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题报道的几种题材形式
专题报道的内容并没有特殊的指定，只要是社会上发生、受众关注、传媒有能力做的报道均可纳入其中。一般来说，新闻单位在做专题报道时常有以下几种题材:
(一)重大成就专题报道
在江苏省第十一届党代会前夕，《扬子晚报》精心推出了一组题为“富民强省这五年”的系列报道，从2006年10月30日开始启动，分富民、消费、交通、教育、居住、沿江开发、环保、医疗、社会保障、平安江苏等10个专题，在显著版位以专版形式连续刊出，截至11月8日省党代会正式开幕，共计刊出15个整版，近10万字。
这组报道由于重点从老百姓感受深刻的各个生活侧面反映近五年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突破、重要成就，内容翔实，并灵活运用了图片、表格等多种表现手段，版式庄重大气，富有冲击力，给广大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成就报道是专题报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新闻媒体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各具特色的报道思路和方法:
中央电视台提出，史诗风格——成就报道的高境界;推出精品——成就报道的生命力;宣传鼓动——成就报道的使命感;独家新闻——成就报道的新突破。为了改进电视新闻成就报道，他们认为，其一，电视的“同期声”采访应该更加真实、自然，减少人为的成分;其二，记者的现场报道不能仅仅是“表演”或“作秀”，应增强信息量;其三，一般化的“万能镜头”要避免重复使用;其四，在报道成就时要讲究辩证法，不要过于拔高，要留有余地，以免造成浮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仁们认为，在广播新闻成就报道中，要尽可能地提高报道艺术和质量。就切入点而言，务小勿大，务近勿远;就受众感觉而言，务实勿虚;就手法而言，务形象勿直白;就写作而言，务生动勿生硬。在对照中显出立意之高，在平实中凸显与众不同。尤其要注意宣传策划有新点、节目内容有亮点、制作方法有特点。策划时，立足整体策划，立足创新策划，立足效果策划;制作时，推崇立体效果，推崇冲击效果，推崇情景效果，才能使成就报道有声有色。为此，他们提出，策划——立足广播特点;采访——突出情景音响;制作——彰显声音效果。
纸质媒体一直都十分重视对重大成就的报道，在新的形势下不少报纸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如《浙江日报》提出，找准受众关心的受益点、兴趣点，“欲知”才能“喜知”;找准受众接受的“叙述”形式，“引知”才能“愿知”;找准传播效果的有效渠道，“传知”才能“广知”;《安徽日报》认为，为了正确把握成就，找准报道的着眼点和切入口，在宣传内容和报道方式上要不断改进和创新。他们提出，注重客观——强化一个“实”字;立足发展——抓住一个“新”字;比较优势——展现一个“亮”字;挖掘深度——讲求一个“引”字;形成声势——注重一个“重”字，等等。这些经验之谈是值得新闻媒体在策划成就报道时借鉴的。[5]
(二)重大事件的专题报道
重大事件的报道要关注社会各界了解全局的需要，策划要考虑报道的深度。在重大事件的报道策划中，新闻工作者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察问题。将新闻事件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从它的各个要素及其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耦合中进行研究，从新闻事件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中找出它们的本质联系，使新闻报道分析透彻，满足受众探知的欲望。
2006年，湖南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舞弊丑闻事件被爆出。6月14日至8月14日，《中国青年报》推出了一组独家高考加分系列报道。这组报道历时两个月，分6期共刊发20余篇稿件。6期报道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将报道不断向深处推进，形成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报道链。
这次报道的特点在于，主要围绕体育特长生加分问题进行爆破，其他加分项目存在的问题大多放到了综述性的文章中。其次是用事实说话。其中，举报人曾提供一条线索，说统一测试前一天中午，某中学一些参试学生将在衡阳火车站交钱给该校负责此事的体育老师，这本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细节，但记者没能亲眼“捕捉”到老师收钱的一幕，甚至连这些学生和老师都没有看到。为慎重起见，系列报道毅然放弃了这一段，不给被批评对象留下反驳的空间。再次，平衡言论。从整体上看，系列报道用了大量篇幅揭露以体育特长生为代表的高考加分项目所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引起社会对制度的实施进行思考、监督。为避免对高考加分制度全盘否定，《中国青年报》在一些报道中介绍了高考加分制度的前因后果，通过专家之口讲述了高考加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呼吁“不能一出问题就否定特长生加分制度”，并且在保留高考加分制度的前提之下提供了多种解决加分操作漏洞的建设性意见，使读者能更公正、更理性地看待加分问题。
《中国青年报》的这组报道在社会上引发相当大的反响，引发对高考加分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探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一天两次批示，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国家体育总局和湖南省教育厅对体育特长生加分政策进行了调整规范;不少媒体根据系列报道的内容做了至少一个专题;热心读者还致电报社举报新的情况，使报道更加丰富、充实。[6]
对于涉及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大事件，它的过程、历史是一家地方报纸很难“独家”和“领先”的。但是，通过版面语言、通过对大量已知信息的精心取舍来体现自己的编辑意图，特别是充分发挥评论的功能，把专题报道做大做好，这是可以的，也是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
(三)舆论监督的专题报道
舆论监督是运用新闻传媒干预社会的政治现象，它是生产力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我们今天讲的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的体现。舆论监督是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在近代报刊产生以来的三百多年时间里，舆论监督一直是力图实现民主权利的民众关注的热点，是社会调控掌权者和权利关系的重要手段。
那么，为什么近些年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有两任国家总理对加强舆论监督发表意见?为什么人民群众越来越关心传媒的舆论监督报道?为什么各传媒也越来越重视舆论监督的策划报道?这是因为，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已严重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健全机体，需要舆论监督参与社会管理之中;新闻传媒认识到自己的职责，重视加强舆论监督报道的策划;在日益进步的民主政治改革中，公民有了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他们希望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愿。
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武器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更加突出。尤其在当前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更应注重和加强舆论监督报道的策划，多出重点报道、重头稿件。
2004年3月，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就德国ACE公司董事长投诉五峰县山山人造板公司长期欠款一事作出严厉批示，把这起欠款定性为“又是一起赖账案”，责成省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对全省外商投资纠纷来一次全面清理。针对这一事件，《湖北日报》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外商的投诉比较集中地反映中方不履行承诺、不按合作章程办事，政府部门乱收费、乱罚款，少数地方和企业甚至对外商耍起“赖、骗、套”手腕，开门招商、关门“宰客”的现象严重，而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在起作用。报社要求记者抓住“政府信用”这一主题多做采访，在第一组报道推出后加以引申放大，开辟《投资环境大家谈》专栏，在全省开展广泛讨论，真正营造起“人人关心投资环境，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氛围，从舆论上引导和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实际工作的改进。[7]
舆论监督报道是专题报道中比较难的一种，其关键在于报道要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和限制，舆论单位要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报道者要处理好促进社会进步和保证社会稳定的关系，等等。
人们在长期的报道中总结出以下几点体会:一是实事求是，把握好度;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三是要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从调查工作入手时起，就要做好打官司的准备，千方百计做到自己的监督内容符合法律，有根有据。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批评性报道常常引用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的意见，来阐述报道中涉及的有关法律和政策问题，给人以一种可信感。有时还巧妙地让被批评单位的上级领导出来说话，重申有关规定，为问题的妥善处理埋下伏笔。
(四)时事形势专题报道
时事形势专题报道是对一个时期内某个地区或某个地域突然发生或表现突出的事件、事物、现象等问题的分析、研究与描述。其目的是帮助受众认清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正确地把握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程。
时事形势专题报道需要有较强的声势，采取连续报道的方法，为群众释疑解惑，增强报道的贴近性和群众性，发挥新闻的宣传效应。
时事形势发展往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全面认识形势，就不能回避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是形势发展的主流，但是却是群众较为关心或是与群众利益直接联系的问题。只有看清问题发展的方向才能在相互沟通、化解矛盾的同时，鼓舞和增强群众的信心与勇气，达到报道的目的。[8]
近几年，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转型期国家政策的改变使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产生了非常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看法，媒体同样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如在2005年7月11日到8月31日这两个月中，《解放日报》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专题报道就正是这一问题的体现。
由于整个专题涉及范围很广，大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小到企事业单位和家庭、个人，因此《解放日报》的报道必须从上到下，由点到面，营造节约主题的立体效果。在这个专题报道中，有体现国家政策向导的文章，有表明地方政府机关积极响应的文章，还有反映各行各业动员和响应的文章和站在市民利益的角度、用生活化的语言和视角指导实践的文章。
同时，《解放日报》明显地加重了评论力度。在两个月的专题报道中，评论性的文章共有12篇，约占整个专题数量的1/4。[9]
(五)服务性专题报道
服务性报道的由来与发展是传播媒介出现商业化倾向之后的产物。在西方新闻界，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的成功，为服务性报道开辟了道路。19世纪末，服务性报道开始受到重视。1892年奥克斯买进《纽约时报》后，就因为增加了若干服务性专栏，使报纸发行量大增。[10]而服务性报道的繁荣与发展，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我国在80年代末期才对服务性报道逐步重视，时至今日，各大报社、电台、电视台都加大了服务性报道的力度。由此，服务性报道的专题也应运而兴。
服务性报道是多方面的，下面主要介绍两类，一是政策服务报道，二是生活服务报道。
1.政策服务报道
一段时间里国家或地方政府都要出台一些涉及老百姓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关乎百姓的政治、经济、文化或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这些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在执行中有哪些问题，这些都是老百姓关心的，同时也是政策的发布者所关心的。而且政策的产生本身有其规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涵盖广阔地域和行业的内容，包容性强，原则性强。政策话语的行文方式无不高度浓缩和概括。也正因为这一特点，细化采访是非常有必要的，也给媒体留下了巨大的发挥空间。
如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明确各级责任、共担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分步组织实施?具体减免费用标准如何确定?如何监督?围绕这些问题，采访财政部、教育部、监察部等部委，必能发掘一连串更为具体的政策。要说明的是，在政务操作层面，有的有明文方案，有的则只有一些思路，有的还是需要克服和破解的难题。
从各媒体政策解读报道的现状看，这种扩展性特征发掘得比较充分，也已形成了一整套解读模式，一些主流媒体基本能做到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如2005年11月，公安部宣布拟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新华社国内部抓住这件对中国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改革，从多方着眼，组织了系统的解读报道，特别是同时组织了公安部、民政部负责人谈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谈农民进城是否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国土资源部负责人谈农民失地以后权益如何保障等系列的权威解读报道，是一次比较全面、成熟的报道。[11]
2.生活服务报道
政策服务报道主要是指媒体对国家在某一个或者一类问题上的相关决策进行报道。而生活服务报道，一般来说是对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报道。
服务性报道是一种具有直接可用价值的报道。在美国，服务性报道被形象地称为“菜篮子新闻”，在日本则被称为“实用记事”，这说明，服务性专题报道，必须以有效服务为基本特征。搞好服务性专题报道，要注意两点，其一是报道者的立场情感要与消费者站在一起。只有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才可能把报道做到他们心坎去。其二是事实准确，知识科学，政策有效。服务性报道必须提供准确无误的事实，在时间、地点、数字、专有名词等方面，也不能有丝毫差错;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必须运用科学的技术和知识，让受众以科学为根本去认识和辨别正误;所举政策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法规，使受众依法处事。这样才能依法搞好服务，同时也是依法保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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