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确认识会议及会议报道
要想从根本上转变会议报道的被动局面,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正确认识会议及会议报道。
所谓会议报道,简单说来,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会议报道。即会议的本身就是新闻,该会议具有整体报道的价值。这类会议一般是决定前途发展的大事、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会议,是群众盼望召开的会议。这类会议群众非常关心,所以会议召开的本身就是新闻。如党的代表大会、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某一时期事关全局的重要会议等。二是从会议中发掘新闻的会议报道。会议是会议报道的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有新闻可报道。如一些业务领导部门一般部署工作的会议有些与读者关系不大,同时又与新闻报道的任务不很吻合。这样的会议显然是不能多报道的,报道出来也只是个会议而没有新闻,使读者望而生厌生畏,更谈不上宣传效果。但是,会议本身不是新闻并不说明整个会议中就没有一点可以报道的新闻。这里的关键是看记者如何参加会议、如何看待会议、会不会从会议中发掘新闻。只要记者“身入”、“心入”,总是可以发现或大或小的新闻线索的。三是由会议引发的新闻报道。除了新闻会议和会议新闻外,我们还会发现一类新闻,其发生地点虽然已不在会议上了,但是引发记者去采访报道的由头却是会议。这就是由会议引发的新闻。这类新闻的特点是,它虽然发生在会议上,却与会议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但又确确实实是新闻,而且往往是比较生动活泼、可读性强的新闻。抓住这类新闻,往往就能抓住“活鱼”。当记者的,有了这种新闻视角,就会发现许多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新闻发布源。在会议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新闻线索,虽然这些线索并不是会议的主题,但是只要记者有心,便可以了解到一些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背景材料以及典型人物等多项内容,沿着这些线索深挖下去,就很有可能找到新闻价值大、信息含金量高的新闻,从而写出高质量的新闻稿来。另外,还可以就此对会议进行追踪,对会上制订、布置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的落实、贯彻情况进行追踪报道等。
一般认为,会议报道是一种枯燥的、程式化的东西,以至于部门主任在编前会上报选题时,如果本部门会议消息太多,都不好意思向总编辑交待。实际上,会议应该成为都市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对象。为什么这样说呢?前文提到,会议就是许多人聚在一起议论问题、讨论工作、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参加会议的人来自方方面面,有着不同的背景,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只要不是形式主义的,会议对我们记者来说,都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新闻富矿。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各方面的情况和动态,这种能够大量发现新闻的机会,特别是大型的、高级别的会议(如联合国会议、APEC会议、财富论坛和中国每年的“两会”),参会的许多人都是万众瞩目的人物,平日里难得一见,如政府官员、企业家、理论家、艺术家,都是明星,他们的即席讲话或阐述一个观点,都可能构成新闻。可以说,这样的会议是重要信息的集散地,是新闻的“富矿”。聪明的记者喜欢开会,并且能够在会议中发现线索,深入其中把握和感应会议主题的脉搏,尽力使思维对每一个信息保持积极的反应,张开创新的触角,抓住全球关注、国家重视、百姓关心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策划,使会议报道以轻松客观的面孔面向广大受众。
所以,重大会议报道也是我国新闻界每年必须投入重兵完成的重要任务,搞好这些报道常常对舆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一般性的报道好比是一颗颗闪光的珍珠,而重大会议报道则像一根金链,可以把分散的珍珠串成令人眼花缭乱的瑰宝。”[3]可见,真正有远见的传媒,往往会在重大会议报道时派出精兵强将,拿出最重要的版面,进行最精细的策划,集中突出地进行全面宣传,充分调动起读者对这一“新闻盛宴”的胃口。这既是媒体自身的要求,也是媒体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强化优势地位的需要。果能如此,何愁“富矿”挖不出足金?何需担心会议报道吸引不了读者的青睐?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来,会议报道存在的弊端已越来越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关于要求改革会议报道的呼声越来越高,市场经济的巨浪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冲击着会议新闻这块积病已久的“顽石”,新闻单位的外部环境也有了一些松动。从近两年的会议报道不难看出,许多报纸在会议报道的形式、内容、视角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现在,已有不少地方的领导人、不少领导机关已经带头作出表率,减少对自己主持会议的报道要求,出台减少会议报道的有关规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006年年底,重庆市出台了一份文件,在全国首开先例。文件要求,《重庆日报》一版、重庆广电总台、广播电视主要新闻栏目对基层的报道不低于各自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市委书记、市长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重庆日报》二版刊发消息,字数不超过1 000字;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长度原则上不超过3分钟。用重庆市委书记的话说就是“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文摘报在刊发此文时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说:到二版找我吧》。[4]
对于长期被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山会海束缚手脚的新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所以报纸将它搬上了头条。其实,这样的新闻近20年来也不时可以读到。不说地方常有这样的文件,常有这样“开明”领导人的讲话,就是中央也发过精简会议报道和减少领导人报道的文件,但结果呢,还是大家不满意或不太满意看到的现状。有的地方也可能执行过一阵子,但领导人换了,也就面貌依旧。过不了多久,可能又会有某位领导出面或发文,再强调一遍,结果仍然是在原地画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症结在哪儿,我们该从这些反反复复的“新闻”中变得明白一点,从问题的本源上找一点原因才是。
这些讲话和文件都是一些领导着新闻人和管理着新闻人的领导和部门说出的、制定的。他们的本意或许是好的,但是,他们是否真正地按新闻规律办事,我看要打一个问号。这些讲话或文件都是行政命令,下边自然要执行。不说执行时是否变样和打折扣,就说按此办理就符合新闻规律了么?我看未必。什么是新闻,什么新闻的价值更大,谁更懂得多一些、好一些呢,我看还应是新闻媒体的新闻人,包括他们的老总和编辑记者们。到二版去找书记市长,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了么?我看未必。
让基层的事、群众的事都上了一版或多上了一版,就是好事了么?我看也未必。基层相对于上级总是多数,群众相对于领导也总是多数。将这些多数的多数都上一版,我看再加多少个一版也是不够用的。即便够用了(那是不可能的),有多少人愿意看这些大家平时都能看到的大体相同的上班、下班、读书、写字、吃饭、睡觉、逛商店、聊大天等一些琐事呢?我看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不是新闻)。所以,不是领导人上了二版,群众上了一版,问题就解决了,就是心贴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表现。
如何协调一版和二版的关系,如何协调上级与基层的关系,如何协调领导人与群众的关系,不是靠开明领导人的讲话,也不是靠发多少文件能解决问题的。靠什么呢,放心让媒体的老总和编辑记者们自己去想办法,让媒体在健全的市场竞争中比拼,好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自然会大量涌现的。至于是领导人上一版,还是基层群众上一版,让懂得新闻的人去权衡、去比较、去推敲,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他们会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报道艺术,受众会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传播技巧,市场是最好的评判家。政府干什么呢,为他们提供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制定相应的新闻报道法规,干得好的嘉奖,干得不好的甚至坏的批评帮助以至注销,罚出新闻界。
有了这样“开明”的文件和讲话总是好事;但愿这样的文件少一点,这样的讲话少一点。[5]
为了搞好会议报道,新闻媒体不可忽视两方面的工作:其一,在接到会议通知后,要事先派出记者做好会议前期的调查工作,以决定是否有必要报道这次会议。其二,当确知会议的重要性后,要详细摸清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会议重点,以及将出台什么新的政策?新政策的出台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哪些影响?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有何等关联?只有当我们的媒体吃透了会议的精神后,才能找出会议的亮点,写出令人民群众关注的好新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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