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责任意识

一、提高责任意识

所谓责任意识，就是记者的报道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对整个社会负责。而对社会负责就是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负责，对代表最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党和政府负责。新闻工作者是传播思想和信息的特殊人群，他们所从事的传播工作，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以，他们应该是人类社会基本道德的维护者和监督者，应该具有献身维护人类社会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感。他们应该不盲从社会潮流，不迎合低级趣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高尚的品质、独立的精神和正确的思想使社会公众受益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他们深入生活、体察生活，但决不沉溺于生活，而是永远保持着超越于生活之上的理念和思索。他们不会贪图享乐，新闻岗位决非他们谋一己私利之“近水楼台”，而是一股挟其行万里路、吃万般苦、不得“真经”不罢休的神圣力量使他们从生活中吸取营养而又加倍地报偿社会。新闻工作将成为一个守望与捍卫人民利益的神圣岗位。

纵观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报道，大都是策划者没有坚守或一开始就失去了社会责任意识所致。从“注水西瓜”到“香蕉致癌”，从“茶水发炎”到“纸箱馅包子”，越来越将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到新闻工作者的面前:我们的一切报道，我们的一切策划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却在很多新闻媒体老总和工作人员身上屡次重犯，说到底，还是对新闻工作职责认识得不清楚。2007年3月，在报道兰州女孩杨丽娟事件中，可以说是媒体责任意识丧失的一次集中表现。

我们的一切报道都是为大众服务的，不允许有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虽然也有媒体在报道后说自己是为了“公共利益”，但这决不能只由新闻工作者说了算，而是由全社会来监督、来评价。当今社会缤纷多彩也变幻莫测，很吸引人也有时使人很无奈。媒介的社会责任要求记者摆正自己的位置，承担起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同时又不滥用手中的权力。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努力避免我们的报道策划在道德层面上产生负面效应。

(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特殊的活动方式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到底如何看待这一社会角色呢?笔者认为新闻工作者作为搜集与报道新闻信息的社会活动家，其实质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因此，在新闻策划的过程中也必须遵循这一根本宗旨。

2007年，以山西省洪洞县曹生村黑砖窑为核心的“奴工”丑闻能够被彻底揭露，引发中央政府高度关注，从而拉开彻底清查序幕，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及记者付振中的作用无疑最大。这一“黑砖窑事件”，无疑是2007年最让国人震惊的黑色新闻。

正是这个39岁的记者，从5月9日开始，一个月内三赴山西，和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辗转山西各地黑砖窑寻找孩子，那些被摄像机偷录下的场景在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播出后，令所有观众怒不可遏。后来在网络、电视、报纸上出现的所有黑砖窑的影像，几乎都是以付振中偷偷拍下的黑砖窑为蓝本，他镜头里的那些人间地狱般的工人工作场景是此事能够激起舆论强烈反响的最重要的导火索。^[2]

这个事件最早的线索是五名丢失孩子的家长向河南电视台发出的紧急求助。之前这几位家长已经苦苦寻找了很长的时间，结果是帮别人找回了四五十个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杳无音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这些家长选择了向都市频道求助。记者刚开始介入采访报道的目的，是本着电视台一直秉承的人文关怀精神，去帮助这些丢失孩子的家长寻找孩子，让那些可能遭遇生命危险的孩子回到安全的地方，回到父母身边。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把被困在黑窑场的孩子解救出来。

顺着家长提供的线索一步步深入采访，他们很快意识到，这远远不是五个孩子、五名家长的问题，还有很多“黑窑工”的合法权益甚至人身安全正遭受着严重的威胁。问题之严重，涉及面之广，已经严重超出了他们最初的想象。怎样帮助这样一个群体，怎么来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难题，一下子摆在了他们面前。

首期《罪恶的“黑人”之路》播出后的反响印证了他们的判断，一批又一批的寻子家长涌向频道寻求帮助。怎么办?台领导和记者们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不计代价，参与解救!电视台一方面迅速派出记者陪同家长们深入黑窑场去寻访，一方面紧急向河南省委、省政府报告他们掌握到的情况。他们很清楚，这么重大的案情，仅仅依靠我们一个地方媒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解决最终要依靠党和政府。一线记者的后续报道引起了更大的反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情况反映得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极大的重视。省政府秘书长当场批转我们的报告，出差在外的秦玉海副省长迅速责令省公安厅向公安部紧急报告，随后就有了全国众多媒体的跟进报道，并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密切关注，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纷纷作了重要批示。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黑窑场大规模非法用工强制劳动案件终于大白天下。^[3]

(二)追求新闻最大值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交替必然会带来人们思想和价值观的变化，利益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近些年来，国内的新闻媒体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纷纷拉开改革的大旗，把追求新闻的最大值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并将其视为媒体的生命线。当然，这一举措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因为没有新闻的最大值，就没有阅读率或收视率，也就必然会影响到媒体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在高阅读率或高收视率的刺激下，一些新闻工作者认为市场经济下就得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却忽视了市场经济客观上是要求把追求自身利益与对方的利益结合起来。而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作为联系群众的纽带，在新闻策划过程中，任何人在实现自身价值时都不能忘记追求新闻最大值不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否则，最终的苦果只有自己吞。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认为，记者在精神上应当念念于职业的神圣，一管笔除了服务于国家、人民的公共利益之外，不容曲用。

2007年初，某电视台播出了一则《路不拾遗，能做到吗?》的新闻。新闻中，记者通过假扮“某行人”故意掉钱的手法，设下“陷阱”，对13名路人随机进行“公德测试”。记者还对一些“公德测试”不及格的人(即捡到钱拿走的人)进行了紧逼式采访。在采访对象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况下，记者们先是通过隐蔽拍摄和诱导的方式，继而利用媒体的强势地位进行采访，最后还通过电视媒体公开报道，且未加任何处理地进行真实展示。这种做法，无疑超越了媒体伦理道德的底线，是对被访者的精神伤害和名誉权侵害，甚至可能招致法律纠纷。浙江省广电局“视听动态”认为这组策划有违媒体伦理道德，有违公共利益，专文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4]

(三)新闻策划要体现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一种文化角度上对人的观照，对人的生存状况及历史境遇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及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等是其核心。而从受众的心理角度来说，人文关怀是现代受众的深层次需要。美国报道学者施拉姆认为，受众收看、收视新闻“是为了获得新闻所提供的或早或迟的补偿”，这种补偿分为即时性补偿和延时性补偿。前者主要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和好奇心理，而后者是一些关系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受众来讲，后者对其心理的作用更持久、体验更深刻，更显得弥足珍贵。

现代文明丰富了受众的视野，提升了受众的文化品味和境界，与此同时，社会的变革、生活节奏的加快及竞争的加剧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紧张、焦虑与压抑，与之相应的是“受众本位”观念的崛起，受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媒体所提供的满足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服务信息，而是希望我们的媒体从受众的长远需求、长远利益出发，拓展信息文化的人文内涵，关心人类心智的成长，注重人的价值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当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不同文化形态发生碰撞和递变的时候，处于彷徨、困惑境遇中的受众渴望从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中找回迷失的自我，他们希冀于媒体引导舆论，建构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使“人”真正成为社会和命运的主宰。

新闻报道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文化报道方式，始终处在社会文化最敏感的部位，对社会文化的变迁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它并不停留在简单地见证、记录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层面，而是要实现缔造人类精神文化的根本任务，正因为如此，媒体的见证和记录不可避免地需要体现这个时代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认同，媒体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个时代进步精神的弘扬者和积淀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报道活动与人文精神相契合，同样要受到人文精神的制约，从文化的角度肯定人的主体性、人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是新闻报道的“魂”。因此，在新闻策划的过程中，新闻策划人应该注重体现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

作为群团组织机关报，《山西工人报》的服务对象和读者是广大的职工群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许多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尤其是作为工人阶级中的新生力量——农民工的权益更需要维护与关注。于是，针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欠薪事件，面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讨薪无门、权益受到严重侵犯的状况，报社编委会按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会工作方针，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为宗旨，以关注弱势群体为出发点，立足现实，对各方面的线索进行有机整合，并选择在春节前这个农民工急需拿钱回家过年的时机，在2001年年底率先在全国新闻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为农民工讨工钱”战役，在报纸上登出了讨薪热线，责成专人接听;组织所有记者，兵分三路，走企业，访工地，进饭店，入工棚，为农民工讨工钱，当年就打出了《山西工人报》的声势，来报社和来电反映情况的农民工络绎不绝，社会各界有写信称赞的，有打电话肯定的，短短十多天时间，就为打工者讨回工钱近四百万元。此后四年，“为打工者讨工钱”战役年年开展，已成为《山西工人报》乃至工会系统的一大品牌。2003年，温总理为重庆农妇熊德明讨工钱，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清欠风暴，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种形势下，《山西工人报》的第五年讨薪行动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该如何行动?山西工人报社编委会经研究认为，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要求解决农民工的欠薪问题，那么，对中央的政策各地到底落实得如何?是否存在着落实中的不落实?上报的清欠数字中是否有虚假现象?这就需要监督，而媒体的责任就是监督。在第五年的讨薪行动中，《山西工人报》共为农民工讨回工钱四百多万元，又一次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西晚报》、山西电视台也加入到此次讨薪联合行动中，使影响更加广泛。

在这一新闻策划活动中，替普通百姓说话、反映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倾听广大群众的心声，是策划者一以贯之的思想和思路，也是人文关怀在新闻策划中的具体表现。它加大了新闻报道的力度和广度，也凸显了新闻策划的特点。^[5]