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电视舆论监督的困境

网络时代电视舆论监督的困境——以CCTV《新闻调查》为例

石力月

央视国际网站(www.cctv.com)如此介绍《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时长为45分钟,每周一期。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崇尚理性、平衡和深入的精神气质。”这档开播至今已经11年的电视栏目是中国电视舆论监督的一面旗帜,是中国电视舆论监督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因而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分析文本。

然而,任何一档栏目的发展轨迹都不可能是单一朝向的线性延伸,曲线的起落、栏目的兴衰与诸多因素相关,微观至具体运作,宏观至整个传媒环境。《新闻调查》是一档享有盛誉的栏目,过去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业务领域,尤其是对它成功之处的探讨和经验总结。但事实上,无论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目前的《新闻调查》都已不在其黄金期了,历史的地位并不能遮蔽种种问题。当然,有些是主观造成的,有些则是客观使然。本文不专门从体制本身展开分析,仅从三个层面就该栏目在网络时代的生存状况分析折射电视舆论监督的困境。

将网络作为一种竞争媒介来展开论述是通常的研究取向。但事实上,即使抛开一些体制性的因素不谈,这种研究取向也不足以解释电视舆论监督的“困境”之所在。它仅能从相对表象的层面提供一种相对孤立和静止的分析,对于媒介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后者之间的关系却是缺乏解释的。所谓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以包括网络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广泛运用为核心的,从这个层面上讲,将网络作为社会背景来观照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大众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是一种区别于常规的非二元的研究视角。同时,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困境并不仅仅由媒介间的竞争与对立造成,也可能恰恰是由融合与协同造成的。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少有论及,本文将试作一析。

网络作为社会背景

虽然对于“信息社会”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或者明确的看法,但是这并不妨碍网络应用的扩散及其愈加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范狄克(Van Dijk)认为,现代社会正处于向网络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种逐渐强化媒介网络关系的社会模式,逐渐取代或填补面对面沟通的社会网络。’社会的网络结构是与中心—边缘式的大众社会结构相对的,它包含了几个彼此重叠的、跨越横向和直向范围的传播。这样的网络能够同时担负排除与联系的功能。传统的大众媒介也呈现类似的结构,但却是包含而非排斥的。”^[1]

1994年,中国联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出现商用互联网服务,1996年拥有网民20万左右。不管怎样,“网络社会”的概念应该与网络的大规模应用相连,而网络的大规模应用则必须至少追溯至商用互联网的启用。也就是说,在1996年《新闻调查》创办之时,中国最多也不过处于迈入网络社会的初端,依然以中心—边缘式的社会结构为主,传统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仍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因此,作为深度调查类电视栏目的先驱,《新闻调查》的诞生多少有些“横空出世”的意味。另外,如诸多研究文章表明的那样,创办之初的《新闻调查》聚集了当时中国电视界最优秀的一批电视人,业务层面的精湛也就顺理成章了。

之前对于《新闻调查》的评价都有这么一条——“央视新闻改革走向纵深的一个标志”。既然与“新闻改革”相连,那么就需要追问它究竟改掉了什么？《新闻调查》以及之前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是早先中国电视荧屏上不曾出现的节目样态,然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业务层面的创新,而是直接与国家媒体的自我认知相关。它们的出现表明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国家媒体在纯粹的宣传本位之中注入了公共媒体的因素,对自身的功能与使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所谓改革,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吧。

而这样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典型的中心—边缘式结构意义重大。因为“新闻媒介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结构相一致,尤其是它反映了社会控制的体系”^[2]。(Siebert et al.,1956:1)学者吕新雨认为,“在中国,媒体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它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该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而《新闻调查》坚持的不过就是这种权力的公共性。所以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上,那就是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它的公共权力是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而一个公共权力服务于公众,这是一个社会正常运作基本和正当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媒体所应当承担的道义。”(在《新闻调查》十年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从无到有,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强势媒介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在一个中心—边缘式结构社会的显现必然带来巨大的反响,由此所爆发出的能量不断地推动着《新闻调查》的开掘。换句话说,某种程度上,《新闻调查》的辉煌恰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社会里,国家内部的需要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凝聚而成的合力所成就的。

然而,网络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分化,它所标榜的是“去中心”。当网民数量呈几何数不断膨胀,当网络无处不在,中国社会的中心—边缘式结构就渐渐地发生了变化。这与诸多社会学研究结果——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分化才愈加明显——也是基本吻合的。当然,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的变化与范狄克对西方世界的描述并不完全吻合,前者的复杂性在于原有的中心—边缘式结构并没有完全瓦解,而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结构也并没有完全建立,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另外,社会分化的同时又存在新的社会聚合,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

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整个强势群体的影响。”^[3]

首先,社会分化程度的加深对于相对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个政治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存在一个自身的考量与调适。一方面,积极推进网络的发展,特别是其商业应用；另一方面,谨慎地利用网络进行民主化实践。将网络与民主相连,是伴随着前者投入商用以来一直存在的声音。不管它是否尚待推敲,但确定无疑的是,国家从未明确否认过二者之间的联系。但是作为传统大众媒介的电视,扮演的角色与网络是有区别的。这倒不是否认电视与民主的关系,但是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的权力明确内属于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对于国家权力的维护与服从是第一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对于集中的国家权力的考验,任何对于集中权力的强势群体的挑战,都可能收紧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空间。近年来《新闻调查》的舆论监督环境并不太好,某些选题的可操作率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点。

其次,暂且不论社会分化是不是一定导致公共利益的分化,但是导致媒介观照下的某些公共利益的被遮蔽是可能的。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信息传输的成本、效率及“受众的需求”开始变得重要,信息作为商品的特性凸显。不论这种现象对或不对,好或不好,但至少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商业诉求与公共利益诉求并不总是一致的,即便它们有一致的部分。

学者吕新雨在《新闻调查》十年发展论坛上说,“中央电视台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让《新闻调查》直接暴露在赤裸裸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的,或者说没有直接让《新闻调查》暴露在赤裸裸的收视率和商业主义的利益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新闻调查》仅仅靠张洁的坚持也是坚持不住的。”笔者以为,这段话若是用来描述开办之初或者辉煌时期的《新闻调查》的生存状况可能更为贴切,现在的情形是,《新闻调查》虽然没有因收视率的原因被扼杀,它却也始终是一个悬在栏目组或者制片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任制片人张洁说:“2003年,我们开始面临一些危机,最重要的便是收视率的评价问题。2002年下半年,央视提出‘收视率末尾淘汰’,2003年初提出‘以市场为导向’。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重视收视率。以前,我们一直重视思想、理性和精神品质,很多专家甚至说《新闻调查》要蔑视收视率。但这个时候,如果还提蔑视收视率的话,无疑自寻死路。在这种压力下,《新闻调查》的选题必然要做调整。”^[4]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国家的规范形式取消了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及相关标准(如普及性),而采取市场标准,建立市场规范”^[5]。这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它等于是重新定义公共利益,把它等同于市场的完善。商业诉求的强势对于某些公共利益的诉求是一种威胁,这对于《新闻调查》的生存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由此看来,国家的内在需求与《新闻调查》的坚持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并且国家的内在需求本身也是一个多种力量不断斗争的产物。换句话说,这种内在需求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这倒不是说这一切都是由网络直接导致的,但是《新闻调查》生存环境的变化确与网络广泛的社会应用、网络时代的到来相关,因此,将网络作为社会背景来考察其发展状况是必要的。

网络作为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常见而直观的分析层面。虽说网络的出现不会取代传统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共识,但并不等于它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尤其在具体的业务操作层面,竞争显而易见。

现任制片人张洁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网络对于《新闻调查》的冲击,他说明显感觉到这样的冲击大约是在2003年左右。笔者以为,一方面可能与他那时正好走马上任有关,作为统摄全局的制片人,感觉格外强烈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那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正如火如荼。“2003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约2083万台,上网用户数约5910万,CN下注册的域名17.9万个,www站点约37.1万个,国际出口带宽9380M。”^[6]其中,上网计算机数和上网用户数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前一年上网计算机数为1254万台,上网用户数为3370万台^[7])。

而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正好也发生在2003年。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并遭殴打致死。这件事首先被《南方都市报》曝光,之后各大网络媒体积极介入,从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促使有关部门侦破此案。6月20日,国务院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虽说将事件的结果完全归功于网络不妥,有美化和夸大之嫌,但网络的力量与影响力由此得到巨大的彰显却是确凿无疑的。

现在,网络已经成为《新闻调查》一个最主要的选题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就很难有所谓的“独家新闻”了。《新闻调查》由此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弱化了自己对于“新闻源”的“发现”的特征,只能将更多的工夫转移到对于已知新闻事件的深度挖掘与解读上。而早期的《新闻调查》在“新闻源”的独家“发现”上是相对强势的,这是《新闻调查》铸就辉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这固然与所在国家电视台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相关,也与当时的媒介格局相关。当媒介格局发生变化,电视栏目选题依赖于网络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且,因为网络不受出版和播出周期限制, 24小时不断更新,很多事件尤其是突发的重大事件都最先披露于网络,当传统大众传媒进入的时候,网络上早已沸沸扬扬。比如厦门的PX项目已经成为网络的热门议题了,《新闻调查》才开始讨论要不要做这个选题。

也正因为网络不受出版和播出周期限制,所以对于某个重大特别是复杂事件的追踪就显得尤为擅长。重庆的“钉子户”事件就让制片人张洁甚为惋惜,他说真正准备进入的时候发现晚了,网络已对其追踪多时,每天都有详尽的最新进展,《新闻调查》的进入已经无法获取更多有别于网络的信息了。另外,《新闻调查》的一期节目《一只猫的非常死亡》特别能够反映网络强大的追踪性。这期节目的线索基本上都来自于网络,而节目的推进也总是围绕着网民自发的追踪调查而展开的。可以说,这就是一期由网络催生的节目,否则,这个选题恐怕难以进入《新闻调查》的视野,即便进入了也很难仅凭自身的力量去展开调查。再者,毕竟一期节目只有45分钟,一年最多只有48期节目,一般说来,《新闻调查》是很难对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事情进行长期而完整的跟踪的,这是节目时长、播出周期、传播规则所决定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节目在广度及深度上就很难与网络媲美了。

其实,最具有杀伤力的是,网民以各种形式,包括BBS、博客等手段,直接发表与新闻事件相关的言论,从而使得传受关系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呈现。这样的高参与度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场,使得“舆论监督”的意义第一次可能以其本意出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依赖传统大众媒介代为行使。“孙志刚事件”就充分体现了网络的这个特征。这对于新闻事件的发展是有直接推动力的。而电视却很难形成这样的舆论场,它对新闻事件的推动力往往是依靠其所拥有的内在于国家权力的媒体权力,而并非强大的舆论。因此,网络所形成的巨大的舆论场所波及的社会面往往更大,其所产生的强效果也更为明显。

如果说业务层面的劣势还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那么受众接受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就是《新闻调查》难以控制的了。这个问题在年轻受众的身上表现突出。网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作为一种收发信息的方式,是他们的首选。这样一来,《新闻调查》很难使之建立起收视习惯,更不要说忠诚度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节目的好坏兴衰与之并无多大关联。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说《新闻调查》类的电视舆论监督栏目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我们也呼吁公共电视的必要,但是这些到底需不需要一个社会基础？而这个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尴尬的现状是,《新闻调查》口口声声地说自己代表公共利益,可是节目收视率鲜有达到0.6的,较之辉煌时期存在明显的衰退。如果换个角度看待收视率,不说它与商业诉求的种种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能反映出受众的关心程度。节目到底要做给谁看？而他们又在哪里？

网络作为发展平台

实际上,这个层面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个层面延伸而来的。将网络作为发展平台是《新闻调查》突破困境的尝试和努力。

首先,在央视国际网站《新闻调查》的主页上有每期节目的介绍和在线观看链接,这就弥补了电视转瞬即逝的线性传播缺陷,为受众的随机收看提供平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视率所反映的数字并不能完全囊括收看节目的人群。

其次,《新闻调查》目前与新浪、搜狐、腾讯等多家新闻门户网站签有合作协议,后者于每期节目之后将完整文字版上传,并且提供评论平台,供网友各抒己见。

再次,利用博客的形式提供一个内外直接交流的平台。特别是出镜记者柴静的博客表现比较突出,截至目前600多万的点击量可见其影响力。实际上,柴静的博客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参与进来的人可以提供新闻线索,可以评论某期节目,也可以为栏目的发展建言献策。

应当说,这些举措是必要的,是《新闻调查》面对困境的积极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据制片人张洁透露,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可能考虑建立一个“新闻调查网”,鼓励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其中,甚至可以参与调查环节,利用网络壮大舆论监督的力量。同时,也可能让网民们把自己独立制作的调查作品上传,与《新闻调查》的节目放在一起供人选择观看。这听上去固然令人振奋,但笔者对此设想却存有质疑。

因为,需要明确的是,《新闻调查》开展调查的合法性来源于内在于国家权力的媒体权力,记者、编导们是因为栏目才拥有这样的权力,离开了《新闻调查》便不再具有。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调查的权力,否则将受到合法性的质疑。笔者以为,类似“新闻调查网”的构想有消解自身权力及合法性的可能,同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无法应付和掌控的情形,甚至可能出现对于新闻真实性的伤害,毕竟它并不等同于娱乐节目的参与。因此,这种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调查是一个初衷良好却欠缺实际前提的考量。

当然,因为目前这只是一个尚未付诸实践的框架式设想,所以无法对其进行细节的推敲或更多的质疑。笔者以为,如果像《一只猫的非常死亡》那样借助网络的力量并非不可,但是尽管如此,网络本身的伦理及法规问题也是复杂而不容回避的。在看到网络强大力量的同时,也应该警惕其所可能带来的其他问题。

因此,将网络作为发展平台固然是一个摆脱困境的出路,但这般融合与协同也是格外需要斟酌与考量的。

小结

按理说,既然《新闻调查》拥有内属于国家权力的媒体权力,它就最应该去做只有这种权力才能达成的事情。但是,现实的生存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一个栏目的生存与发展注定要伴随诸多尝试、探索与妥协。最该做的不一定容易达成,这需要内外合力,也需要时间。

舆论监督是大众媒介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学术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要么引介国外相关情况,要么分析国内现状、困境及出路,不管理论视角如何,但多侧重于宏观层面,微观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即便有也多是侧重业务层面,将个案放置于整个媒介环境并引入历时性的分析成果更是鲜见。笔者通过在《新闻调查》三个月的亲身观察、体验,试图对其与网络的关系进行一个多层面的梳理。个案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其本身,网络时代电视舆论监督的困境也并不仅仅是我们直观看上去的那样。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能够看到它所反映的整个传媒生态。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

[1]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03页。

[2]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29页。

[3]孙立平:《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天涯》,2004年第2期,第170页。

[4]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8页。

[5]〔加拿大〕Vincent Mosco著:《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96页。

[6]http://tech.qq.com/a/20050628/000102.htm

[7]http://tech.qq.com/a/20050628/0001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