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从哪里来
选题是评论写作的关键。正如《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李德民所言:“一篇评论的成败优劣及影响大小,往往不决定于铺开稿纸以后‘怎么写’,而决定于铺开稿纸之前怎么想,确定‘写什么’,确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题目。一篇评论,在‘怎么写’上出了问题,那是小病;在‘写什么’上出了问题,那是大病,甚至是绝症。”[1]
选题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你的评论作品是否能在媒体上公开亮相,是否能为人们注意。然而,年轻的评论工作者经常遇到的一个烦恼是,选题从哪里来?
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提到了选题的五方面因素:
(1)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和指示;
(2)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的情况和意见;
(3)党和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的情况和意见;
(4)记者提出的新闻报道题目和线索;
(5)读者来信反映的情况和问题。
这5点意见主要针对的是报纸社论选题,但有助于我们认识一般媒体的评论。在新闻传播媒介环境正在发生变革的今天,新闻评论的范围迅速扩大,这就促使我们要放开眼光,转变观念,朝更深更广的领域去寻找新闻评论的选题。
一、从上级的精神指示中选题
根据上级的精神指示选题,这是由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性质决定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发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后,2005年一开春,各大报刊就开展了关于“和谐社会”思想的宣传工作。《人民日报》刊发了《清源洁流,标本兼治》的社论;《解放日报》的社论是《慈善,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工人日报》的社论名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撑》等等。这些评论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文件精神撰写出来的,有的甚至还经过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审阅。
《人民日报》,2005年3月11日 第八版
《解放日报》,2005年3月13日 第三版
多数情况下,从上级的精神指示中选题带有严肃的政治色彩,而这种“色彩”往往束缚了评论工作者的想象力与思维,大家害怕会错意、说错话,一不小心就犯了政治方面的错误,但这方面的评论选题如太过谨慎,又吃不透上级精神,有时还有可能沦为一些空洞抽象的话题。20世纪60年代,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除四害、讲卫生,报纸配合中央精神进行宣传,选择“人生于世,必须讲究卫生”这样的题目自然是十分符合宣传要旨的,也不用担心犯错误,可这样的题目一看就让人头疼,写起来必定干瘪生涩,读起来更加枯燥乏味。可如果改成“除四害是不是劳民伤财”之类的话题,就具体多了,可以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对那些思想上担心“除四害会劳民伤财”的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搞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对市场经济的疑惑,1982年11月17日至1983年2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7篇反对“大锅饭”的社论,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其中尤以获1983年全国好新闻奖的《“大锅饭”养懒汉》给人印象最深,并引起外电重视。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27日发表了没有先例的社论,号召肃清‘懒汉’和‘偷懒企业’”[2]。下面就是这篇社论的全文:
在我们企业里(这里说是企业,当然不只是企业),有一批懒汉,他们有力气不干活,或不好好干活,工资照拿,劳保福利照领。正直的人们,对懒汉十分厌恶。当然这里说的懒汉,绝不是指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而是指出工不出力、偷懒不少拿的人。
值得深思的是,懒汉固然令人厌恶,喂养懒汉的“大锅饭”体制也不那么可爱。按照目前国营企业统负盈亏的体制,干活不干活,干好干不好,都在一口锅里吃饭,实在有许多弊端。懒人靠勤劳的人来养活,能不严重挫伤勤劳者的生产热情?不少工商企业缺乏活力的沉闷局面,其根源就在于“大锅饭”。
企业开“大锅饭”,职工中就会出现懒人。国家开“大锅饭”,企业中就会出现年年亏损、经营不善的“懒厂”、“懒店”。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亏损企业,依靠盈利的兄弟单位过日子,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虽然没有贡献,却不少得利益。结果,贡献大的企业不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职工吃企业,企业吃国家,这么两口“大锅”,养活了一批懒人,也喂养了一批懒企业。归根到底,还是人民吃亏。
如何治“懒”?人们长期以来,动过不少脑筋,采取过一些措施。我们开展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经常讲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服务质量。这些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每当思想教育的高潮一过,懒病就复发,生产效率、服务质量就下降。这情况,我们看得太多了。什么原因呢?“大锅饭”的体制没有变。体制不变,懒人的物质利益不受触动,精神面貌就依然故我。
治“懒”的灵丹妙药在哪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了不同的经济责任制,是医治“大锅饭”这种痼疾的良方。一些企业认真实行,一些懒人变了样,某些长期亏损的“懒企业”也扭亏为盈了。例如,全国理发行业过去几年几乎年年赔钱,现在一些理发店实行固定工资加提成工资的责任制,职工超额完成定额多的,提成工资就多;少的,提成工资就少;完不成定额的,没有提成工资。这就较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个行业就开始盈利了,亏损帽子丢掉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勤奋者感到有奔头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了,一些懒人也开始振作起来,有的变成了先进工作者。
“大锅饭”养懒汉,责任制使懒人变成勤快人。这个道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了。正如经济界的同志们所说的,我们企业里的懒人,多数实际都是勤快人。坚决打破“大锅饭”,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会勃发起来。对打破“大锅饭”还有某些顾虑的同志,赶快消除顾虑;对改革“大锅饭”体制还迈不开步子的单位,赶快跑步前进!
这篇社论的选题好就好在它既与中央精神紧密结合,又抓住了现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弊端:“大锅饭”体制让许多勤快的人变懒,懒人则更懒。不仅如此,还使许多企业变成了懒企业,经济效益差,甚至长期靠国家的补贴过日子。这促使那些对旧体制习以为常的人意识到,“大锅饭”体制不改不行,改革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这篇社论的选题与内容让我们明白,“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在贯彻落实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特别是改革,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在这场利益调整中,障碍和阻力更多。如果能以党的方针政策在落实中的难点为选题,就能收到好的效果。”[3]
此外,听报告、讲话,是活跃思想、积极领会上级精神意识、获得好选题的另一途径。
199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了不起的“软着陆”》这个题目就是从会议中得来的。当时报纸总编辑范敬宜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早餐的餐桌上,他与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项怀诚同志谈起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项怀诚说了一句:“软着陆是了不起的事情,古今中外少有前例。可是一般群众不太理解它的意义,而做经济工作的人知道它得来太不容易了。”范敬宜回来以后将此事告诉经济部的同志,经过他们的研究,写成了这篇受人称道的文章[4]。
赵超构老先生也曾谈到过从听报告中获取选题灵感的评论写作经验。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踢开死老鼠》的文章,那是因为他曾经听到过一个有益的讲话,说起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有六万万人,不缺眼睛,不缺鼻子,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这些话让他非常振奋,但一时没有找到材料可以发挥。后来读到《解放日报》上登的一篇基督徒写的文章,谈到新中国成立前有些人觉得什么都是帝国主义的好。他就根据这篇文章的材料发挥,讨论自力更生的问题,显得十分自然,血肉丰满。因此,他在谈配合上级精神做好评论选题的体会时说:“文件总是谈得比较全面、比较概括,不可能很具体。应当熟习文件,摸清文件的重点,体会文件的精神,多从社会活动和学习讨论中倾听人们对于文件的反应,特别注意人们对于文件的某些还不够清楚,不够明确,甚至不够理解的地方,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需要我们下工夫做解释宣传的工作。此外,还必须听好领导同志对于文件精神的传达和解释,很好地了解文件的背景。这样,一个大文件里便有很丰富的题目可写了。”[5]
陆游有句话说:“功夫在诗外。”做好从上级精神中选题的工作,同样也要注意培养“诗外的功夫”,除了吃透文件,认真听好报告外,文件外的社会现象、会议外的闲聊都是评论工作者要时时留心的对象。
总之,宣传上级的政策思想,选题上一定要忌空洞抽象,要注意上与下的有机结合,既要体现上级的精神意图,又要贴近人民的生活,真正起到鼓舞人的作用。
二、从新闻报道和有关信息中选题
对于年轻的评论工作者,尤其是业余评论工作者而言,最常采用的选题方式是看新闻,捕捉各类信息,也就是从新闻报道中选题。近年来,随着各媒体对评论新闻性与时效性的追求,时评越来越繁荣,而绝大多数时评的选题都来自新闻报道和各类有关信息。
从新闻报道中选题的常见方式就是以某则新闻事实为由头展开评论,因此在评论写作的过程中,这则新闻事实往往会在开头第一段,或至少不超过前三段中露脸。
例如,2005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第十版)刊登的《对苏丹红,咋就不见常规执法?》
对苏丹红,咋就不见常规执法?(时代热评)
四川南充 张麦
新闻回放:连日来,清查、追缴、封存、销毁涉嫌含有苏丹红食品的战役紧锣密鼓。日前,有关方面又较全面地公布了“涉红”产品的种类。
笔者注意到这样的怪现象:有关部门及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受苏丹红之害的消费者的索赔问题上,甚至还为“涉红”的肯德基这几天所遭受的损失算经济账。但是,对“涉红”商家的行政处罚问题却少有人提。
众所周知,我国的食品生产,早就推行了“强制性标准”。在《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苏丹红就被明确列为禁用的化学物质。《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产品,处以该批产品货值金额20%至50%的罚款;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商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10%至20%的罚款。同时该《条例》中,还另有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条款。那么,对于明显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并对人体极其有害的食品,国家质监、工商、卫生等行政执法部门,就理应首先对生产和销售有害食品的商家,进行常规性执法,即:对生产和销售含“红”产品的商家进行依法罚款、整顿以至责令停业等行政处罚。而令人不解的是,各地“涉红”商家,除被迫撤下含“红”产品外,至今仍在正常而体面地经营着,似乎违法生产销售有害产品,对他们并未造成执法上的压力。
如果,受苏丹红之害的消费者因“举证难”而索赔无果,行政执法又按兵不动,无形中就使“涉红”商家最终皮毛不损。这样的话,从道义上讲就有负于受害的消费者,从市场规范说,就等于在放纵非法经营行为。而那些没有尝到“付出违法代价”苦头的人,就会抱着强烈的侥幸心理继续铤而走险。今天抑制了“苏丹红”,明天就可能又将有“苏丹白”、“苏丹黑”之类的东西冒出来。
笔者统计了人民网2006年9月4、5、6、7四日的“观点集萃”[6],发现其中直接以新闻报道为由头选题的评论文章占总数的72.7%,远多于从文件中、从国务院发布的政府条例中选题的文章。
这既表明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当前新闻评论主要的选题来源,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年轻的评论工作者大有可为。因此,当你为不知道该写什么而烦恼时,建议你不妨读一读近两天的新闻报道和有关信息,你会从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大多数评论工作者,都养成了每天起床先看新闻的习惯,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每天发生的大量新闻是他们选题灵感的来源。
一段时期以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饱受诟病,因为它直接与大学生的学历文凭挂钩,成为大学生是否有资格获得毕业证的一根标尺,这迫使许多学生在大学4年期间,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如何通过四六级上,以致一些专家不断发出取消四六级考试的呼声。《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1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87.5%的人认同“四六级考试是一杆假秤”》的报道,报道围绕清华大学外语系老教授孙复初提出的“四六级考试是一杆假秤”的观点,进行了相关调查,并得出了87.5%的人认同该教授说法的结论。受这则消息触发,《晶报》刊发了署名志灵的评论——《评说四六级考试不应囿于存废》。该评论在大多数人赞成废除四六级英语考试的情形下,先是指出:“近九成赞成取消四六级考试的声音,似乎指向的不仅仅是其与学位挂钩所引发的弊端,更在于四六级考试的工具化”,接着进一步指出:“如果英语考试的目的在于提高和检验学生的真实英语水平,那么当作为辅助工具的考试被异化为目的本身,不少人呼吁取缔之就成为必然。”新闻事实到此算是阐述完毕,作者的基本态度也明确了,但作者想借这个新闻由头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呢?作者先提醒大家“四六级考试的沉疴固然可以随着‘一废了之’而无影无踪,但我们毕竟要反对的仅仅是四六级考试的工具化、功利化等弊端,而不是作为检验和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考试本身。”所以在一片反对声中,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英语学习的虚无主义”。最后作者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可量化的考试,从来都是鉴别某一方面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手段。只不过在考试实施的过程中,考试制度的设计要更科学化更合理才能实现其初衷,而这绝非一个‘废除’所能实现的。”原来,作者的观点是不赞成废除考试,而是要求将考试制度设计得更好。试想,如果没有《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报道,估计作者很难想出这样的题目,甚至都不会往这个方向想。可见,层出不穷的新闻事实是评论工作者的思想源泉,它可以为你——尤其在你觉得写无可写时,提供说不尽的评论议题。
有些时候,一篇新闻评论的选题来自多则新闻报道的启发,这些前后间隔时间不长、人们仍存有记忆的新闻事实,聚集起来,就能为一个好的评论选题服务。杂文家鄢烈山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国企须防买官卖官》(《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6日)的评论,提醒人们不要仅仅关注发生在党政机关内的“买官卖官”现象,而是要看到国企高管其实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一样,都是国资的代理人,都有自己系于国企兴衰的个人利益,如监督形同虚设,“买官卖官”行为也极可能在他们之间发生。作者在这篇评论中引用了3则相关新闻报道:一是《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8月30日刊登的《一位49岁国企掌门人刘俊卿的红与黑》;一是《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9月2日头版——《如果公司大楼装上轱辘,他也能推回家 吉林千万元巨贪乔本平承认:我的手法很拙劣,简直是明抢》;最后一则是《经济观察报》2004年8月30日刊登的对经济学家张维迎(《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访问。
评论中引用多则新闻报道与仅引用一则新闻报道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新闻事实是作为现象在罗列,而后者的新闻事实是一个新闻由头。现象罗列的目的在于探讨现象背后的本质,新闻由头的阐发在于说出评论工作者自己的见解。应该说,通常情况下,透过现象抓本质所揭示的道理更深刻,更有警醒意义,但同时它对评论工作者的个人素养要求也更高。
因此,初学新闻评论者可以从用单个新闻事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开始做起,但切不要停滞不前,而要朝着可以通过多个现象挖掘出本质的方向努力。
三、从受众来信来电中选题
如果你有幸成为评论栏目的一位专栏作家,每天必须写出一篇文章或做出一期节目时,你会发现,好的选题不是天天都有的,要保持评论选题始终如一的鲜活出色,从来不是靠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的智慧拍脑袋想出来的,建立有效的信息来源渠道是保证评论魅力常在的重要手段。年轻的评论工作者,更不用说业余评论工作者,是难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威信息网络的,譬如不会有国家部委的工作人员时常向他们提供选题线索,也不会有专家教授主动与他们联系谈选题。因此,他们最有效的信息来源渠道就是受众的来信来电。即使那些已经拥有了一定地位的栏目或作者,能够相对比较便捷地获得多种渠道的信息,但与自己的受众保持经常固定的互动联系仍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题途径。所以,永远不要忽略了你的受众的意见。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选题十分宽泛,其中不少选题就来自读者的来信反馈。
受众反馈作为新闻评论的选题来源,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它为评论工作者提供选题线索,或是提供评论选题的由头,让评论工作者在释疑解惑的过程中逐步展开自己的观点,还可以直接成为新闻评论的内容组成部分。连岳在《南方周末》开设的“我是鸡汤”栏目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典型。我们看看2003年12月18日“我是鸡汤”栏目中《融合才能化解矛盾》这篇文章:
连岳:
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惑着我:“上海人真的那么令人讨厌吗?为什么很多上海地区以外的人都那么讨厌上海人呢?”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但是我觉得许多外地同学对上海人有偏见。我一个在美国的同学最近写信告诉我,那边的华人也不太喜欢上海人。招聘打工都不招上海人的。她去应聘短工只能称自己是浙江人(她祖籍浙江)。
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当然希望自己所居住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居住群体受到其他地区人的肯定。上海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吧。但我认为这一情况对上海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并不利。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顺便问一句:您是上海人吗?(应该没那么巧吧?)我男友认为你给我回信的希望不大,但我相信您会回信的。
一个困惑的上海人
一个困惑的上海人:
回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离间你和男友的关系。
非上海人“那么”讨厌上海人,有个传统的标准答案是,不外乎是由于上海人“那么”讨厌非上海人。大家互相抬杠,终于搞成“世仇”。这陈述了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
你知道,一个人出生在上海,与一个人出生在西部某个偏远的农村,前者人生顺遂舒适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后者,这种“出生的不平等”如果不能得到改变,如果人们自由流动的机会很少,变成“必然的不平等”,后者很自然会产生对前者的“怨气”,而前者也很自然会产生天生的优越感。
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我的许多朋友都去了上海,有更多我不认识的人也去了上海,各色人等在上海迅速融合,许多“非上海人”在上海找到机会,获得成功,最后,你已经不太可能辨别出这两者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慢慢抹平那种“上海人”与“非上海人”的“怨气”。当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在这期间,难免还是要看到一些上海人对非上海人露出不屑的微笑,而非上海人会对上海人露出双倍不屑的微笑,让上海人只好伪装成浙江人。这除了败坏我们的心智,没有其他任何好处。
“9·11”之后,在反恐的担心之下,进入美国的门槛忽然提高了不少,美国的主流媒体在这个过程中(直到现在),不断发表社论批评政府减缓了人员自由流动的速度。美国的繁荣与强大是因为它提供给了世界上无数优秀人才以机会,给他们荣耀与财富,比如姚明;而这些人给美国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只要人员流入美国的自由度下降,美国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到时候,再安全也没有用。这种立场是他们两百多年的移民史、融合史决定的。这点值得所有上海人参考,只有人家愿意去,只有人家去了不看脸色,上海人才会得到更多的尊重。
太巧的事情是不多的,我不是上海人,希望你不至于失望。
(有任何问题,请邮至askoneask@yahoo.com.cn)
连岳
2003年12月18日
有点意思吧,文章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读者来信(不是某句或某一段话,而是通篇内容)被搬进了评论作品中,虽然不排除连岳对来信进行了一些技术性处理的可能,但其中的基本意思应该大多来自读者本人。因为相对完整地呈现了读者来信中的内容,所以连岳就可以不仅仅用这些信作评论的由头,而是通过它完成与读者的亲密接触。他可以一开始就写道:“回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离间你和男友的关系”,因为读者在来信的末尾说“我男友认为你给我回信的希望不大,但我相信您会回信的”。这种疑问是读者的普遍心理,用这种方式回答,既表现出了作者风趣幽默的一面,又肯定了读者来信的热情,激励更多的读者给他写信,为他的专栏提供更多更好的选题,形成良好的互动或者说互写关系。
《焦点访谈》栏目每天可以收到1 000多件观众来信(包括电子邮件)、来电、来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非常重视这一选题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认为这是《焦点访谈》栏目生存和发展的原始动力。这些来信来电来访为《焦点访谈》提供了稳定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为《焦点访谈》节目组分析民情、捕捉热点提供了可靠的资源。因此,该栏目的主创人员认为:“这一不可比拟的独特资源优势,为《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报道方面的独家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其始终处在新闻的最前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7]。
最后,如果你想得到受众反馈,可要记住与媒体的栏目编辑保持联系,经常向他询问这方面的情况,最好是能够像连岳那样,在文章中标明“有任何问题,请邮至askoneask@yahoo.com.cn”,相信你会常常收获惊喜的。
四、从现实日常生活中选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人,每时每刻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作为一名评论工作者,你必须是一个有心人——你会发现,日日经历着的现实生活会提供给你永不枯竭的选题资源。
2006年9月7日《晶报》刊登了《为什么一定要孩子举右手提问》一文,选题就来源于办公室里同事之间的一场讨论。事情起源于一名同事的小孩今年刚上小学,9月1日上学第一天,他就接到老师投诉。原因是上课时,老师让小朋友举起右手发问,而同事的小孩却举起了左手。于是办公室里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为什么不可以举左手发问呢?举右手发问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吗?如果老师回答是为了整齐划一,但是在这个追求个性的时代,整齐划一真的有利于一个孩子的身心发展吗?作者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供人们思考,最后呼吁“从小就给孩子一些成长空间吧!从小就给孩子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吧!”由于事例选择是现实生活中家长们都能遭遇或是感受到的,这样的呼声也就反映了不少家长的心声,同时暴露出我国教育理念的某些弊端,说服力较强。
你喜欢看电视剧吗?和你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亲人,他们中间总有人追着某部电视剧不放的情形吧。正如评论家仲言先生观察到的:“目下,人们茶余饭后打点闲暇时光的最主要文化消费形式,恐怕非电视剧莫属。一部好作品的电视观众动辄数千万,甚至数以亿计,剧中的故事和人物可以在一夜之间牵动起千家万户,继而成为大家街谈巷议的话题。任何传统的艺术样式都无法与之抗衡。”既然电视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仲言先生想到了该如何进一步提高电视剧创作质量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最要紧的是人生、人物、人文这3个关键词,即:发掘人生深度,塑造鲜活人物,提高文化品格”[8]。尽管他的答案不一定是最后真理,但作为一家之言,反映了一部分人对电视剧的期待与要求,事实上也就实现了新闻评论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总之,处处留心皆选题,选题的来源是非常丰富的,并不限于我们上面讲的那些内容,只是它们更为常见而已。
最后给评论工作者的建议是,在寻找评论所需要的议题时,没什么比阅读、聊天、走路、思考更要紧的了。值得强调的是阅读,阅读你自己的报纸,竞争对手的报纸,或是各类全国性、地方性的大报、小报,你一定能找到自己感兴趣、有所触动的新鲜话题。
◇ 思考与练习:
1.仔细阅读你所在学校的报纸,选择其中一则你感兴趣的新闻报道,练习写作一篇800字的评论文章。
2.想想看,你身边有什么值得评论的事物或现象吗?选择其中你最有感触的现象评论一番,然后写成一篇800~1 000字的评论文章。
3.留心一下宿舍里的同学们或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的讨论,看看其中有什么值得写作的评论选题,并把它们写下来,就一个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写作一篇800~1 000字的评论文章。
4.仔细阅读当地报纸这两天的新闻报道,选择其中一则你感兴趣的报道内容,练习写作一篇800字的评论文章,并将它投给这份报纸,注意倾听编辑对它的意见。
5.分析这一个月你所在学校的报纸的评论文章,像课本中分析人民网“观点频道”那样,看看这些评论的选题多来自哪些方面?
6.分析这一周你所在地方的一份最有影响力的日报,看看它所刊登的评论文章的选题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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