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个人评论专栏
个人评论专栏是指在大众媒体上(包括广播、电视、报纸)开设的以其个人名字命名或者是由某个人担纲主笔的评论专栏。前者比较典型的是凤凰卫视的“小莉看世界”、“李敖有话说”;后者的代表是沈宏非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开的“思想工作”专栏、连岳在《南方周末》开设的“心灵鸡汤”以及中央电视台王志的“面对面”和崔永元的“实话实说”等节目。当然,放眼中外,至少到目前为止,个人评论专栏的主要阵地还是报刊媒体。
在西方新闻界,能够开设属于自己的个人专栏几乎是每个怀有职业梦想的记者梦寐以求的事。而且,个人专栏在西方各界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和令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令人瞩目的美国记者兼专栏作家李普曼,为其赢得声誉的“今日与明日”专栏,先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新闻周刊》上持续了36年(1931—1967年)之久,以至于该专栏成为20世纪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专栏,其影响甚至可以直接左右美国总统选举的得票率。
有人说“个人专栏是人类偶像崇拜的习性造成的”,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希望得到权威的引导或是融入社会的主流意见与行动之中。
在中国,个人评论专栏同样具有不小的魅力,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代,优秀的新闻记者往往同时也是优秀的专栏作家,张季鸾、范长江、邵飘萍以及当代的邓拓、赵超构、范敬宜、南方朔等等一长串名单,构成了我国现代报刊专栏作家蔚为壮观的风景线。这样的风景线目前仍在迅速拉长延伸,因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专栏作家风起云涌的大好阶段,各类专栏作家八仙过海,大显身手。上了年纪的专栏作家有董桥、林行止、蔡澜,新人辈则有李碧华、沈宏非、连岳;专栏女作家有娜斯、黄爱东西、赵赵;写人文的有李欧梵、沈昌文;写经济的有张五常、胡祖六;写科学的有李方、方舟子;写足球的有董路、李承鹏;写电影的有任田、周黎明……简直是天下无报刊无个人评论专栏。
并且,电视,这个当今世界第一大强势媒体,也加入了对专栏评论家的塑造与培养潮流之中,开始步入“主持人媒体”的时代[8]。在时代潮流的引领下,涌现出曹景行、崔永元、白岩松等一批带有另类明星般色彩的电视评论员是理所当然的。
一、媒体与个人专栏作家的共生
很难说是媒体造就了专栏作家,还是专栏作家成就了媒体。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正如美国《新共和》杂志在1937年就已经指出的:“社论版过去的影响力已经转移到专栏作家”,喧哗四起的专栏和日益成长的专栏作家标志着我们已经从一个“社论时代”转到了一个“文化多元时代”[9]。
大众传媒需要专栏作家作为自身形象的代言人,知名专栏作家更是媒体借助个人身份、个人的观点乃至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对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问题向社会大众发言的一种方式。知名专栏作家使媒体潜在的人称由“公众”转变为“个人”,由“我们”转换成了“我”,这既满足了大众的个人偶像崇拜心理,又使得媒体具有拟人化的亲近感,有了争鸣对话的空间,有了读者参与的空间。这样的亲近感持久下去,可以升华为媒体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人格形象。所以,某种程度上,知名专栏作家和他们的言论是现代媒体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这样的例子随手可寻。如《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由王小波执笔的“晚生闲谈”专栏后,此专栏逐渐成为“三联”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竟有“没有王小波文章的三联总是有一两分不像”的评价;离开了崔永元的“实话实说”节目,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实话实说’的一个时代结束了”[10]。“新的主持人虽然也会让人接受,但收视率的波动是必然的……更换主持人不仅仅是一次‘变脸’,伴随原主持人共生的许多定义性的东西都将发生改变,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意义上的‘实话实说’。新的主持人应该给‘实话实说’注入新的内涵。”[11]
此外,媒体还需要依靠专栏作家的文章来深化、引导社会舆论,对社会、时政、文化现象做深度解读和人文诠释。这一点在党报党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从1960年开始,以“林放”为笔名在《新民晚报》上开辟“未晚谈”个人专栏的赵超构同志,坚持不懈地用自己的言论来引导身处的社会生活。1983年8月16日发表的《“吃文件”》一文就是一篇讽刺文牍主义的妙文。文章一开头转述了一则新闻事件:一个乡政府文书,私自将一些文件、资料当作废纸出售,换得几瓶黄酒、白酒随便吃掉了。对这位办事员玩忽职守的行径,文章提出了应进一步处分的建议。不过,文章并未就此打住,而是深入现象背后进行了深度的批评诠释,把矛头直接指向上级领导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对于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有另一方面因素值得考虑,那就是,我们的文件和资料实在发得太滥。经常碰到一些做基层工作的人,他们都讲到‘文件洪水’的苦恼。上面的婆婆多,条条块块,万箭齐发,表格、统计、资料、总结、长官讲话、学习报告等等,条条渠道通向基层。”[12]
储瑞耕主笔的“杨柳青”专栏,更是自觉地将个人评论写作与火热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由此他还总结了几点“经验之谈”。
一是“点名道姓法”。如果是他亲身经历或者经过实地调查,完全掌握了第一手确凿证据的材料,就点名道姓地进行批评监督(他一向不赞成在批评文章中总是用“某”来代替实名)。比如:《该打谁的屁股?》,批评河北省昌黎县为办一个企业耗时22个月,盖章115个;《我们今天的思维》,批评河北省南和县电力局“老大”架子放不下,给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损失;《还学校一份安宁》,批评河北省平山县王平村把小学旁边的地方出卖搞木材加工。
二是“反弹琵琶法”。生活中发生了尖锐冲突之类的事情,“杨柳青”一不直接报道或评论;二不去顺势添火,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而是深入现场,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矛盾解决了,写过程,写结果,评论总结经验教训。曾经有一次,储瑞耕得到的信息是两个村子发生了斗殴,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最终见报的却是“杨柳青”言论《和为贵》,同时加配了通讯《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三是“敲山震虎法”。在深入调查、采访、写稿的过程中,或者稿子写出来让地方领导审阅的情况下,事件当事人受到了震动,马上把问题解决了,或者积极采取了切实的措施。那么“杨柳青”就会“牺牲掉”已经写成的稿子,声明“要观后效”,隔多少时间之后再去采访[13]。
很难想象,没有了“杨柳青”专栏的《河北日报》,其对生活现实的介入、社会矛盾的观察与分析要逊色多少。因为这个栏目,《河北日报》的要闻版显得生机勃勃,赢得了读者的广泛信赖与支持。
反之,一名专栏作家,包括电视评论节目主持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栏目来运作烘托,也是难以展示出他的才华与魅力的。王小波长期以来以文字为生,早期写过不少小说和散文,还曾获得过台湾的文学大奖,但他为国内读者所熟悉并喜爱却是从《三联生活周刊》的“晚生闲谈”专栏开始的。连岳(原名钟晓勇)起初只是一名记者,偶尔给《南方周末》投稿,被编辑发现了他的写作才华,要求他开设“心灵鸡汤”的专栏,这才声名大噪,于是干脆辞掉记者工作,一心一意地以写专栏为生了。
白岩松、崔永元这样的主持人,如果用过去“俊男靓女”的标准,是当不了主持人的。但评论性专栏对主持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下文详述),没有漂亮的外表,同样可以造就杰出的主持人。尤其是凤凰卫视新闻评论部的节目主持人,如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李敖等等,一群“老头儿”评论员,有的顶着花白头发,有的甚至找不着几根头发了;有的操着带方言的普通话,还有的说话结结巴巴的,大多算得上是电视屏幕上的异类,可就是有不少观众为他们痴狂,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他们。
这就牵涉到专栏作家以及电视评论员的个性魅力了。
二、张扬个性——个人评论专栏的特色
判断一个优秀专栏作家的标准是,在某个应该刊登你的专栏日子里,你的文章没有如期而至,读者就会顿生怅然若失之感,这样的读者越多,越表明你的专栏优秀;而判断一名优秀电视新闻评论主持人的标准是,观众能从千百个主持人的声音里辨别出你的声音,尽管就声音本身而言,你并不像唐老鸭那样,格外特别。
张扬个性,关系到个人专栏评论的生死存亡。要张扬个性,首先就得有个性,没有个性的个人专栏是死的,没有价值的。观众普遍觉得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好看,“时事开讲”、“小莉看世界”、“铿锵三人行”等节目深入人心,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些节目的主持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们在评论过程中或是激情澎湃或是娓娓道来,或思维缜密地层层论理或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看下来、听下来让人酣畅淋漓,大呼过瘾。我们不妨试举几人为例[14]:
曹景行:标志性的一头花白头发,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财经问题非常有见地,反应非常快。同时,常常可以忽略主持人一个人滔滔不绝,对大选和“两会”问题十分在行,虽然在评论时不经常下结论,但只要一预测便非常大胆,在2000年离台湾地区大选结束还有8天时就预测国民党可能下台。
阮次山:中国电视屏幕上的第一个“结巴的老头评论员”,被观众描述为“手头绕来绕去,总有几个音听不清”,所以讲话慢,避免发两个相连的音,熟知欧美、大陆和港台情况,并且是中国问题专家。他的评论如老吏断案,准确迅速,且妙语迭出,做节目讲求以最简短、最有震撼力的语言直击要害,被大家喻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典型代表。
杨锦麟:被评价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最具表情的一个,喜怒形于色,在评论中完全展示自己的真性情。他激昂严肃,语言生动幽默,时常夹有方言俚语,以致观众一听到那口福建普通话,便知道是杨锦麟正在开讲。
邱震海:几位嘉宾中最规矩内敛的一个,这种平和的评论方式在凤凰卫视独树一帜。其评论虽不张扬,但相当深刻,尤其是在欧洲问题的评论上,无人能出其右,是凤凰卫视的“欧洲问题”首席评论员。
中国大陆的电视评论员,出名的也有不少,如白岩松、水均益、王志等,但最有个性特征的却是崔永元。看过崔永元“实话实说”或“小崔说事”的观众,很容易就会记住这个小鼻子、小眼睛、一脸坏笑的人。不仅因为他的长相相对特别,而且因为他的幽默感特别。他能让嘉宾、现场观众乃至电视机前的观众笑成一片,自己却不笑。下面是1996年崔永元在现场的一段隽思妙语,大家用心体会一下他那特别的幽默感:
崔永元:那你说说,养鸟有什么乐趣?
嘉宾:作为老年人来说,可以锻炼身体。它催人早起,天明则叫。
崔永元:你说的情况,我听着像养鸡。
观众:目前养鸟还有个好处,可以扶贫。
崔永元:您说的扶贫是什么意思?是把鸟都抓起来,就没有抢粮食的了,是吗?
观众:贫困地区的人可以到北京来卖鸟,这样他们就富了。有好几个卖鸟的后来都盖上小楼了。
崔永元:就是通过卖鸟可以挣钱?我想请您给我们讲讲养鸟的乐趣,您却给我们讲挣钱的乐趣。
崔永元:您家里养的鸟准备怎么办呢?
老师傅:准备——,不再发展了。
崔永元:那笼子里的几只鸟还凑合着关着?
老师傅:因为再放它也飞不了了。
崔永元:您在行动上虽然不能放它了,但思想上已经把它放了。
崔永元主持的是谈话类评论节目,他的幽默体现在现场的快速反应之中,而且带有求异思维的特征。譬如对养鸟可以扶贫的解释“是把鸟都抓起来,就没有抢粮食的了”,就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说出来的,可是一旦说出来,观众们又都能明白,由此产生的开怀大笑是轻松的、快乐的。因此有人说,“正是这样的笑声成就了‘实话实说’。使得它有别于一般的谈话节目,使得它的现场不是一个枯燥的说理的现场、争执的现场和辩论会的现场。崔永元的这些机敏的捕捉和发现,举重若轻地软化了很多的说理段落,使得节目意趣横生。”[15]
李承鹏
报刊上引人注目的专栏作家相对电视更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大串,还有鄢烈山、刘洪波、孙振军等杂文性评论家;汪朗、殳俏等美食评论家;更多的则是小宝、王小山之类的文化时尚评论家。在这里,仅仅给大家介绍两个人——李承鹏与沈宏非。
介绍李承鹏,是因为他是一名体育专栏作家,具体一点说,是足球评论专栏作家。一些人包括笔者认为,体育专栏是当今所有专栏中最具锐气与活力的专栏评论类型,它将是中国新闻评论未来转型的主导力量。而李承鹏个人,即使他不一定是当前最好的体育评论专栏作家,至少也是其中之一。
李承鹏,1990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不小心进了《四川体育报》,当上了足球记者,由此开始了其“足球生涯”。在其任职过的《足球风》、《成都商报》、《足球》、《21世纪体育》等报刊上均开设过足球评论专栏,还被多家广播电视媒体机构邀请为足球点评嘉宾。按照我们前面提及的判断标准,他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足球评论专栏作家之一。他在《成都商报》写专栏时,每周一,要是成都的球迷球痴们看不到他的评论,龙门阵都不知道该怎么摆了,由此可见此君的能耐。
李承鹏的个人专栏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敢于大胆放言。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中国的体育评论专栏是最有锐气与活力的专栏评论类型,而其中的足球评论又是体育评论中最富勇气与激情的,李承鹏的足球评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把足球领域视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场域的缩影,纵横驰骋,毫不畏惧,矛头直指足球界的当权者、权力体制乃至各种非正当获利者。他对中国足协、足协官员乃至中国的足球体制作了最为严厉的揭露与批评,这是中国其他领域中相当罕见的言论现象。
2005年1月8日,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抛出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初步意见》的万言书,李承鹏则分别于1月10日、12日和14日在《足球》报上刊登了其撰写的系列社评“上书足代会”3篇:一是《“公益足球”最致命的复辟理论》;二是《“还权地方”卑劣的政治回报》;三是《“中央集权”阎氏密码中心词》。仅看标题中“复辟”、“卑劣的政治回报”、“中央集权”这些字眼就够让人心惊胆战了。要知道,阎世铎当时在足球界的地位可谓是至高无上,不仅官衔最高,而且权力最大,几乎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李承鹏的大胆直言也是无人能出其右,他毫不隐讳,矛头直指阎世铎及其管理下的中国足协。仅在《“公益足球”最致命的复辟理论》这篇文章里就有诸多热烈精彩之处。
如——
阎世铎为此复辟要求的借口是: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决定:中超联赛资源属于中国足协。这又是一次粗暴的偷换概念。一位投资人在采访中比喻:“土地资源当然属于国家,但阎世铎却认为——既然国家拥有土地资源,于是凡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一切庄稼、蔬菜,修建的一切房屋甚至上空飞过的一切飞行物都归它所有,从国际足联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联赛资源初始所有权归足协所有。但阎世铎不能因为这个‘初始权’,就把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经过其他人投资、生产出的产品盗为己有!我们只有种庄稼、出钱、出力的资格,分配权、管理权却全在阎世铎这个地主老财手里!”
这个比喻很生动。阎世铎就是要通过他的“私收队”把一切庄稼、飞鸟一网打尽。
又如结尾——
1月19日的“足代会”前,我们已很难改变阎世铎的想法了,但是——不能让一场终结中国职业足球的“复辟”这样冠冕堂皇地轻易得逞,不能让与会代表们高唱着《满江红》这样激昂的革命曲调,目送阎世铎以革命的腔调革掉中国足球的命。
这些激情四射的文字反射出来的是作者百折不回、视死如归的勇气与信念,这对于专栏作家来说,是相当可贵与可敬的。文章虽然批评的是阎世铎和中国足协的做法,但其中透露的政治意涵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言:“任何政治的成功都要符合以下三大元素:①政治主张(口号);②政治路线图(权力体系的铺架或准备);③隐藏巧妙的手段和目的(从形式上绝不能和前两点产生裙带关系)。”李承鹏在这里攻击的是中国社会一切打着改革旗号而进行的利益分赃等丑恶政治现象,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阎世铎的改革主张是开历史倒车,并毫不留情地说“历史倒退的前夜不见得是最黑暗的,但一定是最无耻的”。应该说,这种因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仰而激发出来的激昂凌厉之气,是当前许多评论家所不具备的,或至少可以说,其他类型的评论是难以展现这样的气质与个性的。
(2)痞子文风。
李承鹏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练就了一副痞子腔调。看他的文章,就像看网络上的通俗小说,有搞笑,有粗口,也有流行。他常常运用时髦的年轻人的专用语言来表达他对中国足球现状的不满,这些语言往往入时入境,生动而又容易理解,虽然简单,却锋芒毕露。下面是典型的李氏粗口:
“……别说拿出证据,最后连一丝臭屁都留不住!”
“这一场战斗真他妈无趣,这一场道德论争真他妈虚伪!”
“我的朋友刘建宏现场解说时说了一句很牛皮的话……”
“中国足球早就这么完蛋操了!”
这些或粗或脏的字眼在一般评论文章中是极少见的,但是李承鹏就是有胆子用,而且用得轻松自如,也很讨读者喜欢。这也许是因为中国足球本身就不干净,对它自然说不出多文雅的话,只能让读者在诅咒般的话语宣泄中获得一丝快感;也许是中国足球实在太弱智,让所有爱它的人都心如刀绞,读者积聚的愤怒除了以这样的方式难以再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了;也许足球就是大众娱乐的一种形式,要求它用大众都熟悉的语言完成它娱乐的功能。总之,李承鹏的痞子文风俘获了读者的心,也成就了他的个人专栏魅力。
(3)别具一格的“引经据典”。
引经据典是一个褒义词,打上引号的意思并不是让它变成贬义词,而是为了突出其独特性。李承鹏引的“经”据的“典”,并非正统的经典,不像某些专栏作家开口《史记》、闭口《圣经》。李承鹏的“经典”多为流行文化,包括歌曲、电影、小说,乃至时代风云人物语录。如:“张楚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按照联想集团的舵手柳传志的话:‘有时候,妥协的力量远远大于坚守’”;“这个感觉特别像《神雕侠侣》的结尾篇,一群乡下把式在华山脚下也要‘华山论剑’,也要分出个‘东邪西毒北丐’来……”;“像《无间道》那样,找一涮店几个老大分封势力范围也行”;“很像《纽约时报》一句社评:‘对不起,我本想开枪打你的胃,想不到你却捂住了心脏,谢谢’”;“你甚至可以堂皇激越地说出‘正义是正义者的墓志铭,邪恶是邪恶者的通行证’般悲怆的诗句,但拜托了!”
看了这些引文,不难发现李承鹏的“引经据典”不仅独特,而且还那么入情入理。他写的是足球评论,但处处讲的是人生哲学。足球与“经”、“典”配合双打,丝丝入扣,小球也有了大智慧。正是这许许多多的“经典”,他的文章才更有理有据、有情有义,也更加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沈宏非是目前国内最为活跃的报刊专栏作家之一,他的专栏包括《南方周末》的“饮食男女”、“写食主义”;《三联生活周刊》的“思想工作”;《上海一周》的“吃弗消”;《经济观察报》的“废话点心”,以及《新民晚报》上的“准风尚谈”等等。
沈宏非的个人专栏特色就在于它有趣。而有趣几乎是当前中国所有文化时尚专栏作家的标志,或至少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因此,作为其中最著名者,并将“有趣”发挥到极致者,沈宏非就有必要成为我们的分析对象了。更何况,有读者为了享受“饮食男女”的美味,不得不开始阅读《南方周末》了。
酒过三巡,一道清蒸大菜云蒸霞蔚般托了上来,犹如西洋歌剧中高不可遏的咏叹调,让人灵魂出窍。
这句话来自沈宏非,很能见出他的情致与品位。一道清蒸,可以提升一顿饭的境界——化腐朽为神奇,为平淡无奇的进餐制造奢华与高潮。沈宏非认为,清蒸是食物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可以清蒸的,比如要求具有极高的鲜味,比如形体上的健美和神态的安详,比如程序上的仪式化和用料上的简约主义……套用他的观点和语言,沈宏非的有趣也可以用“清蒸”两字来形容,他就像一个高明的厨师,用“饮食男女”这样的普通原料,烹调出了一道道文化大菜。
“饮食男女”作为一个美食专栏,吃喝是主题,男女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下脚料,可正因为这些边角余料,文章有生气,报纸有嚼头——就像一道清蒸鱼,几根葱,几片姜,几瓣蒜,几两黄酒,看起来微不足道,实则关乎全鱼。清蒸的味道自然显清淡,不过淡淡的别有一番风味。比如他谈女人嗑瓜子的优雅:“对于一粒微不足道的瓜子来说,即使错过了由子成瓜的轮回,也算是一种死而无憾的幸福。”说到蘑菇在中国菜中的运用,“最好是适可而止,点到就好,像一个装扮相宜、举止得体的女人对待香水那样……”
一切有趣均离不开一个“俗”字,但“俗”与肉麻是两回事。不客气地说,有些专栏评论工作者一不小心就滑入把肉麻当有趣的怪圈里去了。沈宏非的俗却是平淡中的俗,俗得博学,俗得幽默,再利用文字与思想碎片的组合,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新谐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鲜肉都是咸肉。从少年维特的烦恼到玛丽温泉的哀歌,将近半个世纪里一直“笃”着的正是浮士德博士的内心激荡。(《腌笃鲜》)
例如,肉既可以当笋之良友,又可做它的继任,荔枝的消解者是牛黄解毒片和抗毒口服液,酒和月的最佳后戏都是睡觉,词曲的善后是歌咏。(《蟹后》)
作为蟹中之尤物,大闸蟹之尤正在“荡心”,即非但无以为伴,更加不能善终。真真尤物之尤也。(《蟹后》)
……荔枝、大闸蟹、鲜肉、咸肉,不过是些家常俗物,却被他写得万种风情、千般雅韵,你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华。这样的俗是极为难得的,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人们一提起文化时尚专栏评论,仿佛它天生就是一个“抵抗崇高”的品种。其实不然,就说沈宏非,他不是没有思想,不是不愤怒,他只是将这一切都消解在谈笑风生中。没有高高在上的宣讲,也没有激情洋溢的呐喊,他是清蒸的,在调侃戏谑中他将人生平常之事以新奇的方式铺展在世人面前,不夺人心魄,却是充满了适度之感,圆满之感,奇妙之感和炉火纯青之感。他‘让读者明白,原来我们从未多想过的平庸的生活方式,恰恰体现了人生的充实与丰盈。
沈宏非(来源:《新现代画报》)
《南方周末》2003年11月13日 沈宏非专栏
三、个人专栏评论写作中的陷阱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论及,由于国内媒体市场的繁荣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个人专栏评论写作正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但与国外的个人专栏评论相比,我们的发展步伐仍比较缓慢,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出现李普曼那样蜚声世界的专栏作家,也没有诞生如“燕山夜话”那般引人入胜的个人专栏评论。
不可否认,在无数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如过江之鲫涌向媒体之际,个人专栏评论写作面临着诸多陷阱,这些陷阱在根本上制约了个人专栏评论的发展。这里,我们暂且撇开制度方面的宏观因素不谈,仅仅从微观角度透视一下环绕在个人专栏评论写作中的一些陷阱,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微观因素或多或少是受控于宏观因素的。
1.陷阱一:专栏作家不“专”,且专栏内容“偏项”现象严重
当前国内的个人专栏作家,除少数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如体育、健康类,绝大多数都并非某个行当的专家,而仅仅只是作家。并且大家都不以此为不足,反而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有人直截了当地宣扬:“好的专栏作家永远不要担心自己被人说成是‘外行’,专栏作家只要不是写专栏的外行就OK了,至于是否为音乐界、影视界、餐饮业或者文艺界所认同,那是一个和专栏没有关系的问题。”[16]
这种状况与意识事实上是不利于专栏成长的。它让我们看上去拥有无数的专栏作家,却鲜有突出的专栏评论工作者。西方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专栏作家,他们首先并不是“作家”,而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人,像时尚评论者、政治分析家、体育评论家,一干就是许多年,活跃在自己的天地里,成为广为圈内人敬重的行家里手。
李普曼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作为时事政治方面的记者,从事新闻工作长达30年。“冷战”期间,他长期驻莫斯科,对美国和苏联的情况了如指掌,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外交官。所以他对政治事务方面的见解犀利深刻,普通人难以企及,以至于他是好几位美国总统的政府事务顾问,他的见解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西方专栏评论写作发展的趋势来看,个人专栏写作的分工将越来越细致,言论的研究性质会更加突出,也更加独到透彻,尤其像政治专栏作家、经济专栏作家等,由于他们熟稔其专业,往往成为政府决策者身边的军师。相比之下,国内的专栏作家更像个杂家,什么都知道一点,又什么都不精。
《爱国者游戏》是上海专栏作家小宝的个人专栏作品集。文字没得说,内容也颇有趣,但正如王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首先是惊叹作者的兴致高,眼神儿好,什么东西都不放过,看了一眼就有一番议论。”在这本书里,小宝涉及了电视剧、电影、话剧、文学、男女、餐馆、书籍、笑话、新闻等10余个领域,就职业或兴趣而言,肯定不会有这么广泛,靠的无非是一支生花妙笔,或一张如簧巧舌。因此王朔也为他可惜:“觉得奢侈,这么多聪明就这么大方的平均使了。”[17]凭小宝的功底天赋和他身为记者的便利条件,是完全有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名副其实的专栏作家的,但他最终选择的却仅仅是当一位作家。
中国本就是文章大国,既存专栏可以不“专”的偏见,专栏内容的“偏项”自然必不可免。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风花雪月的专栏遍地都是,甚至出现了饱和的迹象;另一方面,作为公众意见来源的专栏,却踪迹罕见。现在大多数的专栏文章集中在一些休闲娱乐版方面,“评点江山”的角色还为数不多。专栏作者也多是业余选手,仅凭一时爱好“有感而发”,对一些有深度有难度的问题不愿涉及。应该说,这是限制我国个人专栏评论发展的瓶颈因素。
2.陷阱二:为外行写作,还是为内行写作?
如果你有志成为一名专业性意识强的专栏撰稿人,并积累了大量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与阅历,那么接下来你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该为内行写作还是外行写作?
一个学生给我推荐一篇他认为写得精彩纷呈的个人专栏评论文章。文章标题是《32强战报》,我抄一段,让大家猜猜看这位作者在评什么:
上回说到Grubby凭借无敌成名技“废话流”从C组顺利出线,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32强中居然“还有”2个兽人选手。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比例,这意味着每16个魔兽强的拉轰中就有一个是用兽人的——这远比之前的比例1∶××要高得多得多。再于是就有了报道说1.17的兽人如何如何,并开了新一轮的冠军竞猜。Grubby看着自己的赔率和Insonmia相比简直就是豺狼人仰望奇美拉,不禁Blue到胸闷,心想自己从荷兰带来的点上网钱全部用来下外围了,那么接下来的比赛便需要一些波澜了……
好了。这好像评的是一场体育赛事。世界杯还是NBA?都像又都不那么像。当然,一定有些游戏迷猜出来了,这是WCG中的一场比赛,是网络游戏设置的一场足球比赛。我的学生作为Grubby的粉丝,为这场比赛的解说与评论激动不已,不过他也估计到“老师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一定会觉得不知所云,而且废话连篇”。
显然,为你的同行或同好撰写评论是十分容易的,他们对相关对象与你分享着共同的理解和激情。针对内行读者,你可以轻松地使用你们共同的专业知识背景,可以使用“缩略语”,乃至行话——“魔兽强”、“Blue到胸闷”来写作,这一点都不妨碍你与一个内行的愉快交流,反而还可能因为能够分享共同的“语言密码”进一步增加阅读快感,你也用不着把宝贵的时间篇幅浪费在提供背景或作出解释上了。
但是,作为一名评论工作者,必须时刻记住,你的读者和观众,他们需要你来帮助。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像你,有时间和兴趣专门与某个事物打交道。他们通常是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和家务后,才能坐下来看看报纸和电视,对你所评论的东西,他们难得有机会亲身体验。
正是他们——这些外行——需要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帮助他们了解那些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因此,卡伦·伍兹,一位职业舞蹈家兼舞蹈艺术批评家说:“批评家应该让读者了解是谁在演出以及演出地点和时间等必要信息;不过更为要紧的是,批评家应在将作品视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就其作出某种深思熟虑的判断。批评家的职责就是描述他们在看演出时的观感和体会,然后为读者提供一幅‘更为广阔的画面’。”[18]
3.陷阱三:受专业领域中其他势力的控制
对个人专栏评论工作者而言,最大的荣誉来自受众的关注,只是这种荣誉后面也隐藏着危险。因为这会使你成为政治家、职业公关人或其他权力机构的目标。想想看,当于右任的社论可以产生超过一个师的军队的力量时,那些争权夺利的政客、军阀们对他手中的笔难道不会虎视眈眈吗?这是古今中外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以有人提醒评论工作者:“千万别犯错误:控制批评家的企图无所不在,志在必得,而且有时还邪恶刻毒。”
“例如,由南加州大学新闻学院对批评家、记者和娱乐版编辑做的一次调查发现,好莱坞制片厂‘对媒体的操纵从未如此猖獗’。”[19]
控制的手段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明显的是,花钱请你写一篇专门吹捧某人或某部电影的稿子,这个叫“有偿评论”。这种现象在文艺界比较盛行,所以我们难以产生沃尔特·凯尔那样伟大的可以左右票房的影评家。
不过,更危险的控制多为隐蔽的。因为隐蔽,对刚开始从事新闻评论的年轻撰稿人而言就有更大的诱惑力。如免费请你到一个风景旅游胜地参加一次关于某个作品的交流会,当你想就某个新闻报道做进一步了解然后做出深入分析时,对方热情地给你提供材料、当事人,免费提供采访费用等各种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很难对事件真相做出准确判断和公正评论的。
在孙玉胜主持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时,刚到“焦点访谈”的某些年轻记者在做一期节目时,由于节目内容与当地政府无关,为了节约经费,接受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好意安排。结果最后不得不离开“焦点访谈”节目组。
评论是有关舆论的,如果舆论的主要来源——大众媒体的言论,被其他势力所操控的话,是肯定不会有公信力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你断送的是作为个人专栏评论工作者的生命。
◇ 思考与练习:
1.将你能记住的个人评论专栏名称写下来,看看他们主要集中在哪些媒体和哪些领域。
2.分析两位你所偏好的个人评论专栏作家,并比较他们的异同。
3.请举例说明什么是为“内行”写作,什么是为“外行”写作。
4.讨论:你能否结合具体事例,提供一些抵抗“其他控制势力”的有效手段?
5.联系一位你有可能联系到的专栏评论工作者(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最好是先登录这些人的博客,提出采访要求),请他谈谈自己的写作经验。
6.分析《纽约时报》上的一位专栏作家,用800字左右的篇幅描述一下他的专栏特色。
7.请针对电视上的某个评论专题,用800字左右的篇幅分析一下该专栏的特色。
【注释】
[1]杜秀:《新闻评论的时代视角——2004、2005年“新华时评”调查分析》,载《中国记者》,2006年第4期。
[2]关于“文汇时评”专栏的资料均来自笔者对该栏目主编范用先生的访谈和他给笔者提供的文字资料,在此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
[3]《文汇报》,2005年8月29日,第5版。
[4]吴忠华、李忠志:《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保持持久影响力——中国新闻名专栏〈燕赵论坛〉编辑感悟》,载《新闻战线》,2006年第2期。
[5]吴忠华、李忠志:《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保持持久影响力——中国新闻名专栏〈燕赵论坛〉编辑感悟》,载《新闻战线》,2006年第2期。
[6]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7]杜秀:《新闻评论的时代视角——2004、2005年“新华时评”调查分析》,载《中国记者》,2006年第4期。
[8]关于“主持人媒体”的论述,以及世界各地电视台对节目主持人的重视,可以参阅孙玉胜:《十年》,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74页。
[9]萧三郎:《媒体与个人专栏作家的共生性》,我写传媒网2003年7月18日发布。
[10]孙玉胜:《十年》,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11]孙玉胜:《十年》,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12]转引自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13]田耀斌:《“杨柳青”的经验谈》,载《新闻记者》,2005年5月,第30页。
[14]此处借鉴同济大学2002级新闻专业邓静同学未发表的论文《电视新闻评论新焦点——析凤凰卫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中的一些论断,在此表示感谢。
[15]孙玉胜:《十年》,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6]沧海月明心:《忽悠是专栏作家的天职》,天涯社区,传媒江湖,2005年7月19日。
[17]小宝:《爱国者游戏》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8]〔美〕康拉德·芬克:《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19]同上书,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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