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道德宽容”

新闻专业主义:期待“道德宽容”——以战地记者为例

姜德锋

近年来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媒介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有力地激发了我国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但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也引发了记者是坚持新闻专业报道还是履行社会道义的冲突。比如2005年5月发生的记者柳涛拍摄行人水坑翻车事件、2001年记者偷拍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以及抢拍矿难事故中家属呼天抢地的镜头等,都被人们指责为媒体记者不顾社会公德而一味追求新闻报道。

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还是履行一个公民的道义责任,即记者在突发新闻事件面前,是坚守职业角色进行冷静的采访报道,还是去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职责比如参与到事件中去,或者扭曲事实以迎合受众,这其实是新闻职业内在的一种矛盾,就如同社会上的灾难事件永远是记者追逐的好新闻一样。国外学者把这概括为“记者职业价值观与社会道德观的矛盾”^[1]。中外新闻事业史上,许多记者在此类情况下选择了自己的职业角色,他们因此留下了精彩的报道,但也由此成了新闻伦理课堂上争论不休的话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战地记者新闻专业主义特殊性的分析,为人们对新闻职业的这种内在冲突提供一个独特的认识视角,以期有助于形成支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良性生态。

何谓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它是指媒体和从业人员对新闻事业的态度和职业信念,即我们所说的新闻专业精神；同时新闻专业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新闻媒体的角色认同与制度安排。正如我国学者陆晔指出的:“新闻专业主义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社会控制模式,即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职业社区控制模式。”^[2]

一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客观性,新闻应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二是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不顾整体真实；三是独立性,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完全独立,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控制；四是自由性,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3]

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新闻专业主义。首先,新闻报道是专门的而不是业余的。如在新闻报道中运用如倒金字塔、平衡技巧、新闻与言论分离等非常识性的专门技巧,使报道真实可信,从而与道听途说乃至单方面的宣传话语划清界限、拉开距离。其次,它是独立的而非“他控”的。指媒体及从业人员根据新闻价值标准确定新闻事件的取舍,而不是根据外在力量的操控决定报道的内容和报道的立场。再次是在专门与独立的基础上,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所秉持的新闻至上、报道第一的职业信念和社会理想。

对照而言,我们发现,战地记者群体突出地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上述特点。一方面,因为他们出生入死、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战争前线的真相传达给世界,而不是坐在后方听命于军方的宣传和新闻发布。伊拉克战争中中国香港记者闾丘露薇之所以赢得世人的尊敬,正是因为她勇闯巴格达,给自己的受众展示了战争的真相。另一方面,是战地记者在传递真相服务受众中所体现出来的不顾个人安危的敬业精神。“在现代战争中,战地记者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参战双方的士兵和其他军事人员。这对于战地记者自己、对于人类的新闻事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4]以生命为代价履行自己的新闻职业使命,是战地记者每每令人肃然起敬的根本原因。

可见,战地记者是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典型范例,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坚持独立采访、探求事实真相、传递新闻信息的行为,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最有力的诠释。

新闻至上与道德底线

战地记者是突出地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群新闻人,但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新闻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新闻伦理案例,也往往与战地记者有关。

1968年2月的一天,美国著名战地记者爱迪·亚当斯正在越南西贡市的街头采访一位战俘,此时越南警官娄走了过来,当娄将手枪对准战俘的头颅时,亚当斯也正好举起了手中的相机……这幅《枪杀越共》的照片让人看到了战俘临死前极度的恐惧,也让美国人民看到了越南战争的残酷和肆意的杀戮。美国本土的反战情绪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人们认为,是《枪杀越共》和《火从天降》等一批摄影作品和电视报道促成了越战的提前结束。这两幅照片也被后人认为是20世纪影响了历史发展的两幅作品。

《火从天降》是另一位美联社战地记者黄功吾抓拍的。照片上一群越南孩子正在惊恐地逃命,前面的女孩一边跑一边甩掉被燃烧弹引燃的衣服,而孩子们的身后就是一群无动于衷的美国大兵。所幸黄功吾拍下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后,他来得及用水浇灭了女孩身上的火苗,救下了这个不幸的孩子。(《摄影师的故事》,《南方周末》2004年3月4日)但亚当斯镜头里的战俘当场死亡。看到这幅照片的人们,包括一些新闻界人士都指责亚当斯,当时不应该抓拍这一残酷的场面,而应放下相机阻止杀戮发生。第二年,这幅战地摄影作品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但是各方面的指责也越来越多,亚当斯因此陷入无休止的困惑之中,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不敢去看自己的这幅作品,并且毕生都在寻找为战争创伤赎罪的机会。

更让亚当斯痛心的是,当年的越南警官娄移民美国后开了一家小店谋生,但人们去他的店里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去看看这个著名的刽子手。这些现实折磨着亚当斯,他挖苦自己说,“两个人的生命因此而被毁掉了,而我却因此获了奖,我可真是个英雄!”^[5]

2004年9月,爱迪·亚当斯在纽约辞世,他的离去让人们再次忆起了同样因照片贾祸,并最终不堪心灵折磨而自杀的南非记者凯文·卡特。那幅获得普利策奖的《饥饿的小女孩》,是他在1993年采访苏丹战乱时偶然间拍到的。画面上挣扎着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气息奄奄的小女孩和虎视眈眈的秃鹰的对立,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非洲的苦难、战乱和饥荒。惊愕之中的人们纷纷致电凯文·卡特,询问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凯文说不出来,于是对他的声讨汹涌而来,人们都认为他首先应该去帮助那个濒于死亡的女孩。

“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凯文对朋友辩解说他非常同情非洲的灾难。但是,痛苦仍然煎熬着他。1994年7月,就在获奖后的三个月,三十多岁的凯文用汽车尾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6]

在坚持报道新闻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爱迪·亚当斯和凯文·卡特选择了新闻专业主义,他们的报道震惊了世界,甚至影响了历史,但他们自己却因此承担了无尽的道德谴责和心灵煎熬!

而同样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美国战地记者莫利·赛弗和彼特·阿内特则陷入了另一类道德困境。

1965年,美国记者莫利·赛弗因为真实地报道美军在越南纵火焚烧村庄的暴行,引起了上自总统约翰逊下到普通观众的一致指责,甚至将他视为国家的叛徒,驻越美军禁止他继续进入战区从事新闻报道。阿内特不顾美军对战时新闻的控制,揭穿了美军的虚假宣传,指出美军在伊拉克炸毁的军事基地只是一家儿童食品厂。他因此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雇,还被人指责为不爱国。

真实、客观和新闻自由等理念,一直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精髓,但在涉及本国的国家利益时,以此理念操作的战地记者又往往被指责为不爱国甚至被加上叛国的罪名,新闻专业主义在这里又遭遇了国家利益和民众情绪的困扰,记者不得不向国内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情绪妥协。“谁愿意一辈子背上一个‘叛国’或‘卖国贼’的罪名呢？即使他的国家师出无名,或者他的国家发动了一场大多数人都不支持的战争。”^[7]在这里,新闻专业主义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死结。也许只有从新闻事业的社会价值出发,人们才能给予新闻专业主义更多的理解与宽容。

新闻专业主义期盼道德宽容

事实上,西方记者之所以对新闻专业主义情有独钟,是与欧美等国的立国理念、对新闻事业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形成的新闻人的职业信念密切相关的。在美国,新闻界是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及政府并立的第四势力,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他们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为己任。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发起黑幕揭发运动,有效地扼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导致的社会问题,促进了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监管；六七十年代,越战的结束和尼克松的下台,同样是新闻界履行职责的典范,也进一步激发了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因此,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的新闻文化已经内化为记者职业意识的一部分了。而文化是会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的,这就是亚当斯、黄功吾等人在突发事件面前选择专业主义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只有进行报道才能显示记者和新闻事业存在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在面对战争、动乱等大范围的灾难时,记者个体在现场的任何努力,都比不上向世界报道真相引发关注更有意义。关于这一点,置身于战争灾难现场的人有着更真切的体会。2003年的春天,闾丘露薇在伊拉克的医院里看到了头部被弹片击伤的12岁男孩哈吉,他躺在那里几乎生不如死,闾丘希望他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并以记者的身份进行了多方周旋,但最后她终于明白,自己只有真实地向世界报道这些苦难,才可能有助于疏解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新闻记者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一点。^[8]

还应注意到,战地记者往往是为了探求真相、报道新闻而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的一群职业人。“惜力、惜命,不愿付出代价,就不会在事业上有所作为。”^[9]一生穿行于战火之中,最终触雷而亡的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多数战地记者的职业信条。战场上的流血牺牲、战争给平民带来的灾难痛苦,他们已经司空见惯。明乎此,人们也许就不会再以和平环境里的思维方式,指责战地记者为什么对生命无动于衷、见死不救,更没有理由期待他们无视自己亲历的真实历史,而去迎合别人的需要。对于他们不惜用生命为代价换取的东西,我们哪怕不愿意接受,也应该给予一份宽容。

尽管战地记者只是新闻人中的一小部分,但正如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最高形式一样,战争中记者所面临的新闻报道与人道伦理冲突也常常是最为激烈的。考察战地记者在极端状态下的选择,至少有助于人们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人心中的地位,以期让人们对此有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媒体经济上的独立和舆论监督功能的突显,媒介及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义意识得到鼓舞,但如柳涛事件一类的争论也相继出现。因此,给新闻专业主义更多宽容,也意味着支持新闻业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当今世界,每一个发生危险的角落都会随即出现新闻记者的身影,每当火灾、爆炸、疫情等事故发生时,一般人都会本能地选择逃离危险,而新闻人则会因职业敏感而不顾一切地奔赴现场去采访和报道。人们在享受着新闻界带来的益处时,无疑也应对新闻人在职业追求和社会道德之间的选择多一些宽容和理解。这正如美国人甘愿为追求新闻自由而容忍一些负面的东西一样,人们在得到的同时,也不能毫不付出。

〔姜德锋: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系副教授〕

【注释】

[1]〔美〕克里福德·克里斯蒂安等著,蔡文美等译:《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2]陆晔:《简论好新闻》,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00/32459/

[3]黄朝琴:《从新闻专业主义看西方传媒的战争报道》,http://www.cddc.net

[4]刘继南等:《国际战争中的大众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5]《普利策奖得主凯文·卡特1994年自杀身亡》, http://www.sina.com.cn,2005年5月11日。

[6]《普利策奖得主凯文·卡特1994年自杀身亡》,http://www.sina.com.cn,2005年5月11日。

[7]刘继南等:《国际战争中的大众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8]闾丘露薇:《我已出发》,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版。

[9]展江等:《正义与勇气》,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