重大问题，并从各方面加以分析，最后提出解决办法。”^[25]坚持从大众立场选题发言，使得韬奋的言论把握了现实生活跳动的脉搏，代表了群众的声音，因而必然对大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第二，新闻评论在写作态度上平等亲切，循循善诱，善于从大众的“理解力”和“容受可能性”阐发。

前文所提“杨柳青”专栏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26]。它在论述时往往使用谈心式的言辞，好似在与读者促膝交流、娓娓而谈，普通大众非常容易理解和接受。譬如对于“再就业”^[27]这个与平民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且同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杨柳青”并没有一味讲大道理、摆大政策，一开篇采用了谦逊的语气:“再就业是个社会问题，大家都关心。作此六题，与广大读者讨论。”然后，针对确实存在于群众中的情绪，文章坦言“有人想不通:怎么改革来改革去，反倒出来失业、下岗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哪有这事？”接着便说:“我们就对此来做一些具体分析”:“几十年来通行的铁饭碗体制对不对？不对，就要改一改。”“被市场否定了生命力的企业，拖着好还是破产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对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好不好”，然后指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下岗问题无可避免，但再就业却是过这条“大河”的最好桥梁。言论还通过列举平民百姓成功再就业的实例，开解、引导人们“总之不要害怕，不要气馁，不要停止，总可以找到一只立命存身的新饭碗”！

同时，“杨柳青”也善于使用民间俗语、谚语作为论据，以增强说理论证的亲和力和说服力。比如，“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三谈“河北要大胆地朝前走”》1992年6月4日），“修修马路刷刷墙，挂个电话算小康”（《我们的住房（下）》2006年4月10日）等等；评论写作中时常运用的比喻论证方法，在“杨柳青”那里同样注入了大众化的色彩。1997年10月26日“杨柳青”《坦坦荡荡为官》一文是这样开头的:“在各级班子面临换届的时候，写这么一篇文章，恐怕会有一些人不大舒服。有人不舒服也得写。就好比乘火车，有时列车广播会提示旅客‘注意自己的行李物品，以免互相拿错’。这话说得很‘正面’，对于绝大多数旅客听起来自然也很舒服，因为是为了保护众人；然而小偷听起来就大不舒服，因为这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警惕小偷！’‘坦坦荡荡为官’，此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说有‘不坦坦荡荡为官’的。生活中有吗？我说当然有，‘买官卖官’行为便是。”总之，平民百姓的语言，在“杨柳青”那里信手拈来，比比皆是，极大地拉近了言论专栏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也赢得了受众的信赖与支持。

第三，新闻评论是“百姓意见的自由市场”，大众可以积极参与。

“百姓意见的自由市场”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位评论编辑提出来的，他们将这一思想贯彻到了自己日常的编辑工作中。这一做法，事实上既体现了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了目前一些新闻评论把关人的选择。

这位编辑如是说:

《青年话题》从2000年开办至今，已有将近4年。它坚持一种定位:即百姓意见的自由广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当然，在一定的舆论环境下，自由表达观点的愿望可能会受到某种制约，但我们尽可能地让公众的声音自由表达出来。之所以强调百姓，是因为在这个版面上，尽量多地发表普通人的意见。

相对于专家、学者而言，普通人的意见、看法、声音，时常显得很微弱。他们在学识，在视野，在看待问题的深度上可能都会与专家有差别，但是他们代表真正的百姓的声音。而且，基本上能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较少受个人利益驱动。同时，学者专家会有多种多样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观点，而百姓往往在很多事情上处于失语状态。这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见看法，而是舆论很少有机会让他们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比如，铁路价格听证会，所有参加的代表中，真正需要出门坐火车的老百姓并不多。所以，《青年话题》就有意识地给普通人提供一个说话场所。在栏目设置上，专门有一个“百姓说话”的栏目。后来，又开设了“百姓的语录”。只要你对一个新闻事件有看法，哪怕是只言片语，我们都尽可能地给你提供说话的机会^[28]。

不仅媒体的评论专栏如此重视大众，就是在个人专栏写作中，评论作者也会通过种种方式把读者大众拉进来，参与评论的创作^[29]。

总之，新闻评论通过大众的参与，使得各种观点、意见能够自由表达交流，充分体现舆论平衡公正的特点，从而使新闻评论乃至新闻媒体为社会大众服务，促进社会正常、健康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良好作用。同时，有了大众的广泛参与，新闻评论就真正有了生命，并能常葆青春活力与锐气。

◇ 思考与练习:

1.新闻评论的特性主要有哪些？

2.如何理解新闻评论的政治性？

3.请结合具体案例谈谈你对新闻评论思想性的理解。

4.请结合具体案例谈谈该如何把握新闻评论的时效性。

5.请结合具体案例谈谈你对新闻评论大众性的理解。

【注释】

[1]林大椿:《新闻评论学》，转引自丁法章《新闻评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3]《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4]丁法章:《新闻评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5]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6]杨新敏:《新闻评论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22页。

[7]杨新敏:《新闻评论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22页。

[8]洪兵:《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卫·布劳德的访谈》，载《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

[9]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10]载《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16期。限于篇幅，本文引用时有删节。——笔者注

[11]转引自李茂政:《当代新闻学》，台湾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241页。

[12]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3]秦珪、胡文龙:《新闻评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15页。

[14]于宁、李德民:《怎样写新闻评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0页。

[15]滕朝阳:《新闻评论要注重“五性”》，载《新闻业务研究》，2001年第20期。

[16]吴庚振:《新闻评论学通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7]杨新敏:《新闻评论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7页。

[18]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9]参阅刘家伟:《新闻评论是关于新闻的“消息”——兼谈新闻评论的新闻性》，载《新闻战线》，2005年第7期。

[20]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21]《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见本书附录一。

[22]转引自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510页，相关背景材料同样可参阅此书的第八、九章。

[23]《新闻记者》，2005年第4期。

[24]田耀斌:《“杨柳青”的经验谈》，载《新闻记者》，2005年第5期。

[25]转引自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26]以下论述参阅苏婧:《反映生活、贴近平民、服务社会——“杨柳青”专栏的平民意识》一文，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20期。

[27]《“再就业”六题（上）》，载《河北日报》，1997年5月3日，见本书附录二。

[28]冯雪梅:《时评的理性与建设性——兼谈〈青年话题〉的编辑思想》，转引自孙振军《中国的疲惫》，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29]请参阅本书第九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