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评论发展概况

第一节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概况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循环日报》等一批中文报刊的创办，中国新闻评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130多年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的不断更替，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新闻评论无论是在内容形式还是平台载体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今天后置的眼光审视我国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探究其内在规律，对推进我国未来新闻评论事业的革新与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大体观之，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为划分标准，我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4个阶段。

一、开端兴起期——从先秦时期的论说文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务文体”

中国现代新闻评论诞生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作为一种文体形式的新闻评论，则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论说文。

我国古代论说文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它就已成为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论说文的巅峰期。从社会背景看，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封建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型过渡期，阶层分裂变化急剧，旧的封建贵族家庭逐渐瓦解，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流散民间，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当时称“士”）^[1]开始探讨“王道”、“仁政”、“知言”等重大人生社会问题，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思想家、政治家，如孔子、孟子、墨子等由此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各地游历，布道讲学，高谈阔论社稷大势，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些先秦诸子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催生出了大量论说文。如孔子门徒整理其言行的《论语》，是我国最早以“论”为书名的言论集，它以记载孔子与其门徒的对话为主要内容，以“论”的形式传达了孔子关于人生理想、为人处世等诸方面思想；《墨子》主张论辩说理的目的就是要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厉害、决嫌疑；《孟子》强调在论辩时要善于识别对方言论的弱点和要害，从而克敌制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论说文“成为人们表达意见、明辨是非、交流思想、抒发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2]。

从先秦到清末，在浩浩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文采飞扬的论说文。它们用文言写成，集中了文言句式的许多优点，或气势雄伟，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或朴素平实，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但从“论”的角度看，它们又都论点鲜明、论证有力、逻辑严密。李斯的《谏逐客书》，因其论据精确、论证周密而最终说服秦王收回成命，取消逐客令；贾谊的《过秦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秦王朝100多年的兴亡作了冷静的分析，促人警醒；柳宗元的《封建论》提出废除“继世而理”的世袭，从而动摇了主张恢复分封制的理论基础，给持续了多年的“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做了历史的总结。还有苏洵的《六国论》、李贽的《答耿中丞》、龚自珍的《明良论》等，这些文章既是中国文学、历史学中的宝贵经典，更是中国论说文中的珍品楷模。

到了近代，开始出现中文报刊，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也随之逐渐浮出水面。最早的中文报纸是1815年英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接着是1833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普鲁士传教士郭立士在广州创办），但它们大多“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3]，或是关心中外贸易与习俗问题，鲜对政治时事进行评说。这一情形持续到1872年《申报》的创刊才被打破。《申报》虽然仍由外国商人创办，但主持其笔政和经营报务的几乎全是中国人。他们把言论列为《申报》的必备内容，开报纸重视言论之风。《申报》认为，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4]，因此在该报创刊时的头版就刊载了“论说”栏，积极干预社会时事政治。此后《字林沪报》、《新闻报》等外国人创办的其他中文报纸均起而仿效，一时蔚然成风。但是，这些在华外报的出版目的仅是为了获利，因此其言论形式并没有真正扎根于中国社会，尤其无法深入当时日渐突出尖锐的中西文化矛盾、民族矛盾，其社会影响力自然有限。

真正推动我国报刊评论文体发展的是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华人报刊言论的崛起，以王韬的《循环日报》为标志。

《循环日报》是我国第一批自办报纸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一份，也是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纸，被称为是“中国人自办日报之最成功最早的第一家”^[5]。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王韬、黄平甫、温清溪等人集资开设）主办，1874年2月4日在香港创刊，王韬任主笔。事隔多年，有外国学者这样评价王韬和他的报纸:“在中国近代新闻业初期，出版报纸仅是为了获利，很少对某问题表态或影响群众舆论。王韬的报纸却是少见的例外，经常刊登社论，且多出自王韬本人手笔。”^[6]

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

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立论宗旨^[7]。王韬针对中国社会积弱积贫现象，发表了大量政论，大规模宣传其变法主张和改良思想。

从内容上看，《循环日报》刊载的政论文章上至内政外交方面的要闻大事，下至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涵盖面十分宽泛；从论题角度看，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思想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王韬是清末一名富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他自小谙熟儒家经典，国学功底深厚，年轻时受生活所迫，曾供职于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设的墨海书局，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后因向太平军长官上书言军事遭清廷通缉，逃往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曾两次游历外国，先后访问了法、英等国，获得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感性知识，眼界大开，是当时中国社会少有的通晓中西方文明的人才之一^[8]。因此他分析形势，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提出建议，均能达到新人耳目、振奋人心的效果，很受国内维新派士子们的欢迎。

譬如《停捐纳》^[9]一文颇能见出王韬政论的风采。这篇评论以揭示“捐纳”现象为基础，从正反两面展开分析“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的道理。王韬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以来，中国选取官员的捐纳制度就是公然地卖官，近日所谓捐员加考试之法，也不过是欺人耳目。因为试卷“倩人代作，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留心考察一下这样的官吏，不过交谈数语，就能知道他们的“才识”，多半是“贤者未必贤”，“才者未必才”。而且，只要花钱就能当官，官员也过于冗滥，“所谓官者，满街悉是，遍地皆然，烂羊续貂之诮，重见于今日矣”。长此以往，堂堂朝廷变成市场，大小官职，标价出售，“大者病国殃民，小者空糜廪禄，故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同时，王韬还从反面驳斥了捐纳制度有利的观点。因为有人认为，捐纳制度是对长期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弊病的纠正。那些科举正途上来的人，不是“仅知诵读诗文，迂腐之气不可响迩”，就是“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凌贪愎，为人所不敢为”者。当时这一观点在一些朝廷官员和士子们中间颇有市场，而王韬分析说:“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盛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蒙故以为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清廷开捐纳一途的目的是想筹集军饷，废除捐纳制度容易，但军饷从哪里来呢？王韬既然倡导“停捐纳”，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制度的破除上，而是清楚地意识到:“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再裁此款，其势实难，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因此他提出了建设的解决之道。即“捐纳一途，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换句话说，捐纳制度为了筹集军饷要保留也可以，但花钱买来的官只能是个名誉，而不应该拥有实际权利。考虑到朝廷经济困难，他还提议其他种种筹钱办法。总之，在选拔实际官员方面，“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贤者才者能者”。

这里，我们先不论王韬的想法是否可行与正确，仅从新闻评论角度而言，我们清楚地看到，王韬“停捐纳”的观点十分明确，从标题到结尾，这一意图贯穿始终。而且其笔锋犀利，立论义正词严，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一个爱国志士赤子之心人人皆能体会”^[10]。

总体而言，王韬的政论在内容上反帝爱国，倡言变法，文风上短小精悍，雄辩有力，富于感情，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的报刊指导思想和政论立场的报章文体。这种敢于直抒胸臆、独陈管见的文体，给当时沉闷僵化、八股气息浓烈的文坛注入了清新活力。《循环日报》的发行量迅速增加，不论是在省会市镇还是在“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11]。内地各报也纷纷派人赴港学习，并经常转载王韬的文章。此后一些改良派报刊政论家悉心学习王韬的言论风格，如梁启超即是继承和发展了王韬政论文体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是清末影响最大的维新派政论家、启蒙宣传家。他自幼熟读经史，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12]，17岁中举人，18岁入京会试未中，南返广州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以后，痛愤甲午战败，丧权辱国，随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书”，积极从事变法维新运动。一时间“康、梁”并称，名闻全国。

近代著名报刊宣传活动家梁启超

戊戌时期维新派重要刊物《时务报》创刊号

在梁启超一生的报刊活动中，《时务报》的影响最为深远，它也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总编辑。《时务报》是旬刊，以“域外报译”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从创刊到1898年停刊共出69期，除译文外，该报共发表政论文章133篇，梁启超一人独撰60篇。梁启超对报纸的宣传功能认识得很清楚。他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开宗明义第一句是:“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报纸在“去塞求通”过程中具有“导端”作用，报馆则发挥了耳目喉舌的传播功能。

除梁启超外，《时务报》还发表了汪康年、徐勤、麦孟华等人的诸多政论，这些政论同样以谈论时务、宣传维新变法为主要内容，形式上骈散合一，气势磅礴，忧国忧民之情常现于笔端，所以人们把这类文章统称为“时务文体”。

有研究者将“时务文体”的特色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13]:

一是“纵笔所至，略不检束”。作为一种全新的政论文体，“时务文体”打破了晚清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和空虚呆板的陈旧文风，冲破了古文与时文、散文与骈文的界限。内容上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涉及时事敢于切中时弊，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思想和观点。表达形式上显得连贯流畅，无拘无束，自由奔放。这一方面能带来煽动性极强的宣传效果，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受拘束，言语易偏激，禁不住推敲。如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将小说与国民、道德、政治、宗教、风俗、人心等各方面联系起来，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4]显然，这样的言论观点是鲜明了，听起来也鼓舞人心，但缺乏有力的论据与论证过程。

二是“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这对传统文言文来说也是一种突破。深奥、讲究用典的文言文在这里被浅显生动的文言文所替代，而且不时杂以俚语和韵语来论证问题，运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在行文方面骈散结合，善用对偶排比铺陈以烘托气氛，引进外国用语，有时还运用外国语法句子。这在当时起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效果，为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白话文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三是“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时务文体”文章论述层次分明，有内在逻辑性，让读者随着作者的思路思考，产生说服的力量。在文风上则是饱蘸激情，运用叠韵排比式、层层递进式，或是重复感叹式，感情充沛，直抒胸臆，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如名噪一时的《变法通议》，文章开头就尖锐地自问自答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在纵论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之后，将变法总结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又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5]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怀有进步思想、受到西方刺激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强烈反响是不难想象的。正如梁启超自己形容:“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这也使得《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16]。

维新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兴起。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这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机关报，至此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的报刊评论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革新和发展。与前人相比，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注意汲取西方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更具有革命性和战斗性。

总之，“文人办报”、“办报代言”在这个时期蔚然成风，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报刊实践形成了我国报刊言论发展历史中的“报刊政论时代”。这一“政论”风格，不仅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各个时期，而且直到今天，仍在我国新闻评论中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对我国的新闻事业，乃至新闻评论格局产生了深远与深刻的影响。

二、日渐成熟期（1919—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对于新闻界而言，许多报刊、通讯社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方面空前一致，显示出新闻界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不断进步的趋势。尽管自戊戌变法以来逐渐形成的以政论为主的报刊传统有所衰减，取而代之的是新闻报道的长足进步与发展，但对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而言，它强烈地意识到需要运用报刊来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而政论无疑是最好的表现形式。

在这期间，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政论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等人，《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红色中华》、《红星报》等报刊则是他们的战斗阵地。这就如坐标轴上一纵一横两根坐标线，串联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评论的发展历史。这期间，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位革命先驱的言论最为值得重视。

1.无产阶级报刊活动的先驱——李大钊

李大钊

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

李大钊（1888—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在他39年的短暂一生中，结合革命斗争的实践，写作了大量富有指导性的优秀政论。

李大钊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是1913年4月1日刊载于《言论》杂志上的《大哀篇》。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武器，深刻地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帝国主义”的实质，讴歌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该年年底，他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前后，他陆续在该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评，这些评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思考中国问题，表明此时的李大钊已经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一生共发表了近500篇政论和带有政论性质的理论文章。他的政论不拘一格，与其他人相比，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高屋建瓴的政治远见。这与李大钊能够自觉地认识到政论家的使命在于“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也”^[17]是分不开的。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预见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会引起“燎原大火”。他在纪念“五一”节的杂感中说:“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18]今日中国社会对“五一”节的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推崇，无疑验证了李大钊的这一观点；其次在说理方面，由于他较早且较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使得他的言论富于辩证的说理艺术。今天为人所知的是他与胡适之间进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强调青年要多关注问题，少谈些主义，这表明胡适认为“问题”与“主义”是分裂的，是相互对立的。李大钊则从辩证法的角度，敏锐地指出两者是“交相并用，并行不悖”的，由此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此外，由于李大钊是早期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信念充满信心与真诚，这使得他的文章焕发出昂扬、乐观的青春气息。所谓“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等等^[19]。这些豪迈而富于激情的语言直到今天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奋勇前行。

2.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

1919年创办的《湘江评论》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方面的丰功伟绩决定了他也必然是一位卓越的报刊评论家和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早在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提议创办了《湘江评论》，并出任主编。在中国革命史上，《湘江评论》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被称为“湘江的怒吼”。虽然由于反动军阀的查封，该刊存在的时间不足两个月，现在看到的也只有5期，但每期印数达4 000～5 000份，且迅速销售一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领导了《共产党》、《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和出版，为其撰写发刊词，拟定出版方针，并撰写评论稿件。

随着毛泽东在党政军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常常需要面对和处理大量来自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第一线的情况和信息，这培养了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敏锐针对意识。因此，他的政论文注重选题的迫切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例如，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双十演说”，表露出将要积极备战反共的意思。11日，毛泽东提笔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的论战性评论，“予以批驳、揭露和规劝，并由新华社于当日播出，次日（即12日）延安《解放日报》等在头版头条刊登，及时配合了政治斗争”^[20]。

此外，毛泽东的政论文在说理论述方面力求虚实结合，评述合一，理情并茂，精心构思，文风生动活泼，新鲜有力。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撰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在这里，毛泽东运用老百姓熟悉的口语、俗语和成语，运用对仗、排比等多种表达方式，并吸收和利用了古人语言中那些富有生气和表现力的元素，才使得原本严肃的社论文体变得生动形象、可亲可近，显示出了毛泽东所特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这一时期，除了无产阶级报刊政论文数量大、质量高外，一批知识分子站在超越党派政治利益的立场上，也发出了自己独立自由的声音，如鲁迅的报刊杂文、邹韬奋的报刊言论、张季鸾的《大公报》社评等都是新闻评论中的一笔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鲁迅是杂文文体的缔造者，并且是这一文体运用的最高峰，其成就与意义不可估量。鉴于新闻评论的内涵与特性，本书不做关于杂文文体的探讨，仅仅从评论发展的历史角度谈谈邹韬奋与张季鸾的成就。

3.言论形式的“多面手”——邹韬奋

邹韬奋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在邹韬奋18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1926—1944），他先后主编过《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抵抗》、《全民抗战》、《大众生活》（香港）周刊等7种报刊。之所以称他是个“多面手”，是因为他不仅能主持笔政、撰写通讯，而且还善于报刊的编排、经营管理。尤其在报刊言论方面，他做出了多种言论形式的开创性贡献。

邹韬奋非常重视报刊的言论，积极倡导各种言论形式，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小言论”。这种小言论虽然只有短短几百甚至几十个字，却发挥了代表刊物发言的社论功能。这样的“小言论”、“小评坛”、“零拾”等言论形式，“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了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21]。今天，《人民日报》的“今日谈”、《文汇报》的“虚实谈”，还有《新民晚报》的“今日论语”等媒体专栏，都继承了邹韬奋开创的这一小言论传统，使评论更为贴近生活，反应迅速。邹韬奋首创的对话式评论——“答读者问”，在当时也是评论形式的一大创举，一篇篇以对话交谈的方式进行的编读往来，不仅避免了议论说理的空泛乏味，而且具有较强的思想启迪性，在平易近人的思想交流中达到了以理服人的良好效果；还有“星期评坛”、“漫笔”等述评性的言论专栏，在他的提倡与实践下，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日后专栏言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邹韬奋的言论特色，简单言之，就是“大众化”。

“大众化”表现在内容方面，就是邹韬奋总是选择读者最关心的问题评论，从大众的立场精心选题，所以他的选题范围非常宽泛，而且常常以读者关注点的转移为转移。譬如“九一八”事变之前，韬奋的言论主题多为修养、职业、生活等等，“九一八”事变后，韬奋言论也随之一变，呼吁人民团结起来，抗日爱国；“大众化”表现于形式方面，则是平民化的语言风格。他一改当时新闻评论高高在上、枯燥无味的写作风格，主张用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文字说群众想听的话。在《留学热中的冷静观》一文中，邹韬奋批评为追求虚衔空名而一窝蜂留洋国外的不良风气，辛辣地讽刺其后果将是“于不少国货饭桶之外，更加上不少洋货饭桶！”时下中国传媒界正在高举“大众化”的大旗，“大众化”似乎也是中国新闻评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但什么是真正的大众化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大众化，邹韬奋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4.社评高手——张季鸾

张季鸾

《大公报》，1926年为张季鸾等接办

张季鸾是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继王韬、梁启超之后又一位影响巨大的政论家。他毕生从事新闻事业，所写的政论不下3 000篇，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特别是他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影响颇大。

张季鸾所写的社评，十分讲究时效性，把议论和新闻本身融为一体，将当时的时事热点作为评论的对象，加强了新闻评论的新闻性。不仅如此，他所写的评论文章，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议论政治涉及面广泛；在表现形式上，灵活多样，既有婉言劝导，也不乏直言讽谏；同时逻辑上思维严密，在论辩中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在语言上，酣畅淋漓，声情并茂。如《蒋介石之人生观》^[22]这篇名文，可以说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其社评的特点。

这篇文章抓住蒋介石“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和“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这两句自我告白般的平常话，对蒋介石的人生观给予了尖锐辛辣的讽刺与批驳。张季鸾先是运用了以退为进的论辩方法，肯定恋爱婚姻的重要性，说“男女，人之大欲也”。然后开始反击:“然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专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使得抱“恋爱至上”观点的蒋介石无话可说。接着张季鸾举出古今中外许多实例作证据，责问蒋介石:“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这样的责问是令对方十分难堪并难以招架的。然而，张季鸾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进一步以守为攻:“盖人各有志，而恋爱万能之说，中外皆有一部分人持之……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这便是讽刺蒋介石拿婚姻与革命工作相提并论了。这在充满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尤为不合时宜。所以张季鸾激愤地责问蒋介石:那么多军士牺牲生命，难道都有美满姻缘吗？若真有的话，又为什么要拆散他们的姻缘呢？这就从内到外把蒋介石的人生观批驳得体无完肤了^[23]。

三、曲折发展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新的纪元，中国新闻事业也开始了新的篇章。中国新闻评论的历史轨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报刊为主的新闻评论工作踏上了新的征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主题，这30年间的报刊评论大致又可以分成4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新中国建立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反右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1961）、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6）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随即对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进行了调整与充实，建立起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闻事业系统，其中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是新闻事业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党报的言论有代表同一级党委的意见的功能，党报，尤其是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代表着党中央声音的社论，在新闻评论界乃至在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往往是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刚一出来，第二天甚至当天全国各地就开始学习该社论思想，并立即将社论观点运用于各种现实斗争中，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

我们不妨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窥一斑而见全豹”。

在1949—1956年间，中央领导把撰写社论当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对待，我国的报刊评论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以《人民日报》为例，从社论发表的数量来看，1950年平均每月11篇；1951年和1952年平均每月14篇；1953年平均每月19篇；1954年平均每月22篇；1956年达到平均每天一篇。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设立了“图书评论”、“报纸工作述评”等专版专栏，扩大了评论的范围，评论质量也有所提高，发表了许多影响范围较大、受到读者欢迎的社评和评论。

1956年，《人民日报》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改版。改版后的《人民日报》不仅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言论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题材更为广泛，针对性、群众性也有所加强。但是，这一繁荣昌盛景象持续时间短促，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此后，《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都陆续发表了数篇相关社论，在很大程度上为这场来势汹汹的群众性政治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反右派”斗争最终走向了严重扩大化的道路。

以《人民日报》社论为首的中国报刊评论在“反右派”、“大跃进”时期出现了种种问题，但归根结底，最核心的问题是偏离了尊重事实、追求公正自由的精神。比如“反右派”时把人一棍子打死，不允许当事人申辩；“大跃进”时跟随潮流在报道和评论中鼓吹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并且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新闻评论工作者扣上种种大帽子排挤出编辑部，有异议的言论观点不仅不能得到公开发表，还常常由此受到人身攻击与迫害。这样不仅没能发挥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而且还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成了一根“瞎指挥”的指挥棒，为以后“文革”中各种荒谬不堪的言论埋下了恶劣的种子。

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报刊评论工作也开始有所改进。诸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实际出发》、《向老农问计》等评论文章，均强调要从实际经验出发来解决生产与生活中的问题，对当时的实际工作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同时，这个时期很多报刊都纷纷设立评论专栏，除了《人民日报》的“长短录”，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专栏还有《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前线》半月刊的“三家村札记”等。可惜，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得新闻评论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我国的新闻事业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邓拓等一批优秀的新闻评论工作者被打倒放逐，包括“两报一刊”^[24]等在内的新闻媒体及评论几乎都被“四人帮”控制，他们的“帮八股”^[25]文章不仅形式上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而且内容反动，误国殃民。中国新闻评论的信誉与形象在此期间荡然无存，由新闻评论引导的社会舆论发挥了恶劣的欺骗民众、煽动民众、粉饰政策的负面作用。

四、新时期新闻评论的革新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首都北京召开，在此后20多年时间里，随着改革开放和新闻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的新闻评论也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新闻评论从报刊评论一枝独秀的局面向报刊评论、广播评论、电视评论和网络评论齐头并进的趋势发展。

在报刊评论中，专栏评论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特色。专栏评论虽然只是报刊上的一块方寸之地，但它对于提高报纸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新闻评论的一种独特形式，专栏评论也一直受到评论工作者的重视。专栏评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报刊业界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兴办此类评论专栏的热潮。随着专栏评论的普及，专栏评论的品牌化特征也日益明显。一个名牌专栏评论可以成为一张报纸的平台，也往往是报纸的重要“卖点”。专栏评论品牌的打造，一方面突出了受众在新闻评论中的地位，因为好的品牌就意味着受众的接受与认可；另一方面，这提高了评论工作者的职业荣誉感与个人知名度。一个著名作者对专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南方周末》的评论之所以那么出名，是因为有一批全国有名的少壮派评论作者的加盟；“冰点时评”的作者也都非泛泛之辈；一些个人主笔专栏，其主笔的知名度更是专栏的王牌，比如已故老报人林放（赵超构）的“未晚谈”、范敬宜的个人专栏“敬宜随笔”、储瑞耕的“杨柳青”、阎卡林的“每周经济观察”等等。这些因素同时也成为我国新闻评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新闻评论发展的新时期，广播评论也逐步兴旺起来。1979年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了署名为“本台评论员郭平”的文章《改善中越关系的根本办法》，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篇广播评论。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一个以“焦点”类新闻事件为主要报道和评析对象的新闻评论性栏目——“新闻纵横”，其中“今日观察”、“权威论坛”、“国际风云”等子栏目均为不同类型的评论性节目或深度报道节目。1996年1月，“新闻纵横”栏目连续推出4集评论性节目《不该忘却的纪念》，探讨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面对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和人们思想上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2005年7月公布的第十五届（2004年度）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治理好污水也是政绩》等6篇广播评论榜上有名，这说明广播评论作为一种独立的评论形式，已经得到了新闻界和广大受众的认可。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用事实说话”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这一举措被很多人视为是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大发展的开端之举。与过去此类节目相比，它以更强烈的时效性、更生动的纪实手法、更多样的评析方式、更大的舆论监督力度，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以每天一期的频率播出，开创了电视评论类节目的新纪元。两年以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栏目——“实话实说”，这意味着西方的舶来品“脱口秀”（Talk Show）在中国落地开花，谈话类评论节目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除了中央电视台开办的各档评论节目，各省、市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以及与此相随产生的一句话评论形式的发展，使得电视评论节目更加丰富。在“民生新闻”栏目基础上，一种“短小、灵活、轻松、幽默”的电视新闻评论方式发展起来，贴近生活，走进民间，老百姓喜闻乐见成了它的主要特点。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新闻以其及时性、丰富性、开放性、交互性等个性特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受众。网络同时为公众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网络新闻评论由此应运而生，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对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影响有目共睹，对未来中国新闻评论事业的影响更值得人们期待。本书在其他章节中有所论及，在此不再展开。

◇ 思考与练习:

1.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2.请结合中国新闻评论史上某位评论家（可以不是本书中提及的人物）的作品，分析一下他的评论特色和他对中国新闻评论事业的影响。

3.查阅一下“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读后感，谈谈你对这一时期新闻评论的认识。

4.请对比毛泽东1949年前创作的新闻评论和1949年后创作的新闻评论，并总结分析其中存在的异同。

5.分析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变化发展过程，并以它为个案总结中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

6.你如何看待中国新闻评论自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以来的100多年历史？（指导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用讨论的方式完成此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